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英国家庭关系研究的新取向

20世纪下半叶以来 ,西方家庭史研究的重心经历了从家庭结构到家庭关系的转变 ,并一度形成了近代早期家庭亲属关系的“松散”说和“淡漠”说。晚近有关英国近代早期家庭关系研究的新成果对此做出了重要修正 ,重新肯定家庭亲情关爱和亲属支持网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文章从互惠理论与亲子关系、社会资本与亲属关系两方面进行了述评 ,强调这种新取向对于深化英国早期现代化特征认识的意义     

丈夫外出务工对半流动家庭婚姻关系的影响及其对策

我国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民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寻找务工赚钱机会,形成了半流动家庭这样一种农村家庭新模式。但半流动家庭的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使家庭功能无法完全实现,对夫妻感情和家庭稳定产生很大影响,容易出现婚姻危机。我们应当正视问题,通过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提高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程度,加强道德与法律的宣传教育,制定更加灵活与人性化的政策,慎重处理半流动家庭离婚案件,建立多元化调处化解婚姻纠纷的联动机制等多种措施,稳定农民工的婚姻关系,以维护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农村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深圳市流动儿童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2013年深圳市流动儿童调查数据,分析流动儿童制度性身份认同和地域性身份认同的现状,揭示“纽带联结”和社会距离对流动儿童制度性身份认同和地域性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儿童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城市人身份认同度和本地人身份认同度均比较低,存在身份认同模糊问题,制度性身份认同危机更为严重;“城市纽带联结”中家庭有无深圳房产和本地方言掌握程度,“乡村纽带联结”中老家生活时长,以及社会距离是流动儿童制度性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城市纽带联结”中家庭有无深圳房产、本地方言掌握程度和深圳生活时长,以及社会距离是流动儿童地域性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乡城纽带联结对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影响可谓异同兼具,不同的社会距离对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均有不同的显著影响。     

乡村“老漂族”的流动机理与生存图景

“老漂族”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流动人口,专指以帮衬子女特别是照顾孙辈为主要目的,从自己生活的农村来到子女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的准老年人和老年人群体。“老漂族”是一个具有较强异质性的群体,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通过对江苏省H市X社区18位“老漂族”的深入访谈发现,“老漂族”的流动是在工业社会传统家庭性别分工消弭的时代背景下,子代的需求和父代的回应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以一种“父代投奔子代”的独特方式重塑了转型期中国的代际关系,“老漂族”生存状态也因此呈现出一幅喜忧交加的另类图景。随着“老漂族”群体的发展壮大,这一群体未来的去向问题应当引起社会的关注。     

何处为家?——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中的身份冲突

当前身份冲突研究多以群体视角为主,缺少对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研究发现,农民企业家在返乡创业过程中面临身份冲突困境,表现为其与生俱来的农民身份和当前的市民身份之间产生冲突。身份冲突缘于农民企业家在维持农村传统家庭和城市小家庭团结时的左右摇摆,从而造成身份认同的失衡。为缓解返乡创业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失衡,农民企业家采取了创业地点分流措施,在“经济能力强—农民身份感强—团结农村家庭”的情况下选择“返乡农村创业”,在“经济能力强—农民身份感强—团结城市家庭”的情况下选择“返乡城市创业”,家庭团结左右着农民企业家创业地点的选择。这一过程反映出了个体选择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并启发我们在分析人口流动问题时应兼顾客观环境与行动主体的主观认知,以便推动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进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美国黑人家庭模式的转变与发展

研究美国黑人家庭的模式转变 ,有助于察看当今美国黑人在生活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趋向。美国黑人家庭的发展、演变经过三个阶段。在作为奴隶身份被卖到美国的第一阶段中 ,其家庭结构表现为或是女性统治为主心 ,或是不稳定的、一种杂乱亲属关系的共同体 ;在从奴隶转为自由民的第二阶段中 ,传统式的家庭结构渐渐消亡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家庭模式开始发展 ;从 19世纪末到现今的第三阶段中 ,以父权为统治表征的双亲式家庭已成为发展主潮。     

“边缘村”：农民的流动与分化－－对合肥市郊杏花乡李洼村的个案研究

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产生了大批剩余劳动力，并且一系列制度的变革使得农民的流动成为必然。流向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他们身处城市，但从身份而言，他们仍然是农民。“城市中的农民”的边缘身份，决定了他们在城市中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与过渡性。本文通过对一个“边缘村”的形成及其居民生存状况的研究，以进一步分析解释农村社会分化、农民流动的原因，并且也着重分析了其内部结构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经费的政府间转移支付模型

利用财政转移支付中“差额补助”计算法的设计思想,结合我国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各流入城市之间的实际,构建对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量化分析的数学模型,并据此对全国十个主要流入地城市进行模拟。模拟结果显示,在十个城市中,无论经济发达与否,都可获得基本转移,其数额与综合权重系数有密切关系。地方政府能否获得差额转移支付与地方教育发达程度有很大关系。此外,对于流动儿童规模大,且跨省流动比例高的城市,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数额较大,这也与中央财政重点对跨省流动进行转移支付的思路是吻合的。因此,国家应尽快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统筹考虑大量流动人口跨地区、跨省向城市集中的趋势,对流入地城市进行流动儿童教育经费的转移支付,才能够达到提高公共财政利用效率和鼓励地方政府积极进行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投资的目的。     

新中国初期农民进城务工问题探析

“一五”计划时期，新中国出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第一次高峰，数量达800万之巨。本文考察了这次人口流动高峰的动因，分析了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并对当时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典型描述。     

固守 流动 迁移——从女性角度分析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农村家庭

农村家庭可分为固守、流动与迁移3种类型,研究发现提高妻子的教育水平和家庭月收入会显著提高固守家庭妻子对孩子城市定居的意愿;流动家庭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是丈夫的3.4倍,丈夫的月收入明显低于迁移家庭丈夫的月收入,家庭负担自评较重;迁移家庭的妻子年龄最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最高,但月支出却没有显著扩大,迁移家庭在城市定居的意愿也是最低.建议提高固守家庭成员的农业种植和农产品开发、流通技能;重点关注流动家庭;政府、企业、家庭合力稳定迁移家庭.     

"看"的技术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

“看”的技术生态位不仅指它在社会生态系统中所占据的空间位置,更意味着它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功能或所起的作用。人是“看”的主体,“看”是人类认识这个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看”的技术则是强化这一方式的重要工具,二者的相互关系定义了“看”的技术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关系、联系是“看”的基本属性,生态系统是“看”的场所,生态整体性是“看”的技术生态位之基础。正是这种整体性定义了“看”的技术生态位在空间上所占有的具体位置,同时也将其在时间上统一起来。这种时间上的统一表现为一种过程性,即“看”的技术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自身的展现形式是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看”的技术生态位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演化所带来的直接成果,就是“看”与“看”的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更为牢固与紧密,甚至可以说,今天社会生态系统中“看”的技术生态位就是通过“看”与“看”的技术紧密依存共同展现出来的。     

楚简“虖”、“[虎口]”、“[虍壬]”的用法及其形体传承辩证

在楚简文献中,“虖”、“[虎口]”、“[虍壬]”皆既可用作实词,又可用作虚词。用作实词时,三字各不相同;用作虚词时,三字有同有异。“库”、“吝”在楚简之前的文献中即已出现,后世也有传承;而“妻”仅存现于以楚简为主的战国出土文献中。三字在与楚简同时地出现的传世文献中未见,系后世更改所致。     

中国古代“活法”观及其哲学渊源

“活法”是中国古代文艺创作的重要思想,首倡者应为北宋胡宿,其以“活法”来倡诗作之新变;苏轼对“活法”的推进至关重要,提出“信道法智”“道凝而法活”,反对“死法”,将“活法”作为“道”及万物人生之本性而致思,确定了“活法”的基本意涵和生命向度。吕本中认为“活法”是“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并落实到自我生命的维度,张元幹、杨万里等进一步阐发了“活法”之说。宋代理学彰显着生生性、活络性,“活泼泼地”是理学家常探究的话题,儒家之“活”是万物之理、学问之法,亦是文艺之则;禅宗之“活”是“活法”观的重要思想源头,“参活句”一直是宋代禅僧的话头,圆悟克勤、大慧宗杲多次论及,这对吕本中、杨万里等“活法”观具有巨大影响,清代朱庭珍、石涛等人直接将“活法”阐发为“至法”“无法之法”。中国古代之“活法”观凝结着宇宙万物之生命的深度思考。     

《老子》“道经”首篇阐释

“道经”首篇是《老子》全书之总纲,当从“以老证老”、考虑语境、整体把握这三原则出发来考察,方能正确地阐释本章之旨。其中“道”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形而上的“非常之道”,而“无”和“有”则是老子分别对远古蛮荒与近古物质两个时代的称呼。     

传续百年：浙江“唱新闻”曲艺变迁的传播社会史考察

“唱新闻”是起源并流行于浙江地区的一种地方曲艺,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说唱形式的口头传播活动。这种传播形态起源于南宋时期的“说朝报”,在近代浙江地区兴起,后扩散到上海等地,是留存至今的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活化石。根据推动“唱新闻”发展的动因和社会传播功能的不同,可将“唱新闻”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唱新闻”的传播者身份、传播的“新闻”内容以及表演的空间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市场和受众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媒介技术因素是影响“唱新闻”变迁的重要因素,每个历史阶段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又有不同。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唱新闻”的变迁,对于揭示地方曲艺、新闻传播活动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精神契合与文化认同——论新城“二王”与眉山“二苏”

王士禄与王士禛兄弟弱冠以甲科登第,并称"二王",由于家世、经历及文学才华而被时人比作眉山"二苏"。在清初特殊的家族环境和政治文化背景下,"二王"自觉追仿"二苏",表现在"磨勘之狱"与"二苏"精神上的契合,和蜀冈禅智寺唱和中文化上的认同。"二王"因此度过仕途的困厄,得到江南文人的认可与推重。     

社会共生研究的当代性

针对社会共生研究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问题,利用文献分析法,对“共”“和”等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共生思想的文化因子进行解析。研究认为,中国共生性的“和文化”是包括个人的共生和国家的共生,人类面对的即是一个命运相连的共生社会;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的不断优化共生关系的空间,这是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和处理国际关系中需要遵循的基本理念。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人口转移与分布空间

基于＂五普＂与＂六普＂数据的追踪预测,从城镇化率、潜力系数、＂三力模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结论：2030年农村累积转移人口数将达3~3.5亿左右,农村未来转移人口的规模、潜力及动力仍然比较大。鉴于此,国家可以尝试选择：传统地理大区＂组团＂、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城镇化率＂等级规模结构＂这三种转移人口分布的空间模式。同时,围绕＂分散＂、＂集中＂、＂优化＂的分布方式,实施相应的政策建议,以破解农村转移人口分布的空间选择及相关问题。     

孔子艺术哲学的悖论及和解

为研究孔子艺术哲学,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考证,明确了孔子时代艺术形态的构成,对“必有可观”与“君子不为”之间的二律悖论分别进行了剖析。研究认为,孔子所论之艺,虽有大与小、一与多、本与末的区别,但从其“一以贯之”的兼通观立场看,艺之大小,全因执艺者能否通会天地人道而后定,道之大小的最后区分是守技而兼通,故“小艺”也能通“大道”;“小道”是古代艺术的同义词,其包括了古代艺术的不同门类,但孔子所观之道,不仅包括艺术,自然万物也被他纳入观德的对象,他强调道艺相辅,其“小道可观”被赋予了“游”的审美精神和“通”的人生境界,这就是孔子“必有可观”生存美学的精义所在;所谓“君子不为”,实则君子不专为、不一为、不偏为而已,其与道艺的大小本末和功用直接相关,其背后体现着治道者与为艺者的身份等级差别,艺之“不为”与“有为”的区别仅在于是偏工还是兼善;孔子将原本含有技术成分的“艺”提升到全新“道”的哲学层次,推衍为具有形而上色彩和普世价值的艺术理论,最终将这一表层矛盾的对立从义理和应用两方面加以会通和解。     

时间副词“永远”的时态逻辑刻画

为了有利于人们对时间副词“永远”进行语义理解、运用以及与相关时间副词的语义衍推，运用时态逻辑的分析方法，对时间副词“永远”进行逻辑语义分析，归纳出“永远”的4种时点集类型，从而推导出时间副词“永远”与其他时间副词在语言交际中的关系，揭示出时间副词“永远”在时态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