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天会间进士辨疑(一)

以下诸人是不是金朝进士,尚需加以辨析:(一)诸志中记载的天辅间进士。《金史·选举志》说天会元年始行科举,而诸志书记天辅间进士多名,他们是不是金进士?《弘治保定郡志》(卷一一《古今科第》)记天辅元年录进士9人,天辅四年进士15人,其中唐县人谭铎登天辅元年进士,唐县人石宣、     

明代观政进士制度

"观政进士"的创设是洪武帝对前代以来科举制度的改革措施,在明代基本上是相沿不辍,推行到崇祯末年。明代推行观政进士制度的目的是对进士实授官之前进行岗前实习,增加一点从政的经验。进士的观政从取得进士资格以后就马上开始,观政主要在中央最高一级的文职行政机构"九卿衙门"中进行。观政进士虽不算是正式官员,但已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取得议论朝政的权利。进士观政给予所出身俸禄,进士观政时间的长短是不一的,观政进士需要定期考核。办事进士就是观政进士。观政进士制度是对科举制度的完善和补充,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金天会二年进士辑补

薛瑞兆教授在《金代科举》(见该书第三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所列天会二年进士中,刘、杨晖、张国正可作进一步考证。高似为天眷二年进士。毛询、毛评或许是北宋进士。马大中的进士身份可疑。马柔德应为天会四年进士。王尚智、韩渤、曹溥为金初进士,不一定是天会     

金天会十一至十五年进士辑补

天会十一年至天会十五年间,尚有需补充的金进士. 一、天会十一年进士:薛瑞兆教授考订出天会十一年进士4人(<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耿嗣昌、郝俊彦、杨用道、王建中.我以为,郝俊彦的进士身份应较可靠,亦可对有关的史实进行补充.耿嗣昌曾中状元,但将他作为天会十一年状元,似无确据.杨用道、王建中或许是天会间进士,但不一定是天会十一年进士.     

明代辽东进士的历史贡献

明代辽东共考出72名进士,任京官者自尚书至行人共30名,占总数的41.67%;任地方官者自布政使至知县共42名,占总数的58.33%;入仕率之高名列全国前茅。辽东进士在任职后绝大多数都能恪尽职守,不少人成为勤政恤民、公正执法、清正廉洁、刚直敢言等方面的佼佼者,其中尤以宁远进士陈寿、沈阳进士范!、东宁进士周正、辽阳进士顾能表现最为出色。在文化方面,他们不仅是辽东地区文化发展的推动者,而且对任官地区的文化教育建设做出贡献;至少有13人留有著述传世,主要集中在经学、诗歌、史学三个方面;经学以义州进士贺钦最具代表性,诗歌以广宁冯裕、冯琦成就最高,史学则以广宁冯惟讷、冯琦贡献最大。     

唐代安徽进士考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发展时期。当时科举科目众多,但最被人们看重的是进士一门。时人把考中的进士誉为“白衣卿相”、“一品白衫”,又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焚香礼进士,设幕待明经”之语,足见登科进士的地位之高。安徽在唐代考取进士科的情况如何?过去鲜见论述,实为安徽教育史上的一个空白。现仅依据有关资料,拟分淮北、淮南、皖南三区对这一问题进行考述,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明清苏州、徽州进士数量和分布的比较

本文对明清苏州、徽州的进士数量重加考订 ,在两地进士的数量比较中揭示其分布特征和互动关系 ,从而为进行苏州、徽州两地进士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发展特性比较提供了一个可以把握的基础。     

《北宋初期进士研究》述略

以太平兴国五年榜进士立论,对宋初进士的籍贯与地理分布、家世与仕途,以及婚姻关系、政治道德、政治观念等诸方面进行了研究．为把握宋初进士的特质及宋朝士大夫阶层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依据。     

明代科举研究的一部新作——《明代科举文献研究》

陈长文教授的<明代科举文献研究>一书,已于2008年3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明史和科举学研究界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全书包括上、中、下三编,上编为<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是作者用力最勤的学术领域.包括<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的意义及现状>、<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原始性与权威性>、<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流通与庋藏>、<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与其他版本之比较>、<进士登科录探源--兼与傅璇琮先生就"金花帖"问题商榷>、<山东省东明县文物保管所藏明版(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述论>、<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版式、结构及体例>、<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刊刻、流布与珍藏>、<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文献价值及其局限性>、<明代进士登科录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等十个专题,各从不同角度对明代进士登科录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大多属于此前无人或很少有人问津的原创之作,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更好地利用明代科举的第一手资料--登科录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试析宋代徽州进士的分布特点

徽州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是徽州进士崛起的文化土壤。徽州进士的空间分布极不平衡,这一特点从宋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独特的地理位置、发达的商业以及尚文重教之风气成就了婺源籍进士在徽属六县进士中的魁首地位。在姓氏分布上,汉至隋唐时期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大姓名族占据垄断地位。这些特点折射出徽州经济、教育以及地方宗族制度的历史风貌。     

试析宋代徽州进士的分布特点

徽州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是徽州进士崛起的文化土壤.徽州进士的空间分布极不平衡,这一特点从宋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独特的地理位置、发达的商业以及尚文重教之风气成就了婺源籍进士在徽属六县进士中的魁首地位.在姓氏分布上,汉至隋唐时期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大姓名族占据垄断地位.这些特点折射出徽州经济、教育以及地方宗族制度的历史风貌.     

“李德裕反对进士科”辩

李德裕虽出身门荫,但其主政时并非刻意排斥进士,更多的是对进士科的积弊进行整肃,从而规范其作为仕途经济的功效。而其政敌实际上却大有助长积弊之嫌。因此,将进士科作为泾渭党争的标准不免有些牵强,所谓“李德裕反对进士科”之说更有失于偏颇之嫌。     

明代禹州进士考

河南禹州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但自南宋以后渐趋＂沉默＂。考察明代禹州的进士数量,可以了解当时禹州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明代禹州共有进士36名,在河南各州县中居于前列。所有进士中,景泰以前仅有2名,正德和嘉靖年间进士数量则达到了高峰,此后则逐渐减少。     

进士登科录探源——兼与傅璇琮先生就"金花帖"问题商榷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重要原始文献《进士登科录》,有一个产生、发展、完善和消亡的过程。明清时期的《进士登科录》源于唐代前期的《进士登科记》。唐大中十年(856)宣宗敕令"仍仰所司逐年编次"为始,标志着此后真正意义上《进士登科录》的产生。宋、元之后历代都重视《进士登科录》的编刊。关于登科录起始有两种常见错误说法:其一,自咸平元年(998)孙仅榜始。其二,自崇宁二年(1103)霍端友榜始。此外,"金花帖子"即榜帖,并非如傅璇琮先生所言"类似后世的‘题名录’"。     

文化地理视域下的宋代江西籍进士家族

宋代江西籍进士家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家族数量众多,家族延续时间长,宰辅高官多,一门数进士较为普遍,地理分布广泛,集聚现象明显等。两宋江西籍进士家族如此繁盛,其原因主要与唐五代移民的迁入、江西特有的地理环境及江西士人的刻苦好学等有关。宋代江西籍进士家族在创造家族辉煌的同时,不仅引领和带动了地方文化的发展,而且还为宋代江西文化的繁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谈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时间订补问题

明代有相当一部分进士题名碑上无立碑时间,或时间模糊,甚或年月不真实。其实,运用进士题名碑上端《赐进士题名记》撰文者当时所署官衔作为切入点来考订,便可对其立碑年代有个比较明确的断限。     

《登科记考补正》新增进士史料辨析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一书增补进士时存在对徐松《登科记考》的史实错误未予纠正、解读墓志史料不够严谨以及仅以方志为史料依据确认进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登科记考》中遗留的一些进士身份真伪问题没有能够解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的错误。     

山西进士与藏书

山西历代进士共有3703人,地域分布很不均匀。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一门及第情况很多,除了经济文化原因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学渊源的影响。要想科举成功,就得刻苦读书,进士都是从书堆里爬进仕途的,许多进士本身也是藏书家。根据有关文献统计,从隋唐到清朝的山西藏书家中有二分之一为进士,这充分说明藏书和科举有很密切的关系。     

唐代湖南科举述评

唐代湖南科举总体状况较为滞后。仅考中25名进士,但湘南地区产生了湖广第一个状元,也是进士分布集中的地带,其原因耐人寻味。     

戴叔伦非进士出身补证

戴叔伦“中进士第”,唐人诸书均不载,肇端于晁公武之《郡斋读书志》。当代研究戴氏之著名学者蒋寅先生继晁公武之说,亦认为戴叔伦乃进士出身。而今人大多与蒋寅持相反观点。这里,戴氏是否为进士出身,是进一步研究其人其诗的前提。正基于此,笔者运用大量史料,结合多家论说,进行合理分析,推出戴叔伦非由进士出身。本文首先分析得出马总为戴叔伦“集”作序的可能性甚微,其次从最早记录叔伦生平著作,与其同朝为官的梁肃和与之交往甚密的权德舆亦未曾提及叔伦中进士第出发,进而说明晁氏一家之言不足以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