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文学生态与作家创作心态的互动关系

文学场与经济场、新闻场、娱乐场等其他社会场域相互作用,构成文学生成及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文化环境,即文学生态。新世纪以来,作家的创作心态无疑受到文学生态的巨大影响。文学营销中的"品牌策略",使作家被贴上"符号标签",从而影响作家形成自足的惯性心理。媒介权力的施控,催生了作家的媒介炒作行为,亦传递了作家创作上的速度焦虑。视觉文化时代的"图像霸权",驱使作家迎合读者读图的偏好,一方面仿明星式进行身体形象包装,一方面创作趋于影视化,这恰是作家趋附心态的显现。探究新世纪文学生态与作家心态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更深刻地从创作主体的维度理解新世纪文学的现状与走势。     

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的转型与突围

在经济体制和文化系统转型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也不可抗拒地发生着同频共振。作为沟通作家作品与大众阅读的媒介,文学期刊使作家与读者、文本与读者等交流环节得以现实化,是文学对话的重要载体和文学史建构的重要资源。20世纪以来,文学期刊一直真实、准确而又及时地记录着文学现场的温度、文学生产的成败兴衰以及文学命运的浮沉变幻。而通过文学期刊使自己的文学文本进入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也是作家作品的一种基础性选择。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推进使文学生产体制发生了深刻转型,网络等电子媒体的时空扩张亦无情冲击着纸质媒体的生产能力以及传播效力。文学期刊探求着困境中的突围之路。     

明代天津文学发展概论

明代天津文学有两股创作力量,即流寓文人与本土作家。明洪武至嘉靖,天津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流寓文人,他们的作品或描摹津门风光,或抒一时一地之感怀,文学样式涉及诗、文两种。嘉靖至明末,天津本土作家开始出现,并创作出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其成就集中于诗歌。由流寓文人、本土作家的创作可知,明代天津文学的发展受到了中国文学主流思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     

从咏鸟赋看汉赋作家的文学自觉历程

中国古代作家的文学自觉历程是漫长的,这种自觉意识在西汉已经出现。如果从创作主体的视角来分析,则西汉咏鸟赋反映了作家创作主体意识的增强;东汉咏鸟赋体现了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强化;而建安咏鸟赋说明文学自觉性的真正成熟。所以魏晋文学自觉的形成,是经过汉代作家几百年的努力才达到的。     

现象世界的文化审美与文化现象的审美世界——阿城、郑万隆、李杭育小说创作鸟瞰

有的文学思潮,所打旗号上书写的词儿也许不那么严密,但创作实绩却令人刮目相看。“文学寻根”思潮大概属于这一类。我们想论述的,是在这一思潮中成就显著,引起文艺界内外注意的三位青年作家。尽管生活、创作经历不尽相同,但在一九八四、八五年前后,同其它作家一起,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     

关于文学活动“动力过程”的双向分析与批判——兼及中国文坛现状

1 发轫于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西方“接受美学”,为人们探测文学世界的内蕴拓宽了新的视角。它确立了读者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关注读者与“本文”之间的关系,并明确指出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存在于历时与共时态的阅读接受中。接受美学的出现之所以让人耳目一新并易于接受,正是因为相对其它注重以作品本身为对象进行关于文学的价值评判,或以作品为基点评价作家与创作的理论构架,它第一次指向鲜明地强调了影响并决定文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文化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

文化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一是自由主义文学的发生与自由主义文化的同质同构关系。二是自由主义文学对自由主义文化的偏离变异和超越；此外，在时间上，一是表现为承继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乐观、进取的自由主义观念，即相承的一面。二是在空间上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复杂关系。表现为中国一部分自由主义作家对19世纪末以来西方的反自由主义思潮（各种反现代性文化的思潮）的进一步思考，也即是继承的超越。     

文学思潮视野中的启蒙话题--论"五四"文学的启蒙现实主义

启蒙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形态 ,在我国“五四”文学中有显著呈示 ,这与“五四”启蒙文化思潮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创作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启蒙现实主义的特色 ,而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鲁迅更是提供了此类创作的典型范式。这一重要文学思潮现象 ,值得认真总结与思考。     

“境界”:美的形式与审美效应

审美特性是文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中国文学理论中明确表示文学审美特性的最高、最核心范畴就是“境界”这一概念。其基本内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国文学(主要是抒情言志的诗词)创作的内在规律——情感的审美形式化;另一方面,又是把创作——作品——接受三者联结起来的一种审美效应。 本世纪西方著名的现代派诗人、理论家艾略特(T·S·Eliot)曾为新批评理论建立了一个著名观点,即所谓的“客观的相互关系者”(objectiv correlative)。意思是指表达内心情意的艺术的唯一公式,就在於找到“objective correlative”,它是一组物象、一个情境,或一连串的事件,读者可以通过形     

认识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从作家个人阅读史出发的考察

上世纪50-70年代及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翻译、出版政策的变化,作家的个人阅读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这两次调整不仅对创作起到了引导和规范作用,而且为作家的阅读经验和文学记忆的形成划定了范围、指示了方向,从而对新中国文学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学阅读是思想和艺术的汇集,新中国文学正是传统文学、外来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经由不同时代作家的"阅读—创作"不断汇集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新中国文学形成了自身的传统,作家也赢得了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自信。     

论文体演变的内在动力

决定文体演变的原因和条件固然很多,但是从目前看,我们普遍忽视了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富有创造才能的作者这一因素。综观我国的文学发展史,如果没有某位作家或某些作家,某些新型文体就不可能出现。作家的创作,推动着,甚至决定着文体的兴衰。     

现代浪漫"传奇":与西方浪漫文学的趋近——中国现代浪漫文学一种独特形态的考察

中国作家汲取西方浪漫文学思潮,因受西潮影响太快,往往是一种"吞枣式"接受,因此中国现代浪漫文学发育并不充分,同本真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存在很大差距。但20世纪40年代的"后期浪漫派"作家徐訏、无名氏创作的"浪漫传奇",因有较深的接受西方文学背景,创作文本蕴有传奇性、纯情性、宗教色彩等特质,拉近了同西方浪漫文学的距离。这一浪漫文学形态的生成,对审视中国现代浪漫文学整体特色颇有意义。     

周作人与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上世纪20年代初,亲历死亡威胁的周作人由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与否定开讲“生活之艺术”,由对国家、民族命运自觉承负的时代领潮人物一变而为彻底的颓废主义者;人生观转变之后,周作人的文学观也由坚定的“人生的”艺术派一变而为追求轻松写作、趣味阅读的“趣味主义”,其间经历了由“教训之无用”到“文学无用”,由“文学无用”到创作的“自足”,由创作的“自足”再到“草木虫鱼”三个层面的理论转换;周作人不仅通过《语丝》《骆驼草》等刊物为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营造了必要的氛围,培养了作家力量,而且也为其提供了合法性论述支撑,成为该思潮事实上的理论建构者,从而最终促成了这一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论先锋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叙事

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消解深度模式,呈现出零散化和不确定性。先锋文学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种文学变体。本文重点分析先锋小说中主体的迷失、历史的断裂、语言的拼贴和戏仿三个方面,从叙事角度阐释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先锋小说创作中的诗学特征。     

东方启蒙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的关系

东方启蒙运动肇端于西方文明的冲击,源于寻求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目标,因而启蒙始终与民族主义相生相伴。东方启蒙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思潮错综交织的文化景观在启蒙文学中有生动的表现,东方启蒙文学就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早期形态。这从东方启蒙文学的创作主体、主题和题材可以得到充分的论证。     

“自传体问题”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潜力——以德国的庐隐、萧红、郁达夫研究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有无自传体的问题,曾受到德国汉学界的高度重视。这一看似自明的“问题”在德国语境中生成,有赖于一系列系统条件。自传是西方自我文化的一部分,历来承担着主体塑造的功能。生命哲学的历史化立场,打破了人格意识永恒不变的幻觉。思想史家鲍吾刚对中国自传史的梳理,意味着从整体上承认中国人的自我和个体性。中国文学研究者们则通过分析庐隐、萧红、郁达夫等的自传文本,更细腻地对中国作家的自我结构进行加工。系统中多个层面接力合作,将中国文学符号推入自传体的主体性轨道,借此,西方得以通过“自我”媒介和中国展开理性对话,域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世界文化史的一部分。     

论林语堂与佛学的关系

林语堂的创作在文化哲学的层面上深受佛学影响，他试　图以佛学思想对抗西方的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重建人文主义境界。林语堂与佛学之关　系是２０世纪中国作家接受宗教影响的重要个案。     

文学史与创作主体的心态

创作主体的个体作家的心态直接作用于创作过程,制约文学作品的风貌,作家群体相同相近的心态则可以直接影响一个时期文坛的创作趋向.影响文学创作文学演进的创作主体心态包涵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由人生观、历史观等制约并构成的创作心态;二是由审美态度、艺术追求等制约并构成的创作心态;三是由作家写作时的心境制约并构成的写作心态.创作主体的个体心态、群体心态与文学发展的联系应该受到文学史家的关注.     

莫言与福克纳比较研究

20世纪80年代,福克纳作品鲜明的现代性从多方面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莫言即是成功借鉴和吸纳福克纳文学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创建自己文学风格的作家之一。从影响研究和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莫言与福克纳在艺术手法、故乡情怀以及家族历史小说创作和历史观等方面的异同,具有重要意义。莫言对福克纳艺术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借鉴与吸纳,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接纳和吸收的一个缩影。中国新时期文学从此以更开放、包容和自信的心态面对西方文学和世界文学,迎来其快速多面发展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