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外部治理环境的调节作用

采用中国 A 股上市公司 2014—2018 年样本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政府干预、金融发展和 法律保护三个维度的外部治理环境在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 预程度在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之间呈正相关的调节关系,政府干预程度越高,高管过度自信导致过 度投资的可能性就愈高;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保护水平在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之间呈负相关的调节 关系,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保护水平越高,高管过度自信导致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小。 最后从政 府干预、金融发展和法律保护三个维度的外部治理环境视角提出约束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和抑制非理 性过度投资行为的政策建议。     

贷款投放量、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过度投资

以2007—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首先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引入二层变量探讨不同产权性质下各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投放量对管理者过度自信—过度投资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水平与企业过度投资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在国有企业中,省内贷款投放量的增加会显著加强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的正相关性。而在非国有企业中,省内贷款投放量对过度自信和过度投资关系的影响不显著,而贷款投放量的增加会加强企业增长率和过度投资之间的正向关系。     

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3-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预期投资模型,深入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这一外部治理机制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过度投资问题,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显著负相关,即保持市场竞争态势有助于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行政干预、晋升激励与过度投资

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运用2013—2018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多种实证模型,探讨了国有企业高管的晋升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可以有效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进行过度投资。进一步地,将行政干预作为调节变量进行检验后发现,在较强的行政干预下,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然而,当行政干预程度较弱时,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以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我国国有企业发展与政治晋升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从国企高管的角度来看,获得政治晋升比薪酬激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并且其对于国企投资效率的优化也具有重要影响。     

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债定价的影响研究

公司债券定价一直是影响公司债券市场发展的核心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实施高管股权激励,股东、高管和债券人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冲突变得更加复杂。以2007—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在沪深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公司债作为样本,进行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债发行定价的影响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水平与其发行的公司债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以及大股东控制权的增加显著提高高管股权激励水平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正向影响;面对较高的债务融资成本,上市公司会通过调整高管股权激励水平以避免债务融资条件恶化。     

公司治理、高管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

以股改后的2007-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过度自信行为对公司现金股利的影响,并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视角探讨如何弱化这种非理性行为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过度自信行为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通过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分离将有效的抑制高管过度自信的心理行为并进而弱化高管过度自信行为对现金股利支付政策的负向影响.     

融资约束下高管激励机制与中小企业研发投资行为——基于货币薪酬、股权激励的对比视角

以2011—2019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差异化情景下高管激励机制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随着外部融资环境的趋紧,单一高管激励机制对中小企业研发投资呈现反向效应,货币薪酬的激励效应逐渐减弱,股权激励的抑制效应不断增强;在高融资约束下,单一股权激励抑制效应显著高于货币薪酬激励效应,组合激励机制却呈现更显著的激励效应。基于此,面对融资约束的中小企业应优化设计高管激励机制、强化制度短板的绩效考核、营造积极的实业投资和研发创新氛围,聚力内涵式发展。     

晋升激励、薪酬管制与投资效率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是我国政府促进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制度,但目前政策的干预效果尚未达成明确统一的结论。文章以2009年发布的国企"限薪令"为外生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薪酬管制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管制的实施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现象,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效果则不明显;在加入晋升激励作为调节变量之后,会强化薪酬管制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没有显著变化;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高时,薪酬管制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比行业竞争度低时更加明显,对投资不足的作用没有显著变化。本文得出的结论可以为薪酬管制积极的政策实施效果提供直接证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对新一轮的国企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高管异质性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薪酬差距的中介效应

以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财报数据和高管个人特征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团队成员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任期的异质性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团队内部薪酬差距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成员在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上异质性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并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而任期异质性水平的提高则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影响高管团队过度投资行为的心理因素和能力因素的内部薪酬差距,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的效应,并且随着薪酬差距的扩大,企业过度投资的程度也愈加严重。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建议构建合理的高管团队,制定合理的薪酬政策,建立健全投资决策、执行和监管机制。     

国有控股、市场竞争与股权激励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研究

结合代理理论和制度理论,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国有控股和市场竞争这两种基本制度环境对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相关关系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发现：股权激励整体上存在激励效应,能显著提高企业绩效;国有控股削弱了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对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产品市场竞争强化了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竞争程度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好;市场竞争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在竞争程度高的国企样本中,股权激励显现出了显著的激励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制度环境是股权激励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完善产品市场竞争是提高股权激励效果的关键。     

经营者生产性努力与产品市场竞争关系研究

在假定企业利润是关于市场竞争度的连续函数、且经营者努力的成本单调递增的基础上,研究建立了经营者生产性努力的最优激励合同模型,并分析得出:增长的市场竞争,一方面增加了企业关闭的可能性,从而增加了对经营者生产性努力的激励;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企业获得利润的可能性,从而减少了对经营者生产性努力的激励。该研究结论对于如何在实践中最大程度上根据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匹配激励合同对经营者生产性努力的激励强度具有指导意义。     

产品市场竞争对财务杠杆的影响

在竞争程度不同的产品市场中,如何进行财务杠杆决策,成为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焦点.一般来说,产品市场竞争会对财务杠杆决策产生显著影响,竞争程度较低行业的企业采用高财务杠杆,竞争程度较高行业的企业采用低财务杠杆.但我国的实证分析结果与上述观点并不完全一致:虽然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的财务杠杆产生了显著影响,但竞争程度较高行业中的企业采用的财务杠杆却较高,反映了我国资金配置的低效率。     

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悖论分析

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是我国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国企经营者偏好企业控制权的强烈动机体现了国企经营者激励模式中的行政取向,也是当前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激励悖论的主要原因.应完善国企经营者激励机制以缓解国企中的代理问题进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     

产品市场竞争对资本结构的作用机理研究

企业融资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策略是企业发展中最重要的两项决策,两者间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本文从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融资能力的影响、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不同债务融资渠道选择的影响三个方面分析了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资本结构的作用机理。     

负债融资、财务杠杆效应与产品市场竞争

负债融资产生财务杠杆效应的同时,又会导致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的压力,企业在财务杠杆效应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权衡的基础上才能确定合理的负债融资比例。经验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财务杠杆或财务杠杆效应运用不合理的特征。     

产品市场竞争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

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产品市场竞争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假说。然后以我国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来验证本文的假说,并得出研究结果:(1)上市公司的债务水平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中11%的部分可以由产品市场竞争因素进行解释;(3)产品市场竞争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具有稳定性。最后提出政策建议以期我国上市公司能够更精确地设计融资方案和获得竞争优势。     

美、日高层经理激励模式比较分析及启示

美国、日本高层经理激励模式客观上存在很大的差别 ,但两国经理效率都是世界一流的。针对此种现象 ,存在着若干理论解释。在批判性地分析几种代表性观点的基础上 ,结合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及美、日两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 ,探讨美、日高层经理激励模式之间的根本差异 ,这对解决中国高层经理激励问题 ,构建我国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具有重大意义。     

产品差异、外资垂直并购与市场竞争————基于企业产品定位和市场份额的分析

基于产品从低端到高端分布的Hotelling模型,同时考虑上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内生决策,探究外资高端下游企业垂直并购上游企业对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和市场份额的短期与长期影响后发现,外资高端下游企业垂直并购上游企业,短期可导致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提高,甚至市场份额的扩大;长期而言,对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影响与上游企业的成本有关：当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较低时,会导致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下降,降低幅度与上游企业的成本负相关;当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较高时,会促成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提高,提升幅度与上游企业的成本正相关。但不管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如何,长期都会导致我国低端下游企业市场份额的下降。该结论在二次运输成本情况下是稳健的。     

观念竞争与市场竞争

指出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既包括产品(实物)的竞争，也包括观念的竞争，现实残酷的竞争要求企业重视观念竞争，即要求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地转变自己的观念，努力培养消费者对自己品牌的认同感；而企业对观念竞争的日益重视，又加剧了原本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市场竞争进一步无形化。可见，市场竞争与观念竞争是密不可分的，而两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关系促使企业必须将环境、自身优劣势和竞争时手三者结合起来，制定适应竞争要求的战略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