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先锋小说的“无时性”叙述

“本文时间”探讨是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中国先锋小说的一个关键标志就是它的“无时性”。这种叙事结构有它深厚的哲学基础。     

叙述视角与意识形态——兼论后现代元小说的叙述视角

小说的叙述视角决定了读者对视角人物的同情,并进一步由同情而产生认同效果,即读者通过与某种主体立场完全合一而投射自身的身份、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叙述视角由此超出了形式技巧的范畴,而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味。后现代元小说叙述者破坏性介入的全知视角解构了小说的真实性,从而使主体性的投射没有了依托,并进一步揭露了传统小说通过视角运用而对读者实施的意识形态掌控,从而指向了后现代意识形态的运作。     

试论晚清“新小说”的白话语言建构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观念迅速为知识界接受,使得整个晚清白话小说发展都打上了它的印记。也造成了“新小说”发展的空前盛况。其时,人们直接赋予小说教育下层民众的重任,在此基础上“新小说”的文学语言与白话的采用建立了必然的联系。同时,由于白话发展的实际水平,“新小说”的白话语言渊源多为传统白话小说,并存在其他的成分,形成一种近代化的文学语言的发展情形。     

永远的异项——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标出性

本文以文化符号学的标出性理论考察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文化特征。先锋小说以主流文学(正项)和大众文学(中项)为背景和参照,主动反抗主流文学的美学规范,作为异项强势标出,自愿走向边缘,从而引来关注和排斥。而由正项、中项和异项组成的三项模式却处于动力关系之中,当先锋小说(异项)摒弃标出性而争夺中项,势必造成标出项的翻转,从而丧失先锋性。但是先锋小说并未断绝,而是由一个新的异项来充当,形成新一轮的动力关系,推动小说继续向前发展。     

反抗与拯救——先锋小说创作的叙事学分析

19世纪末 ,西方现代哲学开始了由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向。背靠这种世界性的哲学背景及其相应的文学转型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于 2 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出现了以形式实验为特征的先锋小说。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一方面表现为叙事策略的变革 ,一方面表现为语言秩序的改造。由此进行的文化拯救使先锋小说的语言革命获得了“警世”性的叙事品格     

语言的诗意与诗意的匮乏——论先锋小说的"抒情性"

先锋小说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叙事文本,其主要艺术特征就是对叙事方式进行了极端的重视,从而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文本结构与阅读效果.本文从"抒情性"的角度出发,通过具体论述"抒情性"的成因、特征、得失,从而得出关于先锋小说的种种特征.     

真实的建构与审美的回归——论先锋小说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

回望新时期文学30年,审视新时期具有先锋特质的作家作品,发现、发掘先锋小说叙事革命中蕴含的先锋性,着重分析先锋小说对文学真实观的解构和建构,及其在文学审美品质上的回归,从先锋小说在对“五四”文学革新与审美传统的承继和对先锋后小说创作的影响上,来探寻先锋小说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     

“主体”的生成与毁灭——1980年代《论文学的主体性》的出现及其意识形态

作为纯文学建构的主要环节,文学主体性在1980年代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它的出现是文革后整个文学突破的理论表达,也是当时整个社会语境在文学理论上的必然折射。建构人的神话的文学主体性与后现代文化不具有类比性,但是那种高扬的主体自律性显然已经离开了现实大地,虽然有一个绳子与外在指涉物相联系以说明自身,但是当时代语境发生变化,特别是1990年代中国市场化大力推进之后,这样的主体必然会在空中迷失甚至破裂落回地面,只不过这次面对的现实已经不是原来极力要逃脱的现实,而是某种与这个破碎的主体同构化的虚幻现实.     

“有思想的小说”与“被小说的思想”——回应俞兆平教授

围绕《阿Q正传》这一鲁迅学案至今值得争议,因为这部小说的思想意蕴暨叙事魅力同样迷人。能从阿Q读出"思想家言"的智者当属珍贵,若进而从阿Q读出"小说家言",即读出鲁迅注入阿Q造型的思想是被小说化的,这就更经得起咀嚼。这亟需了解两条艺术规律:一是作家的初始动机对创作全程未必具决定性;二是小说的思想基因对作品不应具限定性。     

“80后”小说语言的审美追求

新世纪以来,“80后”小说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征。语言学—文艺美学双重视域下的“80”后小说语言,有其独特的审美形式和审美追求,这是对传统美学范畴的丰富和发展,更是对文学语言的独特贡献。本文选取“80后”作家代表性作品,探讨“80后”小说语言的审美特点和审美追求。     

“缺失的风景”:先锋小说与微小说叙事之比较

先锋小说与微小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近几十年变革中的两大突出现象,其产生的背景虽然不同,但在叙事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在创作上都体现出了叙事主体感情的缺失,叙述深度模式的缺失以及人物形象的缺失。     

论“先锋小说”语言的疏离效果

先锋小说为了追求艺术语言的陌生化效果,达到与现实生活的疏理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再创审美意象,他们使用了一系列的方法,使小说语言与日常语言区别开来,即语言标点符号的超常使用、句子的情绪化顺序、词语的新组合与搭配、叙述态度的“客观化”等,使普通语言产生一种异质的效果,造成文本结构的外在形式的变异、意象的情绪化流动、形象的新组合与超常搭配以及异乎寻常的叙述态度等,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使文学的形式与内容真正融合、统一.     

关注生命的成长——沈石溪成长小说刍议

沈石溪成长小说本着文学向“人学”回归的理念 ,着力反映少年“性”意识和“人”的意识的觉醒与高涨 ,体察成长的烦恼和痛苦 ,以浓重的悲剧色彩再现少年情感世界。     

启蒙的现代意义及其偏差——论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兼与“五四”启蒙运动之比较

寻根文学与“五四”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显著的启蒙运动时期,但这两个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文学启蒙运动,在其现实的指涉意义、表现形态和结果等方面,都有着种种的不同。本文主要探讨了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及其偏差,并将之与“五四”启蒙运动进行比较,从而对于启蒙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命运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与文化建设也起着现实的针对意义和启迪作用。     

“战争”的革命叙述与“革命”的战争叙述——论作为一种“典型现象”的“十七年”抗战小说

在中国当代文学实际创作中,有关“革命历史”的战争描写一直持续不衰.叙述战争不仅是建构革命历史的最佳选择,而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的博弈性及其生发的种种超越一般人想象之上的可能性,能够形成对一切历史因素进行合目的性整合的弹性机制.新时代政治自然需要通过重新叙述历史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但它更需要的是支撑合法性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而不是抽象的关于历史的种种概括.这种隐秘不宣的深切期待,正是当代文学创作不能忘情于革命战争的重要缘由.革命视野中,战争的工具性、客体性被强化,战争被赋予“革命”性质的过程,正是革命改造战争、重述战争、战争与革命相粘结的过程.虽然战争视野中的“革命”凸现,常常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和对战争主体的阶级性强调等修辞得以实现的,但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却完整体现了对文学创作中所有要素重新组合及赋予其新功能的叙事意图.这种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并不完全导向对于战争丰富性描写的限制,而是促进了在合法性范畴里文学对于战争想象更为浪漫的张扬.只要战争的描写能导向对于革命的论证,任何对于战争的奇思妙想都会转化为革命的丰富性细节,历史也于此获得尽可能完美的多姿多彩.     

在梦魇中前行——论新时期“边地小说”中潜隐的意识形态

边地文学在近年的异军突起,与其中所潜隐的大国想象的意识形态符码密不可分,论文以边地小说为中心,从边缘化的焦虑和大国的想象、民族文化交融与民族性格重塑以及意识形态的隐秘整合三个方面来具体论述,以期解开边地文学火爆的深层原因。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衍变、实质与悖谬

“意识形态终结论”作为资产阶级的理论论调,其终结直指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意识形态终结论”及其变种极具迷惑性,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为此,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正确认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实质及其悖谬。“意识形态终结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幻想。     

重返词语的重量与深度——试析莫言小说词汇偏离的“物”向度

大量使用词汇偏离是莫言小说语言的一大特色。莫言小说中的词汇偏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临时创造新词语,二是临时创造新用法,三是以描述性或解释性语句来代替或更新现成的语词,或者是通过有意地堆积成语、习语或俗语来打破通常的词句组合方式。莫言的词汇偏离创造出了异乎寻常的语言形式,增强了词语的"可触知性",取得了强烈的"陌生化"效果,颠覆了人们对于日常名物的感受、理解和认识,似乎深谙俄国形式主义的美学追求。但他遵循的却并非形式主义的美学原则,更不是后结构主义"不及物"的写作理想,而是通过对语言的无限运用,以一种不断向"物"回返的陌生化形式,开启了一种重返词语的重量、深度和活力的纯文学写作道路。     

反因果:迷宫与圈套——“先锋小说”的结构特征及意识倾向

:“先锋小说”的先锋性与前卫性主要是通过其叙述方式得以体现的。具体而言 ,就是通过对传统情节结构及其相关的准则、规范的拆解、颠覆实现其在意识层面上对传统意识的消解。拆解传统情节结构的主要策略是对传统故事建构的连贯性与因果性机制进行有意地毁弃 ,“先锋小说”实现其“反因果”策略的手段主要有两种 :一是通过藏匿故事的关键因素造成障碍和谜团 ;二是通过故事因素的重复叙述有意造成矛盾与破绽 ,造成一种故事因素互相否弃的“迷宫”效果     

论现代小说“不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

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三类不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他们凸现了人物的叙述能力与小说的艺术性之间的矛盾,“二我差”部分地解释了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人物叙述者的局限性造成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功能是由人物叙述者与主体叙述者共同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