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次公注与杜诗经典性——以“阐释后人学杜”现象为中心

宋代杜诗赵次公注中出现了阐释后人学习杜诗的体例:所引文献是杜甫以后诗人的具体诗句;有"用杜""使杜""得……之法"等明确表示文本关系的指示语;强调杜诗后代接受,展现了杜诗经典性确立过程以及诗歌创作内在延续性。其重视文本应用的阐释观念诞生于北宋思想文化转型下诗歌创作理论和阅读观念的新变中,由诗话、笔记等批评系统进入诗歌注释体系,在体例、观念、功能上突破了李善《文选》注为代表的传统诗注,开拓出全新的注释范式,影响了《杜诗详注》《杜诗镜铨》以及钱钟书《宋诗选注》等注本。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诗史传统的来源与影响——对抒情传统说的一点补充

以具体史实为本事的诗、史对应阐释方式萌芽于春秋赋《诗》,此后毛传郑笺孔疏建构了《诗经》诗史阐释体系，使之成为汉唐《诗经》学主流。这一传统是杜诗在晚唐被界定为“诗史”的观念来源，在撰述体例、考辨角度等方面影响了宋人注杜诗偏重梳理杜甫行迹与唐王朝治乱关系的阐释特点，杜诗在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与价值由此奠定。“五四”新文化的“歌谣运动”否定《诗经》的诗史阐释传统，强调《诗经》的抒情属性，启发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说。尽管抒情说对《诗经》大部分篇章的理解更符合实际情况，《诗经》的诗史阐释多为后起追加的误读义，但诗史阐释传统在中国诗学的历史地位与实际影响已经成为事实，不容忽视。只有引入诗史“副线”作为对抒情“主线”的合理补充，才能解决抒情传统说无法解释杜诗“诗史”特点的内在矛盾。     

阐释距离的微妙把握与阐释体验的差异性生成———以“杜诗”阐释为例

诠释者历来对杜诗情有独钟,其诠释理想多在得作者本意,以便启后学于迷惘,成杜氏之功臣。在此诠释理想的指引下,诠释方法也得以丰富和发展。在对杜诗的“意诠”中,大体上以“以意逆志”、“以意捉志”、“以意遇志”等诠释方法为主。而在这些方法的运用中,又因诠释者对诠释距离把控的微妙差别,而带来不同的诠释体验：诠释者或幻想化身为杜甫,身临其境地去体察其创作时的种种情形;或借对杜甫诗句的阐释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意绪;也有的完全凭借自己的才情高下去直观地感受文本意义,以求得与作者心灵的契合。     

论清初文禁对杜诗学的直接影响

清初日益严酷的文禁对文化摧残严重,对杜诗学亦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对学者人身迫害及其著作的禁毁,另一方面文化禁令使得清初形成的文人广泛交流的学术氛围得到压制,日渐残酷文字狱摧残了士人的文化品格,让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面前噤若寒蝉,对杜诗的阐释也随之由明末的自由活跃而一归于古板正统。     

论清代杜诗学对后世的启迪

清代杜诗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有几对矛盾可以说贯穿了整个清代杜诗学史,如对集大成的追求与简明通达之间的辨证,繁琐考证与诗意阐释的此消彼涨,穿凿与反穿凿的矛盾等。清人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给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清人由于思想保守僵化导致的杜诗阐释的偏颇,也值得当代的杜诗研究者借鉴思考。     

“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会议综述

为纪念诗圣杜甫诞生1300周年,各地专家学者在古都西安隆重集会。会议议题涉及杜甫的生平和思想与创作、杜诗学、杜诗研究与当下诗词创作、域外杜诗研究、杜甫与长安、杜诗与长安文化等。会议的学术研讨集中体现了以下几大特色：时代气息,文化研究;最新成果,集中展示;命题集中,亮点突出;回归学术,精神传承。     

论杜诗修辞中的藏词艺术

杜甫,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诗人,有着“诗圣”之称.他的诗歌以其丰富的内容,真挚的情感,精辟的修辞为大家所知.近年来.研究学者不仅着手于杜诗的内容,更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杜诗中特殊的修辞.本文从杜诗修辞中的藏词艺术着手,一改前人对其修辞手法的批判,提出藏词的正面艺术效果,以杜诗为例,说明藏词的艺术特色和存在价值.     

论杜甫的诗识与杜诗艺术的知性价值

杜诗在命意造句上常能给人以出奇之感,通过如今流传下来的杜诗名句可以看到,诗人能敏锐地发觉和精恰地道出世间存在的那些大量而丰富的物态人情,这使得他的作品在内涵上彰显出十分广阔的世界面貌。而这背后促成杜甫达到如此高度的根本心智条件,就是以叶燮为代表的古代"贵识论"诗学传统中所标举的"诗识"这一高级的认知能力,凭此之识,杜诗中对世间理、事与情的吟咏蕴含着纷繁多样的知性价值。"识"这一概念在艺术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还深刻地契合着西方艺术思想一直以来的那个崇尚认知的传统,为中西方诗歌艺术思想之间的会通构建起了桥梁。在过往的研究中很难见到从"识"或者"认知能力"的角度去解释杜诗的伟大艺术成就,而此种角度的切入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杜甫诗歌才能的卓绝之处,也可以更好地把握住中、西方艺术理论共通的精神。     

论清代杜诗阐释的本义复原特征

文章借用西文阐释学理论,去审视清代杜诗学,以期从另一视角对清代杜甫研究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当然,阐释学研究范式也并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若机械地用之于杜诗研究,或有其大而无当之嫌,或有其削足适履之弊。因此,文章力图避免直接套用西文阐释学哲学的话语、方法论,而是根据杜甫研究自身的特性,做出超越一般阐释学研究范式局限的选择,进而对清代杜甫研究内涵的丰富性,特别是清人杜诗阐释的客观性追求做出尽可能深入的认识与梳理。     

王世贞宗杜思想综论

明代以前后七子为主导的复古文学运动作家们,在"古体宗汉魏,近体法盛唐"诗学主张的指引下,往往把杜甫作为师法的主要对象。而作为后七子领袖的王世贞,更始终是"尊杜宗杜"的大力倡导者和忠实捍卫者。王世贞在学习杜诗并进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从各个方面对杜诗和师法杜诗者进行了批评总结,为复古文学作家们解决了为什么师法和怎样师法杜甫的问题。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和20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度。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     

曹禺193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中的诗性融合

曹禺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存在现代主义的元素,表现为对经验主义和表现主义两种西方美学思想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以曹禺的诗人气质和中国文化的诗性品格为基础的,剧作呈现为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形态的一种缩影。与此同时,其“诗化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既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诗学文化传统中的内化,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从20世纪20年代的表现主义到40年代的现实主义审美范式转型中的过渡,在整个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话剧史中有其特别的意义。     

中西方儿童观的对比研究

自古以来中西方思想家的儿童观有各自的逻辑,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西方从"性恶"的角度,中国从"礼"的角度各自提出儿童世界是"充满‘应该’的世界";第二,西方以柏拉图的"相论"为基础,古代中国文学中提出了儿童世界是"游戏的世界";第三,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中国以道家思想为基础,认为儿童世界是"理想的世界";第四,中国缺少工具主义的理论,因此也缺少儿童本位理论的复兴;第五,西方的心理学和早期中国的看法认为儿童世界是"蒙昧"的世界;第六,中西方的教育思想都不约而同地认可"交互"儿童观。     

蒲风诗论在其诗歌创作中的演绎

蒲风是中国诗歌会的骨干人物。他不仅撰写了大量的白话新诗,还积极探讨诗歌理论。蒲风诗论在其诗歌创作中有着完美的演绎,既贯穿着"捉住现实"的精神,也不断地创造着诗歌的新形式。他以自己丰厚的诗歌创作实绩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坛增添了光彩,也为新诗走向大众化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是“五四”以来不同翻译观的碰撞,是左翼文学多元构成的不同翻译观之间的碰撞,这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和阐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穆木天的巴尔扎克译著迅速消失在读者视野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传统重新认识,但也可见有着他自身素质的限制,相比之下他的诗歌翻译更具有根基性,但却更多地受到来自他自身主导意识上的压抑。     

李东阳诗歌创作的宗宋转向

李东阳诗歌创作既有台阁体面貌,也展现出其诗歌创作的转向,其诗风渐趋沉郁、硬瘦,宗杜是他重要的诗歌主张。李东阳诗歌创作中还有一种倾向,即欣赏、学习宋代诗人,其诗学主张兼顾宋诗,他作于不同年代的两批集句诗则印证了其宗宋的诗学观念,说明其诗歌创作转向宗宋的必然性。     

在瓦雷里影响下卞之琳诗歌的变构

法国象征派诗人瓦雷里对中国现代诗人卞之琳诗歌创作的影响已为学界所共识,然而长期以来对二者影响关系的研究大多只是将二者置于法国象征主义对中国现代诗歌影响的大背景之下,而少有将二者作为个体使其直接进行文本对话的探讨。事实上,卞之琳对瓦雷里的译介是其接受瓦雷里影响的重要途径。结合二者具体作品,从诗思（＂结晶＂态度、智性品格、元诗意识）以及诗艺（＂意象群＂的重叠、格律诗体的运用、对诗艺的重视）两大方面对卞之琳诗歌创作受到的来自瓦雷里的影响作出了探讨,可将卞之琳对瓦雷里的继承与发展作出较为全面的阐发。     

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上）——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唐诗与《古今和歌集》中的“风”意象之比较?

“风”作为一种自然景象被古代中日两国文人所喜爱和描绘。唐诗和《古今和歌集》分别作为中日古典文学的代表，二者描写的“风”意象既有心有灵犀的感同身受，又有因人而异的别具一格。唐诗中描写的“风”意象风格多变，内涵丰富，关注人的社会体验和道德，而和歌中所表达的“风“意象内容单调狭隘，更多关注个人体验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