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北大核心CSSCI

在老龄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吸引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提高地区人口集聚水平,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和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上升,城市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逐渐凸显。基于此,文章以空气污染表征城市的自然环境,公共服务表征城市的人文环境,探讨空气污染、公共服务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文章使用2007-2016年中国74个环保重点城市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空气污染与人口集聚呈现“倒U”形关系;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呈现“U”形关系,并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南方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尚未跨过拐点,伴随空气污染的经济发展依然对人口发挥吸引作用;北方城市已经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部分城市的空气污染已经对人口集聚产生挤出作用。南方城市公共服务大多已跨过“U”形拐点,公共服务对人口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北方只有部分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跨过了“U”形拐点,对人口集聚发挥作用,部分城市公共服务尚未跨过拐点。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空气污染与人口集聚均表现为“倒U”形关系,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均表现为“U”形关系。文章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发展要注重环境保护,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各城市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采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优化城镇发展转型路径、实现人口合理有序流动,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路径。文章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使试点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增大了10.1%。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促使人口向东部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城市流动,且这一试点政策在财政压力较低的城市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能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长期定居意愿与社会融入程度。据此,文章建议健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支持体系,多维度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立足于人口流动格局差异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区域均衡发展,并以高质量公共服务助力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定居和融入。     

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分析

依据201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经济社会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近10年省际人口流动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和分析。结果表明,2010～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流动规模大幅增加,总体呈现非均衡“双向流动”格局,省际人口流动的主流是从中西部欠发达人口大省流向东部发达地区及邻近省份,省际人口净流入向东部发达经济圈“极化”趋势凸显。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分析发现,经济社会因素对省际人口流动具有显著影响,且中、东部各省份经济社会因素对省际人口净流入的影响较大,西部各省份经济社会因素对省际人口净流入的影响相对较小。2010～2020年,经济社会因素对省际人口净流入影响的东西差异依然显著,南北差异则有增强趋势。     

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口迁移流动规模的日益增加,流动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流动老年人口的规模不断增长,老年人口发生迁移流动现象已经成为常态。流动人口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公共卫生服务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而流动老年人口由于年龄因素,身体健康状况更加备受关注。如何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保险方式使老年人享受异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流动老年人口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三个层面对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进行描述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研究相关因素对流动老年人居留意愿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认为个体特征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均有影响;从流动特征的维度来看,流入区域、流动范围、流入时长与流动原因四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均对流动劳动年龄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因素中,除了再就业变量以外,其他变量的全部类别或部分类别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和促进社会融合提供科学依据。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公共服务需求偏好研究——以上海为例

近年来,我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人口快速膨胀,人口结构复杂化,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多样化。本文以上海市为例,通过问卷数据,从人口学视角,通过回归分析不同人群公共服务的偏好。结果显示,当前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仅有数量增加,对质量、服务水平及环境都有所要求;同时人口区域结构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具有显著影响,人口自然结构、社会结构的影响较小,区域公共服务差异、户籍性质造成的身份差异是影响公共服务需求的主导因素。     

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演变及优化路径研究

人口的流动和分布直接影响着城市群城镇体系的质量,进而影响着城市群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文章从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动态变化以及空间格局三个层面探讨了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分布演化特征;基于中心地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从行政、经济、交通三个角度构建了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利用Zipf法则对2003～2013年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演化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行政级别、人力资源水平、经济结构、交通建设等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人口规模分布影响显著。基于此,提出应当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技能互补、产业布局优化、交通网络建设完善等对策引导京津冀地区人口合理布局的建议,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的实施。     

公共服务、人口再配置与城市生产率

新型城镇化的实施促进了公共服务的补偿式供给和地方政府的标尺竞争,由此形成的城市间人口再配置会通过人口与劳动力集聚的“规模效应”和人力资本导入的“结构效应”对城市生产率产生影响。文章从供给端的公共服务能力与结构、需求端的公共服务可及性角度,分析并检验公共服务通过人口再配置对城市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对2010～2019年282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1）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城市生产率呈倒U形关系,且通过人口再配置发挥作用;（2）在公共服务供给结构方面,发展提升型公共服务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比基础保障型更大,且更依赖于人口再配置的中介作用;（3）在公共服务可及性方面,人力资本增加会部分抑制人口再配置的作用;（4）对空间异质性的分析发现,不同城市群的规律特征不完全一致,公共服务通过人口再配置对城市发展系统的动态影响会最终反映在城市生产率的变化上,而作为城市生产率优势形成中“迁移选择”的能动因素,人力资本积累的直接贡献仅体现在领先城市群中。     

农民流动决策及其特点之实证分析——基于对山东高密布的调查

中国目前城乡人口流动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城镇化运动,西方的一些人口流动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农民流动的决策,但却没有充分的解释力。本文基于对地处东部平原地区的山东省高密市农村进行的问卷调查,描述了中国农民流动决策的特点及其原因并得出以下结论:生活满意度对农民的流动决策有显著的影响;流向方面,农民有流向城市打工的愿望,却没有相同程度的定居意愿;在手段上,主要借助传统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市场因素或者官方力量;动机方面,农民的流动逐渐倾向于发展型的流动。     

西北地区人口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空间经济学视角

伴随着经济地理格局的空间演变,我国人口迁移流动更趋活跃。文章在梳理已有研究基础上,首先基于新空间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多区域人口区位选择模型,揭示了人口空间流动的影响机制;然后以西北地区为例,选取2017年CMDS微观个体数据和城市层面特征数据匹配,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检验人口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从西北地区整体来看,区域地方品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潜能、收入水平是影响人口域外流出的主要因素,而提高第二产业比重及工业化水平有助于抑制人口域外流出;从西部地区分省区来看其影响因素具有区域异质性,宁夏人口域内外流动对于地方品质敏感度最大,接近陕西的16.47倍、甘肃的2.72倍,产业结构对宁夏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也很大,而收入水平对陕西人口域内外流动具有显著影响;从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看其影响因素亦具有人力资本异质性,大专及以上流动人口对于地方品质的敏感度最大,约是初中及以下流动人口的1.90倍、高中与中专流动人口的1.39倍;地方品质是影响未来人口流动的决定性因素。研究结论可为优化西北地区人口资源空间配置,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有益参考。     

人口流动、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利用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的省域数据,从四个截面考察人口外流、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来源与健康状况是其中的影响因素;人口流动通过直接与间接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外流与老龄化均不同程度刺激、助长了农村居民消费。完善农村的社会养老及医疗保障体系、适度发展老年产业、规范和鼓励农村人口流动为现时期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边境地区农村人口流出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黑龙江省三个边境县的调查为例

边境地区农村人口流出根源在于地区发展的相对落后。新经济迁移理论等认为影响人口流动决策的因素有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迁移流动可以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人口流出给边境地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利用黑龙江省三个边境县人口流出的调查,分析流出人口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人口流出的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有无外出经历、婚姻、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口规模和户籍等对人口流出有显著影响。应提高边境地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完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推动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解边境人口流出的问题,维护边境地区人口和社会稳定。     

中国城市人口流动增长的空间类型及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地级城市层面分析中国流动人口类型、时空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论是:(1)城市人口流入符合集聚规律和规模报酬递增假说,东部发达城市地区和其他区域重要经济中心城市保持着极强的人口集聚能力。(2)城市人口流入增长主要取决于城市所能提供的"综合机会",现代性和国际性特征及生活质量成为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拉力"条件。(3)城市人口流动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城市人口流入的主要拉力因素开始呈现高生活质量驱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创新驱动及高端服务业驱动,而中西部城市流动人口增长驱动力较为复杂。(4)投资对城市流动人口增长,特别是东部和发达城市仍具有较强的驱动作用,消费等因素的影响则不突出。     

国际大都市人口发展战略对中国的启示——以广州市为例

新加坡、伦敦、东京、纽约等国际大都市在其发展过程中,都遇到了人口急剧增长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些城市在应对人口发展引发的各种问题时,综合考虑了本国的产业转型、资源现状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等多方面因素,依据各自的特点,制定了不同的人口发展战略。建设人才高地,适应产业调整;通过产业转移,引导人口迁移;充分利用资源,均衡人口分布;完善公共服务,支持人口发展;建设中心城区,保持适度人口是这些城市给中国大城市人口发展战略制定带来的启示。     

人口活跃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从30多年我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可看到一个事实,较发达地区人口在不断流入、人口素质在提高、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且负担小。以人口素质、人口流动聚集、年龄结构等为表征量的人口活跃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为了准确判定这三个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的具体作用和对要素效率的影响,本文从多维度将三个因素综合为一个指标——人口活跃度指数,并将此指标引入生产函数,通过计量分析发现人口活跃因素无论内生作用于资本,还是内生作用于劳动力,对区域经济增长均有较大影响。表明人口活跃因素对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仅总体上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于生产要素的效率有着显著影响。因而在未来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要充分利用年轻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区域人口有效流动,提高人口素质尤其劳动力人口素质。     

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地区差异

基于对中西部地区15个省市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问卷调查数据,以社会认同度为研究视角,构建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西部地区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地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个人特征差异性对中西部不同地区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影响显著;中西部不同地区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认同度与其就近城镇化意愿显著正相关,且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受到的影响作用更明显.东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更注重职业升迁机会、职业技能水平、子女教育状况、工资待遇水平、工作环境、工作时长的满意度.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则更关注其与市民的关系、城市社会关系网络、户籍状况、基本公共服务、城市物价水平及居住条件的改善程度.     

中国的经济开放与经济型人口流动

本文从地区工资差别和就业机会的理论出发 ,论证了中国的经济型人口及劳动力流动的变化 ,并根据哈里斯和托达罗的模型 ,结合作为中国典型的人口流动现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趋向 ,提出了经济开放刺激的城市经济环境是诱发人口流动的主要的原因     

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经济集聚机制,建立了一个城市体系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并基于Zipf法则构建了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的计量模型,然后采用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与经济政策因素均显著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分布。     

城市老年人口家庭经济流动类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

文章采用“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的数据,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城市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流动类型进行分析,发现城市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流动类型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和婚姻差异。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老年人家庭经济流动类型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子女补贴、月平均收入和住院天数等因素对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流动类型有显著影响。     

从人口动态看中国中心城市的发展

文章根据1982、1990、2000年3次人口普查资料讨论了中国中心城市(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发展。数据分析表明,1982~2000年,中国中心城市的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这种增长,主要不是由区域变化引起的,而是城市地域自身人口的增加;并且主要不是人口的自然增加,而是由于人口迁入引起的。人口增长的结果,导致巨型城市和大城市数目的增加。中心城市不同区域人口增加的类型表明,中心城市的人口流动大都表现为郊区→边缘区→中心区和中心区→边缘区←郊区两种类型,说明大部分中心城市尚处于形成、成长和扩张时期,出现中心区→边缘区→郊区类型的城市20世纪90年代只有上海市。这表明,中国城市极大部分还处于城市化阶段,只有上海市开始出现人口郊区化。     

中国城市人口压力系数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在评述已有关于人口压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基于适度人口与实际人口比较的城市人口压力系数概念,从技术层面构建基于社会净收益动态最优的短板模型来测度城市适度人口.在此基础上,以2010年和2013年我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进行实证测度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城市人口压力可以分为适度偏低、 相对适度和超越适度三种类型,大约呈现21.18%、66.32%和12.50%的分布,东、 中部和西部存在一定差异;对降低我国城市人口压力存在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城市经济发展能力、 城市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城市居民就业和职工工资水平、 大学教育对经济的带动、 城市资源的节约意识等.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