阎锡山早期编村制度评析

本文对阎锡山在山西统治期间 ,在农村实施编村的早期 (1 91 7— 1 92 7年 )情况 ,从“整顿村制”和“改进村政”两个方面进行了疏理 ,并对这一制度做出了评价。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山西农村起到了一些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也反映了一定的合理性 ,但从根本上来说 ,它是为维护阎锡山的统治服务的 ,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到 1 92 7年以后 ,其反动性的一面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 ,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     

村民自办还是政府官办?--与孟令梅先生商榷

《晋阳学刊》２００１年第五期登载了孟令梅先生《民国初期山西村治述评》一文，该文称阎锡山实行“村本政治”时期为村民自办村政时期，而就我目前掌握的资料和社会调查来看，阎锡山实行的“村本政治”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村民自办，而是十足的政府官办。阎锡山在实行“用民政治”的过程中，深感他的“六政三事”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再加上明显地觉察到了民主力量对其军阀统治的威胁，于是提出了“把政治放在民间”的思路，由“用民政治”转向了“村本政治”，目的在于加密行政统治网，加快“用民政治”的实现。按阎锡山的解释，“村本政治…     

论阎锡山统治下的村治腐败与权力失衡

阎锡山通过村治实现了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控制,为其军阀统治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较雄厚的物资。但是,阎锡山村治思想内在逻辑的矛盾,必然会使军阀政府的官僚机构进入不断膨胀的恶性循环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官僚腐败和权力失衡,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山西村治效果的有限,即使连阎锡山所设想的狭隘利益也很难实现。     

民国初期山西村治述评

为了改变山西农村普遍衰败的现实 ,加强对基层农村的控制 ,阎锡山极力寻求一种治理农村的新模式———村本政治 ,也即村治。但是有限的经历及其视野的限制 ,使阎锡山找到的村治模式只是一种中西结合的“混合物”。山西村治的实行 ,虽然从客观上强化了行政组织 ,维护了社会稳定 ,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 ,但其政权的军阀专制性质不可能造就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乡村民主政治。     

创设村民会议常设监督机构论——以打破村委会对村民会议召集权的垄断为视角

现行村民自治制度赋予村委会召集村民会议的垄断权,给予村委会控制村民会议功能以制度支持,构成了村委会对村民会议反制约的非法治化模式。这使村委会在实践中以不召集村民会议的违法方式排除村民会议对其制约与监督成为事实上的可能。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创建村民会议常设监督机构,由其行使村民会议召集权和村民会议日常功能,建构村民会议对村委会权力有效制约与监督的法治化模式。     

"组合竞选制"的实践与理论--村委会民主选举模式的重大创新

文章认为,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既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产物,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体制保障.目前,全国各地在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主要有平行选举、职次选举、叠加选举、累计选举四种选举方式,从选举制度本身来看,均重视了候选人个体素质的选择,体现了传统"选贤举能"的政治理念.其共同的缺点是忽视了发挥整体功能的重要性.笔者对村民自治选举制度进行了10余年的探索和实验,积累和创造了"组合竞选制"的选举模式.所谓"组合竞选制"就是首先由村民自由推选村民委员会主任候选人,然后由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自由提名他的竞选组合班子人选,并通过村民投票,由村民挑选社区领导人.文章对"组合竞选制"的现实依据、特征与优点、试验和发展、以及国内外理论界的关注作了阐述.并相信"组合竞选制"必将成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民主选举的最佳选择和不二模式.     

新视角下的村民自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试行了近十年之后,于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４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进入了实质性运行的法制化轨道。村民自治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它的意义不亚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中国农村带来的深刻变革,将引发我国一系列制度变迁,规定着中国未来发展的轨迹。一、村民自治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村民委员会取得独立法人地位不只是一个法律程序问题,而是在中国农村社会变化中应运而生的一种制度创新,为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自１９５８年创立到…     

"组合竞选"的四层面改造

近年来,全国各地在推行村民自治制度的过程中,都对村委会的选举制度进行了大胆创新和改革,积累和创造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如辛秋水研究员从1989年1月17日开始在安徽省岳西县腾云村采取的“组合竞选制”,得到安徽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深受贫困地区农民的欢迎,对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具有积极意义。本刊选取几篇有关“组合竞选制”的文章,以期引起对这一选举方式的深入探讨,促进村民自治制度进一步完善和成熟。     

完善村民自治亟须构建保障群众参与权常设机制——青县“村代会常任制”与中牟县“家庭联户代表制”比较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推行20多年来,在实践中存在着村民决策参与机制虚置等问题,实践中许多地方进行了相应制度的创新,文章对河北青县"村代会常任制"和河南中牟县"家庭联户代表制"的制度创新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这两种模式是被证明行之有效、深受农民群众欢迎的做法,他们建立了能够经常性反映村民意愿、传递政府意图的常设机制,让"村民会议"这一决策参与方式更具可操作性,对于切实保障广大村民的自治权利,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威在基层政治中的变动趋向——以晋西北乡村为例

20世纪 2 0— 30年代的晋西北乡村社会基层政治变动的突出特征是士绅向“权绅”的转变。这一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阎锡山军阀政府自上而下发起并实施的“村制”。“权绅”在基层政治中 ,由于服务方向转向赋予其“权力资本”的上级政府 ,与乡村社会联系纽带弱化 ,但并未成为阎氏政府在乡村社会中完全意义上的合格代理 ,而是在基层政治的运作中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权绅”实质上蜕变为只代表本阶层利益的、独立于国家与社会之外的“权力精英”,成为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制度之痼。     

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学思考

本文认为 ,村民自治既不是村民个人自治 ,也不是村民委员会自治 ,而是作为自治主体的全体村民的自治。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可以将自治制度作为宪法的独立章节予以明确规定。在全体村民组成的自治共同体内部 ,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体的最高权力机关 ,村民委员会只是村民自治体的执行机关 ,不能将其称为“自治组织”。村民自治体应当拥有自治权 ,具有法人资格。根据法人形态法定原则 ,村民自治体可以归类为自治法人     

中国村民自治法制建设平议

本文指出，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和推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基础性权力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在１０年的实践过程中，农民群众积极进行制度创新，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现行村民自治的法律框架有力地推动了农村自治的发展，然而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文章依据大量资料，围绕着村委会选举、村民代表会议、村务公开等重要制度，论述了村民自治法制建设的现状、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及其配套法规的具体意见。作者认为，加快改进村民自治立法工作的进程，将为实现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打下良好基础     

阎锡山研究综述--以政治思想为主线

本综述收集了近 2 0年来对阎锡山的研究 ,包括大陆、台湾、海外研究者的观点。总的看来 ,目前对阎锡山 ,尤其是其政治思想与行为的研究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阎锡山政治思想的形成 ,二是建设山西过程中的阎锡山 ,三是晚年的阎锡山。基本包括了对阎锡山一生所作所为的研究。不过 ,在这些研究中 ,笔者认为还有值得进一步拓展的领域。     

我国村民自治缘起的政治生态分析

我国村民自治缘起有其政治生态环境,从我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情况可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为村民自治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环境;壮族乡村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孕育出的都老制自治传统,是村民自治出现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村民自治兴起的政治生态因素表明了今后村民自治持续发展应努力的方向:积极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培养农民的民主自治意识,并且努力实现其现代转换.     

论阎锡山在察哈尔抗战期间的政治态度

在抗日同盟军筹组之先冯玉祥曾派专人与阎锡山取得过联络,阎锡山对此是有一定支持的。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后,阎锡山收集各方信息,认为冯玉祥没有好的办法,虽然表示同情,但基本上采取了观望态度。为避免抗日同盟军势力蔓延至晋绥两省,阎锡山对其还有相当的破坏活动。在中央方面,蒋介石希望阎锡山能够担任察绥军事指挥之责,以减少冯玉祥势力的扩大,但却被阎锡山所拒绝。何应钦曾命令傅作义部攻击抗日同盟军,阎锡山向傅作义有所暗示,拒绝了何应钦的命令。后来察省问题的解决许多调解人都宣告失败,蒋、何遂把希望寄托在阎锡山身上。对于阎锡山的中立观变态度,蒋介石和冯玉祥双方都对其不满。但晋系势力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失,可谓保存了自己,也维护了华北地区的安宁。     

壮族传统都老制的村民民主自治特征

历史上的壮族农村地区曾普遍存在着一种社区自治制度--都老制.都老制以民主选举、民主立"法"、民主议事以及民主监督等为自治的核心内容,充分地体现其民主本质,是一种具有民主特征的乡村社区自治制度.民主不是舶来品,在壮族传统都老制的村民自治,"原生态"的民主,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壮族乡村的土壤里.     

阎锡山的限共政策

阎锡山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采取了复杂而又矛盾的政策。其中的一个方面,便是所谓“限共”。 1938年初,阎锡山逃到山西吉县。这时,山西大部分为日军占领。不久,临汾失陷。阎锡山看到自己的武装力量大为消弱,而我党所领导的军队,却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阎锡山看来,共产党比日本更可怕,便急速走回头路,实行政治限共策略。 1938年2月16日,阎锡山打着“为了集中力量,加强本战区的动员工作”的旗号,在临汾西南的温泉村召开军政民高干会议,即所谓“第二战区抗战工作检讨会”。会上,阎策动到会的一百○八人,仿效梁山好汉一百○八将,发动成立政党性的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简称“同志会”),企图统一领导二战区     

关于村民会议几个问题的法律探讨

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是否有权参加或列席村民会议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实际生活中,应当允许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全程参加村民会议,当村民会议所议事项仅仅有关村民经济利益的分配和调节之时,应当允许其发表意见和参与表决。合法有效的村委会选举大会与合法有效的村民会议不是一回事情,选举村委会不一定要召开村民会议,补选村委会成员也是如此,因此不应当把选举村委会和补选村委会成员列为村民会议的职权。村民会议是否应当召开和应当如何召开,取决于村民而不是村委会,在村委会不依法行事和尊重多数村民意愿的情况下,村民应当可以自行召开村民会议并确定会议的议题和议程。     

"老板村官"监督制约机制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调研发现,在针对"老板村官"的监督制约机制建设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有: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一些缺陷削弱了其对"老板村官"的监督制约效果;普遍存在的程序犯错降低了各类监督制约机制的应有制度绩效;农村党组织的党内民主监督明显弱于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监督;对"老板村官"思想道德状况的监督明显弱于对其有形发展业绩的监督;对"老板村官"非法间接获利的监督,总体弱于对他们在农村社区内部直接获利的民主监督。必须加强各项制度建设,健全和改进对"老板村官"的监督制约机制。     

村民自治制度创新探讨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对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村民自治制度面临诸多挑战,已不能很好地适应村民自治实践发展的需要,急需进行制度创新。本文在分析了村民自治的本质及其自利性、非强制性、直接性和发展性等特点的基础上,从村民自治的立法、决策规则、组织结构以及救济途径四个方面,对我国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创新进行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