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兼与刘锋焘先生商榷

“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文化之辨,强调保卫先进的华夏文化以求发展,反对屈从落后的夷狄习俗而倒退苟安。这一观念,促成了一种凝重执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了各少数民族向汉文化靠拢而融合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它成为排斥落后文化,保证中华文化传承、延续的思想武器。因此,“‘华夷之辨’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之说需要商榷。     

公羊学派“大一统”理论与洪承畴评价

公羊学派的“大一统”理论认为 ,“中国”、“夷狄”之别在乎“尊尊” ,“尊尊”既是伦理概念 ,也是政治概念。当王室衰落 ,是“中国”而有“夷狄”行 ,如“夷狄”能匡王室而尊尊 ,则“夷狄”亦新“中国”。身为“夷狄”的满族贵族在明末入主中国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洪承畴则顺应了这一趋势。他在清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有值得肯定的方面     

我国少数民族古代史料的搜集和整理问题浅议

我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写成的。在我们祖国大家庭中,各民族一律平等,都是中国历史的主人。过去,由于封建的“正统”历史观的影响,“内诸复而外夷狄”的狭隘的种族思想根深蒂固,封建史家总是把少数民族当作“化外之民”看待,对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创造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的光辉业绩以及他们中那些卓越人物的杰出贡献,没有或者很少给予总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与《史记》写作

在“论考之行事”中 ,司马迁以“六经”为依据 ,关注着历史风云。“六经”作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基本原则 ,与“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有机结合 ,是司马迁把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价值尺度。由于《史记》带有厚今薄古的倾向 ,因此 ,这一原则又贯穿于司马迁对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之中     

中山王方壶铭文“愿从士大夫”的释读及相关问题

先秦中山国乃北方少数民族白狄所建,曾经是一个"地方五百里",兵车千乘,实力仅次于"七雄"的二等强国。但由于时代悬隔,先贤旧闻传之甚少,历史文献散佚严重,有关这一古国历史的诸多问题长期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葬群和灵寿故城遗址的发掘为揭示其真实面貌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一号墓出土的方壶铭文"■"当释读为"士",铭文印证了传世文献中有关中山国尊贤重士的记载,揭示出"士大夫"阶层当时不仅业已崛起于华夏诸国,而且开始活跃于夷狄之邦。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本文通过对“家”和“言”的重新界定 ,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提出新论。司马迁自成的是史家 ,而先秦诸子中没有史家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不归属于诸子任何一家。司马迁具有史家特有的强烈的论载历史、保存史文的历史责任感 ;他首次就历史撰述宗旨和目的、历史研究要求和对象以及历史编纂方法等史学理论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史记》为后世历史创作提供了范式。司马迁之史家言 ,是“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文章还对这史家“三言”作了具体阐释。     

《史记》研究四题

在"十表"中,<秦楚之际月表>最为独特."变"是司马迁研究历史时关注的重点,秦楚这一时段是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司马迁详细记录了"汉定百年"以来的诸侯国变迁史,记录了汉兴百年来分裂与反分裂的历史.以<吴太伯世家>为"世家"第一是有深意的."让"这一历史进步的担当既承担了司马迁关心政治秩序的责任,同时也映现了司马迁追求大治的思想境界."让"是司马迁政治理想的真实写照,承担了司马迁以"让"明礼、以礼规范社会秩序的思想意图.司马迁以<伯夷列传>为"列传"首篇表达了以仁义关心民瘼、反对暴政、反对争权夺利的思想.在研究夏商周秦兴衰之理时,司马迁积极地肯定了礼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作用,表达了赞成周礼的思想.此外,<伯夷列传>是司马迁交待史述原则的重要篇什.     

司马迁对“人”的态度

司马迁的世界观是比较复杂的,在一篇短文里不可能作全面论述。本文拟就司马迁历史哲学中一个重要内容——对“人”的态度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意见。司马迁曾引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笔者也主要让事例说话,不敢以“空言”浪费读者的时间。     

试论司马迁的臣道观

司马迁深膺屈原为臣之德能,以屈原为其心中理想的人臣模式。该文以列传、世家中的论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两方面论述了司马迁的臣道观:一是臣道的基石———志洁;二是为臣之能———谋智。由此,来挖掘司马迁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广阔而深远的灵魂境界。     

从船山论史看其史论之精神原则

王船山论史主要围绕着历史中之天命、公私与时势以及华夏夷狄之辩而展开。从天命之尊严,到公私与时势,再到华夏夷狄之辨,始终贯穿一基本的精神原则,即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对民族主义的固守实质是对民族文化(主要指儒家文化价值)的捍卫、继承和宏扬。船山史论尤其是民族主义对近世湖南乃至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影响深远。     

钱钟书的叙事文学创作思想探析

叙事文学创作是钱钟书关注的文艺论题之一。他对叙事文学创作中复杂个性的塑造、叙事品格、及其美学效应等都有独到的论述。我们把这些论述拾摭观之,可以看出钱钟书的叙事文学创作思想之一斑。一、写人之辩证观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大型叙事文学创作之一,其中不少记叙人物、事件之章节已具小说笔法。钱钟书对司马迁《史记》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很称赏。尤其是对司马迁善于写出人物的复杂个性给予肯定,并分析了他写人的成功所在。他认为,司马迁记事详实,写人虽“确多‘字     

儒家之礼与夷夏之辨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古代用以分别华夏与夷狄的主要标准。礼尤为重视的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以及男女之别,而这也正是夷夏之辨的主要内容。结合先秦儒家关于礼的论述以及《史记》、《汉书》等史籍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记载,我们发现儒家所强调的礼与夷狄的文化特点之间存在着一种"凹凸对应"的关系,其原因在于儒家的礼正是在夷夏两种文化的对立中形成和发展的。进一步的探究更能发现,夷夏两种文化也有统一,这种对立统一离不开各民族的努力。     

历史研究、文化传统与科技发展——接受兰州大学名誉教授致词

历史研究是以时间的次序为分析推断的线索,以时代的“整体精神”决定研究时所采取的观点与选择史料所用的标准。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细为分析起来也就是这个意思,“究天人之际”是指探究一个时代的外在大因素,指史家对他所处身的特殊时代追求一个“整体”的认识,“通古今之变”是指了解与贯通历史过程本身的时序。综合两者之研究成果,那便是司马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历史研究的宏伟目的了。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正是“成一家之言”的最佳时际。一方面是大     

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

在中国古代史上,很少有可以与秦始皇的影响相提并论的人物。他功大过亦大,历来毁誉褒贬都十分激烈。为这样聚讼纷纭的的历史巨人作传,又要写出他所经历的整个时代的概貌,实在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他著史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秦始皇本纪》可以说是贯彻这一宗旨的一个典范。司马迁以他如椽之笔,以不足万字的篇幅,给我们展示了中国第一个统一封建王朝建立前后四十余年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把秦始皇这个在历     

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历史编纂成就

司马迁的史识体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上。《史记》的记述以人物为中心,创立了新的成熟体裁,记载了众多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探讨司马迁的历史见识和《史记》历史编纂成就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历史编纂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中国古代儒家"用夏变夷"思想与理论的变迁

“用夏变夷”是儒家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孟子首次提出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其精神实质和具体内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说来,它经历了从孔子时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到孟子时提出“用夏变夷”的思想;从先秦时的“外夷狄”、“正朔所不加”到汉唐时的“华夷一统”、“夷狄进至于爵”;从先秦汉唐时的“不予夷狄之主中国”到金元时的“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几个阶段。     

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

《史记》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位,是与其作者司马迁的学术个性密切相关的.讨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是深入研究《史记》及中国古代历史思维的重要课题.所谓学术个性,用司马迁本人的话来讲,就是“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著史,是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进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成一家之言”为著述目标,表明司马迁对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已有较自觉的意识.但这种自觉意识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折.促成这一转折的契机就是他所遭受的腐刑之祸.《史记·自序》所记司马迁受刑前与壶遂讨论《春秋》及司马迁本人著述的缘由动机的对话,和受刑后司马迁的自我表白,反映了其思想的变化.但以往的研究者并未充分注意和重视司马迁受刑前后思想的变化(较多提到的只是他受刑后发愤著书及对生死的看法,且时有把二者混同的做法).     

司马迁之民族观及其根源与价值

以华夏民族中心说为基础 ,既承认四海之内各民族皆为兄弟民族 ,又主张华夷有别、尊卑不同 ,内诸夏而外夷狄 ,这是司马迁民族观的基本内容。这一民族观既是对传统儒家民族观的继承与发展 ,又适应了汉代大一统政治学说的时代要求 ,证明了大汉王朝一统天下的合理性与广泛性。司马迁民族观对于中华民族的生成及其与生俱来的凝聚力起到了积极的向心作用 ,同时也对后世史家著述史书时对民族问题的考察起到了负面的影响 ,并最终使这一民族观成为中国古代封建正统民族观的基础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探

司马迁著《史记》以"成一家之言",其主观动机是在历史叙事和历史批判的史书著述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即在史书的不朽价值基础上建立不朽之名。司马迁对自我价值实现不懈追求这一精神贯穿在《史记》的创作中,表现在《史记》的每个人物身上。这种精神源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以道自任的自主精神与耻功名不表于后世的价值取向。司马迁在《史记》创作中不仅表现为对自我命运的关怀,更渗透着对历史发展规律本质的探索和对个体生命以及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蛮夷风"与"好文雅":班固视野中的"文翁兴学"再认识

本文结合班固<汉书>对西汉蜀郡"文翁兴学"事件的有关记载,分析班固所持有的中土视角和儒家观念.在东汉"隆儒"时代风气的影响下,班固较司马迁更为关注文化先进区域与落后区域的"文野之别",在历史记述中透露出了"别夷夏"、"进夷狄"的价值取向和强烈的教化理念.班固对汉代"循吏"政治的溢美记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后人对"文翁兴学"实际情况了解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