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CEO来源与审计费用——来自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上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所谓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指控股股东将自身所持有的股份作为质押标的物，抵押给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后获得信贷资金的一种债务融资方式。这种融资方式在便利性、快捷性方面比其他融资方式更具优势，能够快速地帮助控股股东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但也使得企业面临着控制权转移风险。正因如此，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股权质押行为引起了学术界与实务界的普遍关注。虽然，现有研究探讨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但鲜有学者深入家族企业层面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此，文章以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并分析了CEO不同来源产生的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研究设计，并构建了相关的研究模型，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机制分析验证了文章提出的相关机制及假设。研究发现，家族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同时，与家族CEO相比，非家族CEO会明显地削弱家族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后会导致公司治理风险与盈余操纵风险显著增加，从而提高了家族企业的审计费用。最后，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重新度量审计费用，并缩小家族企业样本范围后，我们的研究结论依然保持不变。以上研究结论表明，家族企业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所产生的风险能够被审计师识别，因而审计师会通过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来予以补偿；同时，非家族CEO能够制约家族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将有助于审计师更好地识别家族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所产生的风险，因此审计师可以根据家族企业CEO的不同来源实施差异化的收费策略。文章不仅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拓展至家族企业层面进行了研究，也丰富和补充了审计收费的相关文献，因而对于审计师实施差异化的收费策略具有一定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并购重组中内幕交易为何如此频繁？——基于社会关系视角的经验研究

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内幕信息泄露和内幕交易行为并不少见,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从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切入,以2007—2016年并购重组中实际发生控制权转移的21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高管的社会关系如何影响内幕交易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的社会关系会对内幕信息泄露程度产生重要影响。高管和政府的社会关系以及高管和金融机构的社会关系均是泄露的途径。上市公司高管在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的任职经历越丰富,内幕信息泄露行为就越严重。与此同时,在监管机构工作过的人员进入到上市公司担任高管可以起到遏制内幕信息泄露的作用。为了有效防止非法内幕交易,建议监管部门将公司高管在职业生涯中拓展的社会关系作为监管和关注的重点对象。     

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比较——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家族控股型及国有控股型上市公司2002-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治理机制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间接检验了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在代理成本上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治理机制的影响下,家族控股公司的绩效要好于国有控股的公司;治理机制对家族控股及国有控股公司的绩效均有正向作用;治理机制对国有控股公司绩效的正向作用显著大于家族控股的公司。基于这些发现,得出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不如国有企业严重。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认定的若干问题——以“两高”司法解释和证监会规章的比较为视角

中国证监会《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的相关内容不得直接作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依据，以“两高”司法解释的为依据，知情人员的认定仍须由国务院证券、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判断；行为人是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还是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关键还是要看具体案件中其获得内幕信息的途径和渠道，是否属于因职务和业务而获悉。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应当包括与内幕信息之间并无职务或业务上的紧密关系但被相关法律法规禁止接触或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内幕信息具有未公开性、重要性和真实性。构成不需要“利用”内幕信息，但必须证明该内幕交易与内幕信息相关。非内幕人员在获取内幕信息后又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情节严重者是否应当以泄露内幕信息罪论处。     

试论内幕交易罪

新刑法对内幕交易罪的规定及处罚,标志我国刑法典的进一步完善,为证券法的创制奠定了基础,有利于防范市场风险,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维护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内幕交易罪是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在信息公开前买卖证券或泄露内幕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它的客体表现为我国的证券交易秩序和投资者的财产所有权;主体为自然人和法人;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客观方面实施了证券交易或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情节和时间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因素。     

论内幕信息交易罪

本文就内幕信息交易罪的概念、立法理由、犯罪构成及实践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作了分析。作者认为,泄露内幕信息与内幕信息交易是两个罪名。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之认定与处罚

正如证券市场充满变数般,证券市场中各种犯罪也层出不穷变化多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发生、发展也具有此特性。刑法在该罪上的认定与处罚的正确性基础在于罪与非罪之把握,而刑法规定的模糊性给认定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增加了难点和疑点。这也是高风险、高机率的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必须面临的现实与挑战。     

论“两高”最新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司法解释的缺陷及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规范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主体时并未涵盖所有的犯罪主体,应取消认定该罪主体的二元分类标准,代之以“是否知悉内幕信息”的一元分类标准;该司法解释规定的关于内幕信息“形成”时间认定规则存在逻辑上的混乱,应删除第5条第2款的规定,统一按照第5条第3款的规定予以认定;该司法解释在认定罚金刑数额时存在一定的纰漏,限于司法解释的角色定位,适时可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该罪的法定刑予以完善.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行为的客观表现认定--美国内幕交易规制的借鉴

内幕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行为在客观方面表现复杂 ,专业性及隐蔽性强 ,是判断和认定的难点。本文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借鉴美国内幕交易规制立法及相关理论 ,并结合美国在多年反内幕交易的司法实践中有关经验及原则 ,对内幕信息 ,利用内幕信息并交易 ,泄漏行为等基本问题的具体标准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 ,进而探讨了该行为与合法交易行为 ,证券分析与预测行为的客观区别 ,以期正确理解与把握该行为的客观表现     

高管配置、非效率投资与内部控制关系--基于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针对中国家族企业内部控制对投资效率的治理作用问题,以2010—2013年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内部控制这一视角出发,结合家族企业特征引入高管配置要素,将微观的内部控制与宏观的公司治理结合起来,系统考察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且对于高管集权的家族企业,这种抑制作用得到大大增强,反之则抑制作用不明显。此外,当高管由家族人员担任时,内部控制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得到显著的提升,而当高管由非家族人员担任时,这种抑制作用并不显著。     

A股市场冲击下的交易量与收益率特征研究

本文基于高频跳跃非参数识别框架,结合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情绪及市场环境,对上证A股市场冲击下的交易量与收益率特征进行研究,从更为微观的角度揭示信息快速融入过程中投资者的反应及市场交易状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A股市场在市场冲击发生时往往伴随着交易量的大幅增加,冲击发生后交易量存在迅速下降的过程;利好、利空的市场冲击对市场交易量、收益率存在非对称影响,整体来说,投资者对利空消息更敏感,但在不同的市场情绪下投资者对市场冲击存在非理性反应,牛市时投资者倾向于对利空消息反应不足,而在熊市时倾向于对利好消息反应不足。     

基于SCD模型的金融超高频数据信息含量研究

针对随机波动条件持续期模型(SCD模型)对于金融超高频数据的模拟优势,采用股票交易的分笔数据,在模型中引入消息指标变量、交易量和买卖价差三类微观结构变量,通过分析价格持续期与这些结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研究价格形成过程中的信息传递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利好消息通常导致交易强度增加,利空消息通常会导致交易持续期延长,价格变化对交易持续期造成的影响有限;小盘股买卖价差影响后续价格交易持续期,但大盘股的影响并不明显;交易量的增加具有信息含量。     

中国股指期货与股票现货市场的日内信息结构研究——基于交易和非交易时段的视角

为探索我国股指期货与股票现货市场的日内信息结构,本文从交易和非交易时段出发,研究了沪深300指数期货与沪深300指数现货市场日内交易和非交易信息之间的信息传递路径、传递方向及其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除现货下午交易信息外,上午交易和下午交易之间不具有必然的预测关系,而价差修正项却存在一定的预测作用。现货隔夜信息对期货上午交易与现货午休信息对期货下午交易均具有预测能力;期货隔夜信息对现货上午交易也具有预测能力,而期货午休信息对现货下午交易的预测作用并不存在;且与午休信息相比,隔夜信息对日间交易的影响更大。期货提前交易对股票现货日内交易与期货延迟交易对股票现货市场隔夜的收益及其波动均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相对而言,延迟交易对股票隔夜的影响力要大于提前交易对股票日内交易的影响力。     

基于交易量模型的中国股市信息不对称研究

股票市场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而交易量被认为是私人信息具体化的代理变量,对交易行为的研究,有助于分析交易者之间信息的差异。基于交易量模型的LMSW检验表明,中国股市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随着股票资本规模的增加而增大,这与美国的实证研究结果正好相反,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上市公司较低的信息披露质量。     

报业改革:党报改革的必由之路

以各级党委机关报为核心的报纸改革 ,不是办报人的主观行为 ,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中国报纸发展历程证明了这一发展规律。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党报改革走过了新闻改革———报纸改革———报业改革三个阶段 ,报业集团的诞生不但标志着党报改革进入了更高层次 ,而且也为报业的发展提供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物质基础。新闻改革的根本动力在于信息提供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矛盾运动 ,而报业改革的根本动力乃在于信息掌握者、信息市场主导者、信息接受者三者之间的矛盾运动。这是远比前二者矛盾运动要复杂得多的一种矛盾运动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中国报业改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但是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思考 ,需要实践     

上市企业社交媒体信息发布内容与其股票交易量的关系研究

对142家标普500成分企业在Twitter上发布的信息进行语义分析, 将其分为企业形象提升类信息与非形象提升类信息, 实证分析了两类信息与企业股票交易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并检验了两类信息之间的交互作用, 研究发现: 企业形象提升类信息有效地提高了投资者的感知价值, 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 与股票交易量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非企业形象提升类信息多为中立信息, 过多地占用了投资者处理企业形象提升类信息的注意力资源, 不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显著地削弱了企业形象提升类信息与股票交易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并且与股票交易量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投资者过度自信时的交易量

传统的理论认为当金融市场的信息对称且投资者是同质时,市场的交易量为零。但实证表明该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的交易量。我们给出了一个新的模型来解释现实的交易量。我们假定市场中存在两类投资者:动量交易者、消息观察者,他们的信息是对称的。我们证明了当两类投资者都是过度自信时,市场中的交易仍然存在。并且讨论了交易量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汤姆森-路透集团核心竞争力的构建及其借鉴意义

作为全球最有影响的经济数据服务机构之一,汤姆森路透集团自2008年4月合并以来,在金融数据市场上曾一度晋升为最大的金融信息与数据提供商,其业务也扩展为经济、金融信息服务和新闻资讯服务两大部分。汤姆森路透集团除了拥有高质、即时的新闻和财经资讯内容与不断研发运用的高新技术外,还取得了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构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环保营销模式。其构建核心竞争力的经验对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专业化市场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产业集群的发展往往与一个或者多个专业批发市场相联系。中国的流通体制改革是中国专业化市场出现的重要原因。专业化市场对产业集群发展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先前的研究很少对中国这个特有现象给予重视。在产业集群和专业化市场的相互作用中,这些和产业集群有着密切联系的市场演变出不同的类型。专业化市场可以服务单个产业集群也可以服务多个产业集群。专业化市场可以细分为：房地产式,集群衍生式,中枢式和孵化器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