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转变、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消费

利用2001至2012年中国农村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人口结构转变、农业经济增长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而老人抚养系数升高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前农村人口结构转变将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农业经济的增长将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其对居民消费上升的贡献会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被强化,但随着老人抚养比的上升逐步被弱化。     

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水平变动与中国人口结构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人口精算模型和参数设计研究了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国2018～2050年人口结构发展的动态趋势.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下总和生育率每提高0.1,人口总量年均增长率将相应上升0.06％～0.07％,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长率将相应减少0.15％～0.19％,总抚养比年均增长率将相应地上升0.080％～0.036％,老年抚养比年均增长率将相应地下降0.17％～0.23％,少儿抚养比年均增长率将相应地上升0.09％～0.18％,男女性别比年均下降率将相应减少0.001％.这表明全面二孩政策下总和生育率的提高能够显著缓解人口总量下降速度,能够显著改善我国人口老龄化上升速度,能够显著降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但是也显著增加了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同时也显著抑制了男女性别比的下降速度.同时,即使2018～2050年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我国人口变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最后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采用中国国家统计年鉴1992-2012年间的地区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地区人口结构变化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固态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人口抚养比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且二者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老龄人口抚养比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增长率显著阻碍经济增长,而且二者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同样具有非线性关系.从时间发展上来看,本世纪初的10年间,老龄人口抚养比对我国人均收入的正向影响明显小于上世纪的最后10年;从区域划分来看,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它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最弱.另外,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越高越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的本质、衡量与中国考察

人口红利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人口发展中形成的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条件,通过劳动力、储蓄和人力资本等促进经济增长。仅依靠传统的人口抚养比衡量人口红利存在较大缺陷,通过就业人口修正以年龄界限作为划分生产性人口与消费性人口的缺陷,得到有效抚养比,再以人力资本为突破口,抛弃生产性人口的个体和时间同质性的隐含假设,得到能力抚养比。同时使用三个抚养比,对中国人口红利发展进行考察,发现中国仍存在一段时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可以通过鼓励农村隐形劳动力转移,改革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深挖存留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同时需加快积累人力资本,努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欠发达地区农户信贷、储蓄市场参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云南农村地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9—2014年云南农村地区抽样调查数据,采用面板Logit和Tobit模型对农户信贷、储蓄市场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信贷市场的参与率逐年上升,储蓄市场参与率逐年下降;劳动力人口、非劳动力负担、家庭支出、固定资产支出正向显著影响信贷参与及规模,农户的消费支出、生产经营支出、税费支出、贷款利率的影响不显著;非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家庭收入及支出、固定资产支出、CPI显著影响农户储蓄参与及规模;对比信贷、储蓄市场参与发现非劳动负担、农户固定资产支出逐渐成为农村金融市场参与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学龄化,农户的基础建设应该受到农村金融市场的重点关注。     

不确定性视角下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分析——基于黑龙江省13个地市50个村的调研数据

本文从收入不确定性和消费不确定性视角出发,以黑龙江省13个地市50个村的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实证分析黑龙江省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衣户规模、心理感知、预期收入、持久性收入和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影响显著;失业率、暂时性收入、社保支出、消费环境、基本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影响不显著.     

江西农村城镇化驱动机制研究

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选取人均GDP、平均居民年末储蓄余额、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非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农业结构比重、农村劳动生产率、劳动力资源总数、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等指标,对江西省农村城市化驱动因素加以分析评估,其结果是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是推动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     

个人收入、家庭资产与农村居民幸福感 ——基于CGSS2013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为研究基础,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从个人收入和家庭资产两个角度对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在个人收入方面,农村居民个人绝对收入对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但相对收入的高低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在家庭资产方面,拥有住房、汽车等家庭资产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在所得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重视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购房购车补贴覆盖面等政策建议.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中国1991-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采用1991—2013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但是增收效应存在显著地域差异,西部最高,东部最低,因此在政策选择上应该逐步建立以财政金融为引导的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策略。     

年龄结构变迁、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理论分析以及转轨时期的中国经验事实均显示人口年龄结构通过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起作用。基于1995-2013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消费结构确实是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中间变量,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呈正向变动关系;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和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均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进而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此外,人口年龄结构的需求效应及其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和作用大小在东、中、西三大区域间呈现出明显的区际差异。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河南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理论推导,建立人均收入、人均物质资本和总抚养比三者的计量模型,利用1987—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理论对计量模型进行检验,研究河南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在长期,总抚养比对人均收入具有负向影响,人均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并且总抚养比变化对人均收入的影响比物质资本投入大;在短期,抚养比变化并未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物质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人口结构转变对江苏省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结构的变化会给人身保险市场带来深远影响。基于江苏省人口自然结构、人口社会结构和人口地域结构的变化描述以其对人身保险市场产生影响的理论分析，构建检验模型，研究人口结构转变对江苏省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少年儿童抚养比、有配偶的人口比重、城镇人口比对人身保险市场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男女性别比对人身保险市场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老年人抚养比、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平均家庭户规模目前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提出江苏省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策略。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力,结果发现：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总体上看正向效应要大于负向效应,但是影响力还有待提高。要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必须解决两个金融瓶颈问题,即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不高和“金融抑制”效应明显的问题。这两个瓶颈问题可以归结为农村投资问题：投资力度不够,投资效率不高。只有解决了农村投资问题,才能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作用以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家庭资产选择、地区经济特征与居民消费水平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总需求明显不足,国内消费持续不振,居民消费亟待提升。基于生命周期假说,从理论上分析了家庭资产选择与居民消费的动态决策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6年CFPS的居民家庭数据并匹配同年度地区层面的宏观数据,构建分层线性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资产选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考察了地区经济特征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1)住房资产与金融资产都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现阶段住房资产的促进作用大于金融资产,可支配收入仍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2)由地区层面因素造成的居民消费差异占整体消费差异的17.4%,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均对家庭资产的消费拉动效应产生了正向调节。其中,对金融资产的调节作用更明显,对住房资产的调节不明显。(3)在主要省份中,广东省家庭资产的消费促进效应最大,贵州省、甘肃省最小;与农村家庭相比,中国城镇家庭资产对消费的拉动更明显;财务回答人年龄处于36~50岁之间的家庭,家庭资产的消费拉动效果更大。研究结论表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积极推动地区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现阶段提升中国居民消费的关键。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住房消费的影响分析

基于2005-2016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Hausman检验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住房消费的影响,并分别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分区域的实证检验以探讨此种影响的区域性特征。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我国住房消费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同时住宅供应面积、地区生产总值对住房消费也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人口老龄化对住房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对东部地区表现为显著正向作用,西部地区则显著为负,而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     

我国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高储蓄率的成因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模型及1997-2006年中国各省关于家庭储蓄率影响因素的数据,选用滞后一年期储蓄率、收入增长率、少年儿童抚养率、老人抚养率、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作为因变量,在对影响中国储蓄率的6个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之后,认为个别变量在城乡中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根据实证结论,提出了降低我国储蓄率的相关建议,即完善金融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以期解决我国的投资过热和消费不足等问题。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

本文运用弹性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效应进行了经验性研究。结果表明：我围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并没能带来就业规模的迅速扩张,近年来,投资的就业拉动效应较小且明显趋于减弱。从结构的层面看,在三次产业中,第二、第三产业投资具有显著的就业拉动效应;而在城乡各类经济中,城镇非公有制经济投资则更有利于促进就业。从各类形式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就业的贡献度看,建筑安装工程投资与设备购置投资都具有明显的就业拉动效应。     

寿险业助力生态产业发展实现乡村生态振兴

通过构建包含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生态产业体系理论模型,基于2004年至2019年全国农村和保险业相关数据,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造了生态产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通过OLS回归实证研究了寿险业资金运用创新对乡村生态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政策引导寿险业保险资金配置有利于提高生态产业发展水平;寿险业将保险资金余额投资于银行存款既可以保障资金安全,也可以通过银行对生态产业的支持,有效促进乡村生态产业发展;相反,寿险业将资金配置于债券投资对生态产业的促进效率较低,不利于生态产业发展。因此要加大力度研究寿险业助力生态产业发展的资金余额配置方式,提高寿险业资金对生态产业的投资规模,丰富和完善其投资结构,针对生态产业发展实施精准服务和精准补偿,为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农民工农村住房过剩与城市住房不足矛盾研究

农民工农村住房过剩与城市住房不足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显著矛盾。调查显示农民工家庭的农村住房45%处于浪费状态,但他们在城市的居住面积人均却只有4平方米。从农村来说,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回乡预期,建房潮留下的后遗症,农民工投资保值需求,农村宅基地政策的束缚等原因导致了农村住房过剩;从城市来说,商品房价格远远超过农民工的承受能力,低端房地产市场供给之路不畅,政府公益性住房因数量有限无法惠及农民工导致了农民工城市住房短缺。在对农民工住房理论性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用市场与政府干预两条解决思路,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