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流行语与文化话语权变迁研究

社会流行语作为文化的重要表征与隐喻,记录了中国当代历史和社会变革的足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社会流行语的发展和变化历史,无论从生产主体到内容选择,还是从传播平台到解读与再传播,都代表着传媒场域中我国文化话语权从官方到民间、从权威传媒机构到互联网的变迁过程。这一话语权的变迁,为社会公共治理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带来了问题和挑战。但是,这一变迁是传媒变革以及技术力量赋权所带来的公共话语权力空间再造,并不是对原有格局的颠覆与对立,管理者需要的是:以民心所向为指引,读懂大众话语实践背后的社会实践倾向,将大众“话语实践”转化为管理者的政治经济“社会实践”。     

论新时代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控策略

新时代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呈现出话语主体多元化、话语载体多样化、话语内容复杂化的新特点,也面临着国内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日益激烈、国际网络领域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权渗透交锋不断、我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应对乏力等新挑战。掌控新时代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就必须提高话语主体素养以引导网络意见领袖发挥正能量,拓展话语载体多样性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力,坚持话语议题守正创新以打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推进话语表达方式转换以实现中国话语标准的“国际化”。     

公共治理视角下弱势群体话语权的保护

公共治理,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在当前的治理过程中,我国弱势群体话语权制度保障不健全、话语权社会载体不力、话语的正当渠道不畅,进而制约了公共治理的实现。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需从四个方面入手: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治理机制,协调利益矛盾;完善多中心治理,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加强弱势群体主体意识教育,提高其政治参与积极性。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逻辑理路与治理路径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事关国家总体安全维护和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厘清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逻辑理路,主要从公共空间的“脱域”场景是逻辑前提、自我意识塑造的信息自我是逻辑基础、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逻辑内容、媒体传播角色的转变是逻辑载体四个方面着手,完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培养防控责任主体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推动网络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构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从而实现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有效治理。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生成机理与提升路径

论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内涵和新特征,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生成分为三个阶段,并做相应的机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话语权博弈中理论创新不足、话语传播的内容与形式与教育对象需求存在偏差、话语掌控与引导力不足等,最后论证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提升路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新发展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拓展话语主体范围,培训话语主体能力;打造主流话语传播平台,优化传播渠道;建设话语信息反馈平台,合理调控思想舆论。     

全球治理视域下提升中国话语权研究——话语权比较与评价视角分析

话语权问题与国家利益的实现和维护息息相关,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全球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全球多边治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由于全球治理本身具有的集体主义和公共选择等特征,以话语权为主要文化标识的软实力如今也被纳入各国竞争的重要目标。长期以来,部分西方国家由于其不断积累的话语优势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如何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势围剿,如何在国际社会提升中国声音的传播力度,如何向世界展示更加立体、真实的中国是当前亟须破解的一大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相应地,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也得到了更多关注,中国话语权有了新的突破性发展。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目前我国话语权地位已经和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不容否认,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话语权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打好提升中国话语权的“争夺战”,基于话语权比较与评价视角,迫切需要从传承与延续、国际与国内角度思考全球治理与中国话语权的内涵及其逻辑关系,为提升中国话语权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内生动力。目前,我国在对外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挨骂”“失语”...     

基于话语权的网络舆论发展趋势多案例分析

为了廓清网络舆论是如极化理论描述的那样消极发展,还是会在充分讨论后辨明实情,文章从网络舆论话语权视角出发,以结构要素为基础构建分析网络话语权发展走向的分析框架,通过政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三大主题下的12个典型案例,分析网络舆论中的话语发展现状及其总体发展规律。研究结果显示,网络舆论总体趋向积极向上,在话语主体充分参与的前提下,虽然争论增多,但真相会越辩越明;网络舆论的积极发展趋势与话语主体能动性、价值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条件密切相关。未来需要通过正视网络舆论积极发展趋势、强化政府等话语主体的引导力、促进多主体参与充分讨论及完善网络法治建设等方式提升我国网络生态治理能力。     

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的模式演进及融合——基于Q 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

公共治理不同模式之间的有机交融和顺畅衔接,有利于增强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对Q市“绿色出行”治理模式变迁的案例研究表明,公共治理的“新时代特征”、公共治理的“问题导向”与公共治理传统模式的“反功能”分别构成了转型演进的制度动因、体制动因和机制动因,而转型演进的结果则是等级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实现了公共治理在不同现实场景中的“区别性组合”,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了政府和社会的作用,由此增强了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进一步推进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以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同时,明晰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在充分发挥政府“元治理”作用的同时,限制其“合法伤害权”;在对治理技艺进行边际改进的同时,避免陷入“技术依赖”陷阱。通过对Q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等公共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获得了实证检验。     

赋权理论视域下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三重维度

作为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主流范式,福克斯和米勒提出的“公共能量场”对我国乡村治理转型具有借鉴意义。在对其概念及内涵解读的基础上认为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是村社善治的基本面向,也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极具创新性的学术命题。借助赋权理论,尝试建构“话语+技术+法律”的逻辑分析框架。其中,话语赋权是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主体变量”,旨在打破基层政府“话语霸权”和草根农民“政治冷漠”的结构性困境,强调农户的话语权回归;技术赋权是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工具变量”,亦是理解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关系的新视角,强调网络信息平台的搭建;法律赋权是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制度变量”,作为弥补行政赋权失灵的有效策略,强调农村法治建设的推进。     

技术赋权:乡村公共能量场与乡村治理转型

移动互联网技术赋权下的乡村治理,破除了精英主义的“话语霸权”和草根群 众的“失语”状态,推动着乡村公共能量场由“权威主导型”向“互动博弈型”过渡.江西赣州 Q 县S村的案例实践表明,村务微信群本质上是对乡村公共治理场域的现实映射,是乡村 公共能量场的网络再聚合.以村务微信群为代表的乡村网络公共能量场,强化了村民在乡 村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和在场性特征,形塑着村民的公共精神和村庄认同.而乡镇公职人 员的介入,使得乡村网络公共能量场兼具“国家在场”和“乡村自治”的双重面相,催生着乡村 治理的转型与升级.     

乡村有效治理的微观实现机制研究——基于乡村危房改造项目的案例分析

治理有效的实现前提是找到适合特定组织环境的治理结构安排。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相关主体间的资源互动关系、基层政府的差异化约束和村治当家人的动员积极性。其中,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因不同的地方治理结构而有明显差异。为此,需要在城乡共治的治理结构下构建基层治理单元与村级治理单元在国家纵向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制衡”关系,通过改善城乡共治框架下的治理结构,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建构多元主体主动参与的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     

公共话语视域中的网络论坛治理探析

网络论坛是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全新公共话语空间,也是现实话语空间在网络中的扩展和延伸.网络论坛自由性、开放性、互动性特质决定了对其只能是治理而非管制.因而,要从治理的理论视角,运用治理的方式手段建立论坛秩序,构建和谐论坛.     

激光增材与精密切削加工铝合金技术的发展

江西余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采用了国家与社会良性协同共治方式,是善治理念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实践。在政府主导、村庄主体、民众参与的“三位一体”联合共治结构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联合机制、政府公开与社会监督机制、个体与整体的权责利相匹配机制、社会表达与政府回应的制度化、社会自治与政府治理的规范化,共同保证了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和法治性,从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目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协调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三位一体”的治理组织主体和村民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兼具理论与实践创新。     

棘手问题治理的复合困境、可行路径与理论反思——基于网络化治理的视角

棘手问题是人类社会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为引人关注的一类社会问题,随着大量棘手问题的出现,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日益陷入治理效果不彰的境地。基于对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失灵的反思以及棘手问题本质的把握,网络化治理,以反思理性的“复杂人”为逻辑起点,以公共价值的生产为目的,通过价值理念的再构、主体协商的拓展以及介体适应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棘手问题的可治理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网络化治理是万能的灵丹妙药,在现实的棘手问题治理过程中,应该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综合再思考。     

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及中心式治理

我国精准扶贫正处于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退出标准,从而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摘帽。结合贫困村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关系,即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及其相互间关系,建构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行动者的行动受结构位置和行动者个体理性共同影响。在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中,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是结构中间位置,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分别处于结构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形成差异性的结构关系,表现为“行为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弱联结关系”和“行为性弱联结关系”。同时,由于围绕贫困户脱贫的压力型目标,使贫困村治理呈现出中心式治理的结构特征。贫困村中心式治理特征的优化,关键是发挥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提升非贫困户的参与性,强化村干部的治理角色,从而实现贫困村的治理有效。     

从科层管理到共同体治理：长江经济带流域综合管理的模式转换与法制保障

在科层管理体制下,分割的行政区域管辖和部门管理体制容易使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陷入“碎片化”困境,从而偏离流域整体性治理和公共治理要求。为此,需要推动治理模式从科层管理向流域共同体治理转变,使政府、企业、公众等主体基于伙伴信任关系与共同利益形成参与、合作、共同担责的流域社会集合体。从法制层面看,为实现流域共同体治理目标,应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推动《长江法》立法进程,构建权义明确、多元融合的共同体治理主体制度,形成中央引导、流域管理机构协调、地方参与的磋商合作制度,构建完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制度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流域共同体治理提供政策法律保障。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下现代政党治理研究

将现代治理理念用于政党政治领域就是现代政党治理,它强调协调性、多元化、互动性、扁平化、规范化。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重要前提是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现代化,即逐步从一个传统的管理型政党向现代的治理型政党转变。要实现这一转变,就要切实推进党的观念现代化,不断推动党的组织结构扁平化,积极推进党的制度现代化,全力打造信息化政党,大力倡导包容性政党文化等。     

对构建国际流域治理体系的思考：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例

由于“湄公河治理”是一个自主运作却又开放的组织集合,这种集合不仅仅是主权国、更是各类型组织组成的,因此它的治理直接面临着两个“根本性的难题”,即国际流域治理碎片化与各成员参与合作的约束与激励问题。因此如果单独采取科层制、市场机制或网络机制来协调澜沧江—湄公河治理中的矛盾都可能导致“囚徒困境”。根据西方各国经验并结合各流域国的国情,“澜沧江—湄公河治理”应着力于“整体性安排”,基本包括：完善合作的组织机构及机制、改善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治理的方式、流域政府的政绩评价、流域生态补偿与政府间平权机制、多中心的混合制治理制度。     

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基于结构化理论的分析视角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同样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立足于中国基层治理的现实场域,考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实践,发现其主体多元性、行动协同性和能力聚合性,可以有效适配和契合公共安全问题的来源广泛性、影响扩散性和应对复杂性。同时社会治理共同体结构能够通过能力汇聚机制、规则约束机制和价值引领机制的运作过程形成治理合力和共同行动,从而有序有效地应对和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但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际建设当中,仍面临着主体能力有限参与不足,规矩约束不及不适和价值导向多元无序的现实困境。有鉴于此,可以采用激活培育治理主体、创新完善治理机制以及营造优化治理环境来进一步发挥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基层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协同作用。     

何处可行:城市治理的创新边界研究

优化城市治理工作、破解多重城市治理难题,亟待地方政府的积极行动和不断创新。而审视城市治理的创新边界,不仅能够精准界定可行创新空间,也能避免城市治理创新行为的失控。以武汉城管采用“呼你撕”手段治理城市“牛皮癣”为例,既要分析创新举措的运作逻辑,也要正视其演变为“呼死你”的隐忧。一方面,武汉市将“城管被动处理”变为“当事人主动上门”,实现了“我要治理”到“要我治理”的转变;另一方面,“呼你撕”系统分类比较成熟,电话和短信提醒比例随当事人反应而调整,体现了武汉市对城市治理创新边界的高超拿捏。从中可知,各级政府既要敢于为创新城市治理提供机遇与平台,并创设必要的容错机制,增多城市治理创新的可能性;同时也要坚守城市治理的创新边界,绝不能逾越法律、制度以及技术红线,更不能损害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