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孝”与墨家思想

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孝观念与墨家思想有较大区别 ,但二者不是没有联系的 ,儒墨均倡孝道 ,墨家更重“孝”的民主性 ,另外 ,《孝经》中的一些思想与墨家思想也多有相似之处。     

《孝经》作者曾参考

《孝经》是儒家学派阐述其孝道思想的一部经典文献,它所宣扬的孝道思想,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具有明显的进步性。本文认为《孝经》的作者为曾参说较为合适。     

论《孝经》孝道思想的理论构建源于《周易》

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孝经》,不仅是对先秦儒家孝文化的总结和升华,而且具有儒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深厚基础。这个基础主要来源于《周易》。《周易》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上下尊卑的伦理思想和民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共同构成了《孝经》孝道思想的理论框架。     

对《孝经》诉求儒家理想道德人格之考量——基于儒家理想道德人格视角剖析《孝经》的当代价值

作为论述孝道的典范之作的《孝经》,是儒家学派的扛鼎力作,其蕴含的义理亦体现为追求儒家理想道德人格范型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知＂＂情＂＂意＂和＂行＂四个方面。其内容分别是：道德认知——《孝经》中的＂孝为德本＂;道德情感——《孝经》中的＂敬亲博爱＂;道德意志——《孝经》的中＂扬名显亲＂;道德行为——《孝经》中的＂不骄、不乱、不争＂。     

从《孝经》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孝

孝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之一,提起孝道就必须涉及到《孝经》。对此经研究的人很多,在不同的时期都为中国孝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孝的进一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从《孝经》的历史及构成、什么是孝和不孝、孝的广延性和层次性、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四方面分析理解孝的内涵和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年轻一代对孝的全面理解,并且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更好的运用中国的孝道,关爱他人,促进社会的和谐。     

论汉代《孝经》学的发展

汉代《孝经》学获得较大的发展,体现在对《孝经》的注解、传授、引用和神化等方面。在汉代学术史中,《孝经》的地位虽不如五经凸显,但其传播面之广和在汉代社会中的影响,则超过五经。在《孝经》学史中,汉代是《孝经》学的初步发展时期。     

论儒家"孝治"司法实践中"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后,儒家孝道伦理便逐渐演化成为一系列"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其中,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各种不孝行为,采用司法手段严惩不孝犯罪,是"孝治"施政的重要方面.由于"孝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施政手段,因此,儒家"孝治"原则付诸历代封建王朝的司法实践,往往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的结果,通常是"法"屈从于"孝",封建法律原则或司法理性被儒家孝道伦理所扭曲,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见现象.     

先秦儒家孝道对当今构建和谐家庭的启示

＂孝＂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它倡导的奉养敬亲、善事不违,继承遗志、立身创业,＂葬之以礼＂、追思祖德是家庭和美的润滑剂,是社会和谐的粘合剂。但由于社会转型、家庭结构变化、孝道教育缺位等原因,致使现代家庭出现不养、不敬等现象。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要批判继承传统孝道,大力弘扬孝文化,营造敬老爱老、尊老养老的良好社会风气;积极完善学校道德教育,树立正确的孝道观念;强化家庭孝美德,建立和谐的长幼有序的家庭关系;健全法律制度,确保老人的合法权益。     

试论先秦儒家孝道思想与我国当前的和谐家庭建设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是中华传统伦理的核心观念和主要特征,其内容包括孝养、孝敬、孝顺、孝思、孝丧和孝祭,其中有对社会生活的安定和谐、家庭生活的稳定幸福的积极作用,也有要求对父母“无违”、与封建忠君思想结合等糟粕内容,故应批判地继承。针对当前我国和谐家庭建设中存在的“代沟”问题加剧,情感危机导致的婚变致使家庭道德被破坏等问题,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孝道。新型孝道是回归亲子伦理本位的、建立在全体家庭成员平等基础之上的、用以调节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它有助于解决家庭养老问题,有利于代际和谐和社会安定。我们可以通过教育普及、法律约束、政府保障和道德提倡等途径去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新型孝道。     

试论宋代民间孝行规范

宋代民间孝道相关记载所见事例表明,家庭内部对于子女孝行期待与规范总体包括态度上的恭敬和行为上的爱护。对于孝与不孝之界定,最根本的是子女面对年老体迈的父母长辈,其行为和态度处理是否得当。法律与道德是规范孝行的两个方面,因法律规范孝行遇到血脉亲情与惩处力度缺乏合理性的双重阻力,具体实施过程中收效有限,实际上成为一种颇具震慑性作用的条文。在民间真正对孝行起到规范作用的是伦理道德,法律仅仅是一种辅助性手段而已。     

试论近代中国的非孝与拥孝

孝道曾被视作天经地义。然而到了近代,特别是甲午战后,孝道开始受到人们的非议。非孝者并非反对子女对父母的敬爱,而是认为传统孝道主恩,使子女丧失独立人格;孝道造成了中国家族本位,不利于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孝道中的亲亲原则,不利于建立法治国家;孝道中的移忠作孝,成为帝王专制主义的基础。他们主张父母子女的关系应该建立在爱与平等的基础上,父慈子孝应该是对应的。而拥孝者则认为孝道是道德的本源与起点,孝道的根本精神在于珍重生命,激发人们爱与感恩的情感。父慈子孝是道德义务,而非对应的权利。正因如此,就不应该因为传统孝道中的一些偏颇,或被帝王利用,就根本否定孝道。     

从《二年律令》论汉代"孝亲"的法律化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亲”在今天看来主要属于家庭伦理道德范畴,但在汉代更属于国家政治和法律问题。汉代对孝的特殊重视有其特殊的原因,即“五德终始”学说的影响。在汉代不孝被认为是十分严重的犯罪行为,对不孝之人的惩处也非常严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提供了这种处罚不孝的原始法律条文。     

论孔子的孝道思想及其转化和发展

孔子对孝作了两个方面的解读:一是以礼解孝,一是以仁解孝。孔子前期主要继承三代之礼,主张以礼解孝,由于礼体现为制度性规范,以礼解孝,则孝极易沦为外在形式,因此孔子后期则着眼于以内在仁爱之情解孝,为孝礼奠定了深厚和坚实的伦理情感基础。以仁解孝,更能够反映和契合孔子原创性的仁的思想。他引仁入礼,以仁释礼,以仁解孝,孝道思想实现了从外在向内在的转变,其内涵较以往更加充实和丰富,这是孔子对孝道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然而,孔子同时又兼顾两者,并不偏废,只是有所侧重。以礼解孝和以仁解孝既各自独立又融为一体,成为孝道思想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     

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孝道伦理

孝道伦理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社会生活的文化精髓,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老龄化社会压缩了孝道伦理的生存空间;同时,孝道伦理与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式微加剧了老龄化社会带来的社会风险。解决老龄化社会的诸多问题,要重新重视传统孝道伦理的作用,倡导幸福老龄社会。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孝悌之风

《世说新语》在编撰时于儒家宣扬的众多德行中,对孝行是相当重视的.魏晋之际的孝悌之风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即“至”“纯”之孝;”“色养之孝”;“生孝”、“死孝”与“灭性之孝”;“心丧”与“试守孝子”;维护家讳之孝.     

孝结构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以《大学》、《中庸》为中心的文化阐释

孝文化的最基本意义在于孝顺父母尊敬亲长,这构成以孝为本的理法规范要求。对父母"孝"的情感的扩充和延展,形成儒家传统中的祭祀祖先的"家——国"集体无意识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孝道始终都被看作儒家仁爱伦理的底线。孝伦理往往表征出东方人伦所止的身份意识和行为规范。儒家文化中的孝心理不是仅仅止于孝敬,而是强调这是一个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程序,一个逐渐放大的人伦心理结构完美的进程,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孝政治成为君子齐家治国的基本前提。     

中国孝道文化的历史追寻

孝道文化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之一.孝道文化经历了萌芽、发展、形成、成熟、变革的历史演进过程.     

略论孔子仁学的孝道观

在孔子的仁学体系中,仁是本体,孝是功用,行仁要从行孝开始。孔子主张对父母的“孝”要以“敬”为核心,“敬”的具体表现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在父子关系上,强调“父子相隐”,“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孝”向外推扩就可以“移孝为忠”,“孝治天下”,达到大同社会。     

儒家孝论的发生及其变异

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 ,一种文本一经问世 ,文本作者就已丧失对它的阐释权。注重自然亲情、追求人格独立与平等的原生儒家孝论 ,自秦汉以降便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愚忠与愚孝一同诞生 ,强调子女对父母尊长绝对无条件的顺从是秦汉之后孝论最大的特点。愚孝风气的产生 ,与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此 ,如何创造性地回归原生儒家孝论将是关系到儒家孝文化能否真正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