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正义》中的“嫌”

"嫌"在《五经正义》中既有"嫌疑"之义,又有"为了避免误会"之义,两义相互对立,可视为反训词。复句结构不同理解影响下的词义引申是"嫌"成为反训词的原因。     

《说文》同源词系联法初探——以《说文》中含“空虚”意象的同源词系联为例

《说文解字》是一部依据字形而编排的字书。以形编排体例的背后亦有声音之联系。在对《说文》中以"康"为声符的形声字进行归纳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双声、同训、互训途径将《说文》中含"空虚"之意字进行简单地系联。且从音韵角度证其声韵相同或相近。使得我们对《说文》中含"空虚"之意字有更清晰的认识,也使得我们对于同源词的系联方法有一定的认识与探索。     

论《尔雅》同义词内部地位的不等同性

古人重视同义词内部成员的不等同性正是其优良传统 ,而以往研究滞后 ,无人问津。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 ,认为《尔雅》同义词具有不平等性 ,这种不等同性表现为同义范畴词内典型成员与非典型成员的认知差异性及层级性。《尔雅》的训词与被训词有典型与非典型的差别 ;构成同义集合的多义词据义项做典型或非典型成员 ;同义聚合体的成员显著度呈多层级递属变化。这从一个方面证明《尔雅》为一部同义词典 ,当时人们对同义词的研究已相当深入     

《说文》对反义同义同源关系的表述与探讨

探讨汉语词义之间的关系,传统的方法是把这种关系简化成反义、同义、同源这三种一般的类型。这种简化反映了汉语词义关系中浅显、常见而易于把握的类别与范型,有利于认识词义关系被拆开之后的一些基本样式。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对词义的解释、对词义关系的表述体现了他分析反义、同义、同源关系的经验。     

"反训"浅谈

"反训"是指一个词同时兼具两种相反的意义,这样的词可称为"反训词";"反训"可分为"正反同辞"、"美恶同辞"和"施受同辞"三类;词义引申、动作的特征、修辞等是"反训"产生的主要原因.     

《释名》中的“同字为训”

文章对《释名》中的20例同字为训从语音变异、语义差别、词性异同、语义关系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释名》中的同字为训是同字异词现象,其训释是成立的;并进而指出,同字为训在同源系联中有可利用的价值。     

《国语》单音节实词同义关系的格式与形成原因探讨

通过对《国语》单音节实词同义关系的研究,发现《国语》原文显示单音节实词同义关系的格式主要有三种,并对其作用进行了探讨;通过分析同义关系的形成格式,本文发现“非语言系统因素”和“语言系统因素”是《国语》形成词语同义的主要原因和途径。     

反训研究

“反训”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不同时代的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随着对反训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它的存在越来越持肯定的态度。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运用当代语言学理论对反训进行了探讨,认为反训既是文字层面的现象,又是词汇层面的现象,它不仅存在于汉语中,而且存在于世界上许多语言中,是一个普遍的语言学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详细总结了汉语中形成反训的原因:一是语言原因,形成反训词和言语反训词;二是文字原因,形成反训字。     

论汉英反义同源和反义同词

本文探讨了汉英语中的反义同源和反义同词现象,并分析了造成这两种现象的原因。对反义同源和反义同词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对揭示词义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能起到很好的理论指导作用。     

论戴震对扬雄《方言》的贡献

戴震以淡薄名利的心态精研《方言》。他首先针对洪迈《方言》非扬雄所作之说,一一加以辨驳,最终使扬雄为《方言》的著作者确立下来。有感于《方言》＂讹舛相承,几不可通＂,戴震为《方言》订讹辨误、删衍补脱,并进一步疏证词条,利用汉字系统声近义通的内在规律,读破通假、系联同源,更用＂语转＂明方言音变,从而沟通《方言》训词与被训词,使这部濒于隐没的语言学著作重发光彩。戴震的《方言》研究为后人立下楷模,开启了清代《方言》研究之风。     

合肥方言的“子”尾词和“头”尾词

合肥方言"子"尾词和"头"尾词比较丰富,代表安徽江淮方言词汇的一种典型特征。其中"子"尾词以两字组、三字组为主,"头"尾词以两字组居多。"子"尾词词性大多为名词,也有少数是代词、数量词、动词或形容词;"头"尾词分别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词缀"子"在"子"尾词中主要用来表达说话人"指小增恶"的主观评价态度,词缀"头"在"头"尾词中分别表达"指小增恶"、事物发展的势头或来由以及某件事是否值得去做等多种功用。     

论"言意之辨"对六朝文论的影响

“言意之辨”对六朝文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具体表现在它触发了文论家对“言”和“意”的重视 ,以及对言意关系的探究。刘勰将“言不尽意”与“言尽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肯定了以“言”尽“言外之意”的艺术可能性 ,将“言有尽而意无穷”作为最高的艺术境界。这一言意关系的突破对我国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语素"-们(-men)"的词缀性质和正词法处理

汉语和其他许多语言一样把"词"作为基本单位.目前.国家针对书面汉语"词"意识欠缺的现状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和《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这两个"规则"中关于语素"-们"的词式书写规范存在分歧.进一步探讨"-们"的词缀性质和词式书写中的正词法问题,有利于汉语言的规范化和现代化.     

《辞源》通假字注释例商

《辞源》（修订本）是今人阅读古代典籍无可替代的权威工具书，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它在收词、释义、书证等方面，还存在着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在通假字解释方面存在着本借字互倒和以通假字术语说解同义词、古今字、假借字以及解说自相矛盾等情况，有进一步补正之必要。     

简论“聪明”、“智慧”的形义演变过程

“聪”、“明”、“智”、“慧”在上古常作单音词使用,在发展中,“聪”、“明”在“聪明”义项上靠拢成为同义词,经常并举使用,后来合成双音词;“智”、“慧”也因其词义上的相似而趋近并合成双音词。“聪明”、“智慧”作为合成词也有相同的义项却不能互相代替,因为它们在词素义来源、词素性质、词性、词义表达的角度等方面有明显差异。     

《〈丘特切夫诗选〉译后记》与穆旦诗歌的隐喻

穆旦所撰的《〈丘特切夫诗选〉译后记》和穆旦本人的创作有相当密切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集中体现于诗歌的隐喻表达之上。最能全面概括穆旦的隐喻的感性特征的，是穆旦在文中提出的“消除事物之间的界限”并实现“内外世界的呼应”的主张，这也是穆旦在隐喻表达中体现出的感知与表达方式的核心特征。这种理念实现了观念、语境的互相转化以及内外世界的交流，它还让一些简单的意象下蕴藏着历史与生命的力量。这些特征让穆旦诗歌的感性特征在中国现代诗人中独树一帜，在现代汉语诗学中亦具有积极的意义。     

《不能混淆同源字和通假字的界限》商榷

2005年第1期《白城师范学院学报》的《不能混淆同源字和通假字的界限——从两篇文章对两种文字现象的混淆谈起》是从《语文建设》两篇文章中使用的通假字与同源字概念的混淆谈起,主张不能混淆同源字与通假字的界限。考之于语言材料,实际上通假字与同源字是有交叉的。同时对“怎样判断同源字”及一些古今字的例证也提出不同看法。     

中国古典文论中的“言”“意”辩考

“言”和“意”是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中的一对美学范畴,其关系问题是中国古典文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言”和“意”的关系主要是指语言能否准确无误地描绘社会生活或自然景观,表达作家的主观意图或思想情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儒家认为“言能尽意”,道家却认为“言不尽意”。魏晋至唐宋的理论家也各执一端,并在此基础上派生出虚实、形神、意境等重要理论命题。本文认为“言”“意”关系的实质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并且与虚实关系、形神关系、意境关系同根异脉,血肉相连。     

评《说文段注》的“辨通别”

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同义词的"辨通别",代表了传统语言学对同义词辨析的最高成就,但迄今对此的研究往往陷入盲目崇拜既未确识其长,更不明其短.这对当今的古汉语同义词研究负面影响极大.事实表明,段氏"辨通别"真正的成绩在于一、继承了《尔雅》以文化词为主辨析的传统;二、辨别一义的同中之异,并力求富于对比性;三、用"浑言、析言"开创了兼明同异、重在求异的同义词研究模式.而其缺失主要是一、二词辨一,不成系统;二、囿拘旧注,主观推衍;三、浑言古今,以同代异.     

沈约"声律论"再审视

沈约是发明四声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将"四声"引入诗歌理论的首创者。"用四声以制韵"是"永明体"诗歌的核心特征,其具体内容是指:一句之中,必须避免同声同韵的字重复使用,并以"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为标准达到字调的相间。"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不仅不是"病犯"而是"用四声以制韵"的"韵",它只有在并提时才具有意义。沈约没有提出过"八病"之说,"八病"是后人基于"八体"言论而产生的一种附会,而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归入"八病"则是附会之上的附会。沈约的《答陆厥书》等文章廓清了"四声"与"五音"的区别。他的"声律论"建立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过渡的桥梁,也导致了"拘声韵"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