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法保护模式研究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模式,但其私法保护模式还是一片空白。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资源价值、私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可以寻求私法手段进行保护。而我国目前的私法保护模式只是利用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来进行,其作用微乎其微。因而,我们应寻求更好的私法模式进行保护。在已有的行政规范中渗透私法性质的规范、利用司法解释整合现有的私法制度、制定专门的私法法律制度,都是我国将来可供借鉴的私法保护模式选择。     

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法保护模式研究——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和生存根基.由于构成样态的多样性,没有一个单一的可行的办法能够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所有问题.本文以拥有丰富资源的重庆市为例,认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保护,适宜采取知识产权保护为主、辅之以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综合保护模式.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保护

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尚缺乏体系化的立法和精细的制度设计,2011年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仅侧重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公法保护;现代知识产权法中对权利主体、内容和保护期的要求以及来自“公共领域”理论的限制,压缩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知识产权进行立法的空间;超越传统的知识产权法理论和权利框架,创新性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进行知识产权立法,将加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进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脆弱性与复杂性,以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本文分析了我国制定法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阐述了民间规则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能性,提出应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立法并应挖掘和研究民间规则以弥补法律的局限。     

文化认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意义在于借由小传统的维系,确保大传统的文化认同。这种意义决定了"非遗"的法律保护应当以公法保护为主导,并在区分文化商品与文化公共品、文化的表达与文化的"文法"的基础上,侧重于文化公共品的提供和文化"文法"的保护。这种保护方式和对象的特定性又决定了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应有适当限度,尊重"非遗"的文化本位性。我国"非遗"地方保护制度尚未提升至《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思想高度,在保护实践上还存在忽视民间文化小传统形成的规律性、挟制民间文化认同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文化认同的形成,应在尊重"非遗"规律性的基础上,调整公法保护机制。     

论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的历史发展

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是西方法律文化的重要成果,影响了人类从古至今的历史.其由古罗马法学家创立,中世纪一度沉寂至罗马法复兴得以延续,近代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中获得充分发展.20世纪后出现"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趋向,传统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发生动摇.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相关问题研究

通过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并结合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分析了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深入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知识产权具体制度和理论,并借鉴国外已有的相关经验后认为,应采取建立统一的保护组织、摸清遗产家底、确定保护重点、加强保护单位和传承人队伍的建设、在基层建立起保护机制、分类指导保护工作等工作措施,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就保护模式而言,应采用知识产权综合保护模式,适时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或者指导意见,以建立和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困境与路径

中医药是世界上最为独特的医药学体系之一,是历史传承中的无价之宝,其遗传资源、制作技艺等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201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提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施行,延续了知识产权保护这一重要工具。这些法律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协同,保障和促进了我国中医药行业的发展。但梳理当前我国对中医药保护的现状,中医药的非遗认知度、专利申请积极性、商业秘密保护严谨性以及中医药的技术传承等诸多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中医药行业的发展。这并未完全达到对于中医药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立法目的。文章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提出制定中医药特殊保护制度、协调权利冲突、加强传承以及明确监管等解决路径,剖析原因,以期有助于推动我国中医药行业的发展。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特征较为复杂,应从其特点和难点出发,探索一种知识产权保护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行政保护双管齐下的新思路,在现有行政保护模式的基础上,充分调动知识产权权利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强化著作权保护。     

公法、私法与资源环境

从分析资源环境的经济性与生态性这两点特性入手,阐释了公法配置资源的可能性和缺陷。认为通过物权法及财产法确立资源产权交易制度的方式,就能够改变资源环境的现状,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保护模式的质疑

国内外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公权力适度干预,帮助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另一类则是设立私权加以保护,比如以知识产权或者特别权利的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支配权赋予特定的民事主体。比较两种保护模式可以发现,私权保护模式不仅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和发展,而且与我国的长期利益相悖。同时,将作为私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内容仅仅限定为一种人格权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文化生态视野下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以京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北京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铸就其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北京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衰退、失传的困境,根本问题在于这些无形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改变或遭到破坏。因此,认识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运用文化生态的理念分析其保护面临的问题,提出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村),同时处理好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新、文化创新与保持特色的关系等,以推进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     

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变迁及保护传承对策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和发展遇到很多新的情况和问题,面临着严峻形势。通过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的原因,提出其保护与传承的现实意义,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并针对性地提出保护传承的对策。     

重庆市荣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

重庆市荣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以荣昌陶器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其响亮的名片。荣昌陶器作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凝结了深厚的巴蜀文化,具有独特的制作工艺与艺术价值,是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地方文化精品。通过对荣昌陶器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其在文化发掘、组织管理、传承发扬、品牌营销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基于此,从人才培养、旅游发展、品牌建设、合作交流、数字化建设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赋予荣昌陶器新的发展动力,并为其他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借鉴参考。     

论富顺豆花的传承与保护

千余年来富顺豆花一直深受青睐,是劳动者生产生活的结晶。2007年富顺豆花制作工艺成功申报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政府的保护。目前富顺豆花“非遗”的传承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不够,制作工艺水平参差不齐,同质产品竞争激烈,都给保护工作带来冲击。为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让“非遗”观念深入人心,创新生产性保护,政府、企业、群众共同参与,精心培育“非遗”代言人,走特色产业化之路。     

连云港“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

连云港的“非遗”种类众多,数量丰富,是连云港区域历史文化的积淀和结晶,也是连云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港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做好港城“非遗”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工作是当前面临的迫切而现实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的马克思主义论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蕴含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原则。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进行审视,是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的重要视角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合力”规律的生动写照,其体现出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依托性,受人的精神需要、物质生产发展、代表性传承人、受众群体、文化交流等多方力量的推动,并且具有社会能动性、与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受情感因素影响等方面的相对独立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

随着近年来国家和社会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也由传统的口传心授向多元化发展。尽管随着时代的转变,传承人的主体地位依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关键,但促进传承内容与形式的多元化,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一直是非遗发展的永恒主题。因此,积极营造非遗的文化生态环境,探求非遗文化认同和活态性保护模式,增加传承人身份认同和传承的自为意识无疑是提高非遗存续力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当前社会文化环境下非遗传承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