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戏剧对李渔小说叙事形态的影响

受戏曲意识的影响,李渔的小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叙事形态:在叙事结构上强调立主脑、密针线,用平衡与失衡来构置叙事模式,创造喜剧效果;用角色的对立转化来设置对立型的叙事语法。在叙事策略上运用了园林建筑的空间形式,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从才子佳人小说到《红楼梦》"情理冲突"之调和与深化

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表达了自主的婚姻观念,但是很多作品也表达了维护"名教"的思想,因此才子佳人有风流大胆的一面,也常常处于"情理冲突"之中.才子佳人小说没有真正解决才子佳人的"情理冲突",而是通过种种方式遮蔽了这一矛盾.而<红楼梦>中的"情理冲突"无法调和,并最终演化为人物命运的悲剧.曹雪芹以人物的命运悲剧更为深刻地阐释了"情理冲突"的实质,表现出了自由爱情和婚姻与社会礼教规范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小说"到"非小说"--韩少功长篇小说文体创新探析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小说出现了回归趋向:回归传统、取悦大众成为不少作家的共同选择。韩少功则始终坚持精英写作立场,且在文体探索上走向"非小说"一途,这既是对现代小说规范的突破,同时又是对中国"杂文学"传统的回归。     

文学史的书写与流动的文学经典--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运动是建立在意欲打破单纯以政治需要来评价文学作品的思想基础上的,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文学作品入选文学史的标准.但文学史的书写能否真正做到拒绝政治,这引起了学术界新的质疑,而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变化也使得文学经典成为流动变化的.     

欲望的"非理性"之旅--从王国维到新感觉派小说

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到穆时英等人的新感觉派小说,显示了非理性主义欲望叙述在现代中国演变的某种轨迹.在救亡图存的大语境下,对"人"的非理性问题的关注,对欲望的人本主义式的言说,虽然不可能加入当时的主流话语,但它们打开了文学以及思想文化的另一片天地.     

也谈"从契约到身份"--对第三法域的探索

近代社会中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在现代社会中正转变为"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确定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这样一种"新身份",成为第三法域的显著特点.这种新身份的形成,导致新的法律调整原则、新型的权益观以及新型的法律调整模式等一整套机制的形成.     

从"本体思维"到"伦理思维" --对哲学思维路向之当代性的审查

自从"本体论"被尊奉为"第一哲学","本体思维"就被视做哲学的当然运思路径。然而,本体思维是一种"梦想型"的思维,它着眼于物之"是其所是"的知性追问,必然错过人之"是其所应是"的生存领悟。本体思维的终结意味着哲学思维路向的转折。哲学思维路向的当代性尝试之一,是确认"伦理学"先于"本体论"而成为"第一哲学",以"打破存在的自鸣得意"。"伦理思维"作为一种"关系思维",更多地将平等的、自由的、民主的、包容的、对话的、参与的理念或精神带到哲学运思中来。哲学终结之后如果还有"第一哲学"的话,那就是"伦理学"。     

从民到人的历史切换--深刻理解"以人为本"的新视角

在近代西方,人是一个类概念,从中发展出自由、平等等抽象价值。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与之相应的人的概念,而只有民的概念,民与官处于对立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人与民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并提出以人为本的宗旨,从而实现了对人的理解的历史性转折。     

从"大规模报复"到"星球大战"--论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演变

核战略是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对核威慑的运用,是在国家政策与战略理论基础上,受政治、军事、财政、心理等诸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国家战略。核战略是核国家逐渐成熟的标志,也是其不可忽视的国家军事指南。核战略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经历了大规模报复、灵活反应、现实威慑和星球大战四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的核战略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与背景中,适应了美国国家政策与政治战略的需要,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既定目标与方针,通过理论认证,内部辩论从而成为美国国家战略、走向国际舞台的。核战略在实施过程中所暴露的弊病和弱点被修正,直至其自身已无法调整,为新的核战略所替代。     

从"尊王攘夷"到"尊王扩张"--对日本近代国家战略思想演变轨迹的探析

日本的尊王意识起源于神祗信仰,在日本各个社会转型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内忧外患、社会激荡的江户时代晚期,"尊王"与"攘夷"相结合,成为民族自卫的旗帜和早期民族主义思潮的集中体现;在明治时代围绕如何构建近代政治体制的争论中,虽然力主仿效英、法、德政体的代表人物主张各异,但"尊王"仍是他们的共通之处;在日本形成"一君万民"的明治政治体制并开始走向对外扩张的时期,"尊王"是日本在台湾、朝鲜和"满洲国"推行殖民统治政策的基本方针.     

王国维文艺思想研究的世纪考察(下)

五戏曲和小说一样,在古代被视作“君子弗为”的“小道”,甚至被正统文人斥为“俚俗淫靡游荡无益”。到了近代,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才对它们的美学意义和学术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梁启超等人提倡“小说界革命”,将小说创作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大大提高了小说自身的地位。天谬生、蒋观云等人也十分重视戏曲的社会教育功用,视之为救国救民的良方妙药[55]。王国维对戏曲的重视,更多的是以学者身份从事研究,而不是向社会呼吁。从1908年到1912年的四年之间,他先后完成了 8 部专著,即:《曲录》、《戏曲考原》、《录鬼簿校注》、《优语录》…     

科举、商品化与社会平等:清代广西土司社会的“文明化”

本文探讨了清代中央王朝在广西土司地区推行科举以及该地方社会因应这一政策而逐步“文明化”的过程。文章首先描述了广西土司地区依据土地的占有与使用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结构与身份体系，继而梳理了清初以来中央王朝在该地区推行科举的历史进程，并说明清政府的科举政策如何与地方社会进行互动，进一步导致了土司社会的重构。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地方文书材料，探讨了地方社会群体如何通过商品化手段转变身份，进而追求社会平等与自由的“文明化”过程。     

从熟人社会到弱熟人社会——来自皖西山区村落人际交往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

熟人社会”理论虽被广泛应用,但由于一直没有相应的指标来测量,故逐渐被刻板化。本研究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皖南山区自然村落的人际交往关系为分析对象,从强弱关系的视角,重新测量发现：自然村落内村民之间的网络依赖于间接连接构成;强交往关系中存在大量孤立的个体,而且整体网络断裂的风险也较高;弱交往关系中基本上不存在孤立的个体,其整体网络断裂的风险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自然村落内的村民之间也难以熟知,本研究将这个社会特征概括为弱熟人社会。     

The Swing of the Regulatory Pendulum in Europe: From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to (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

Regulation in Europe is currently driven by three distinct, yet not entirely unrelated factors. These are competitivenes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Increasingly these factors influence both the need for, and concepts of, wha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Commission) refers to as “better regulation.” To ensure better regulation, two regulatory philosophies have been put forward, namely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and impact assessment.^1,2 In this paper, I first briefly describe the current drivers of better regulation. Then I examine the use of these two regulatory philosophies in helping to achieve better regulation. In the final section I offer some speculation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Union (EU) regulation. Will elements of the Commission and the EU member states operate in an even more precautionary environment, or will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be seen as too costly, forcing regulators to resort to an even greater use of impact analysis?     

From ＂tianxia＂ （all under heaven） to ＂the world＂： changes in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conceptions of human society

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使“天下”平顺地向“世界”过渡。但中国却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中国士人渴望加入“世界”，努力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这是一个充满了彷徨的探索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