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大部制”改革的基础

对中国探索实行＂大部制＂的可行性做了分析和论证。认为我国实施＂大部制＂改革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主要体现在改革共识已经形成、国内已有初步探索、有可资借鉴的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三个方面。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研究——“整体政府”理论的视角

大部制改革自2008年启动以来,已经有三个年头了,其能否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本文从＂整体政府＂视角切入,分析大部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试图寻找基于＂整体政府＂基础上的大部制改革路径。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形式研究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可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组织发展,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满足公众公共服务多元化需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结合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实践状况,可梳理出四种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主要形式: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公私合营——公办民营与民办公助、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参与公共政策流程、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创新社会治理。通过规范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厘清了这四种合作形式的操作方式、取得的经验与存在的缺陷。     

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一个分析框架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政府承担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责任。我国政府以国家干预、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农业农村政策,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已取得较大进展,但现有农业政策在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的限度日益显现。有鉴于此,急需构建一个政府调控和引导农业农村发展的新的分析框架,在其中,政府需要界分与市场、农村社会组织之间的行为边界,在充分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农村社会自主管理的基础上,体现政府职能的＂兜底＂特征;而且,政府在构建市场/社会运行的基本制度、匡正和补充市场/社会失灵、培育市场/社会主体等职能中需要进行逻辑先后排序。应用这一新分析框架,加强和改善政府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调控和引导,就需要基于农业市场化取向改革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注重对农业生产市场主体的培育;需要以政府为主体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治理;需要基于城乡一体化要求重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确保农业农村发展政策的落实。     

论新时期中国社会组织的政府合作依赖

近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寻求发展可以选择政府合作依赖、社会组织自我依赖和境外合作依赖三条路径。国内多地实践显示,社会组织较多地选择了跟政府合作,以＂退位—补位＂、＂掌舵—划桨＂等合作模式,授权、嵌入、孵化等合作方式,演绎成了社会组织的政府合作依赖。政府合作依赖在给中国社会组织带来井喷式发展的同时,也让社会组织面临自主性与依附性冲突、角色定位难等困境,从长远发展看,需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来加以保障。     

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组织的创办、发展、管理、服务与评估都与社会管理创新有着直接的关系.放宽进口,政府购买服务,简化管理程序,评估结果引导都成为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关键环节,只有从这些环节着手,才能真正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论社会管理中的非政府组织

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所管理的社会事务越来越多,政府的张力面临严峻的考验。而扩大政府规模受资源的有限性制约,空间不可能很大。通过建立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使之广泛地参与社会管理,是破解社会管理难题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的做法。非政府组织是一柄双刃剑,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遏制其消极作用,使之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北京市社会组织的发展研究

社会组织作为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并列的第三部门,是各类组织中最基本、最广泛、最活跃的一支社会力量,是社会建设的有效载体,是连接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和桥梁。本文概括了北京市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对其功能实现的路径进行了探究。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当前困境与对策分析

社区社会组织是社会细胞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在繁荣社会事业,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社区社会组织自产生以来经历了萌芽与主导性发展、壮大与引导性发展、繁荣与规范性发展等不同阶段并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也面临认识不足、定位不准、管理不规范、人力和经费保障欠缺等困境。对此,提升理念、科学定位、规范管理,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是我国社区社会组织走出困境的重要举措。     

浅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中的关系

福利经济学主流观点认为社会公共服务作为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供给。事实上,在众多市场经济国家,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成长和壮大有其现实和理论背景。相较于对立的、漠视和依赖,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领域中更呈现一种互相合作的伙伴关系。     

加快北京新经济组织与新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

本文展示了北京市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在"两新"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对于带动工会工作、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观察,各类民间社会组织还需要大力培育、发展,尤其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推动"两新"组织发展的根本措施;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与"两新"组织成员中的统战工作,使之有机结合;继续延伸"两新"组织,扩大服务的覆盖面。     

公益创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实践与探索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促进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公益创投模式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新的探索,有助于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具有资金来源广、参与主体多、强调社会组织提高服务的独立和相互竞争、项目实施周期短等特点。社会组织需要在公益创投中平衡自身发展定位与政府服务购买偏好等方面的问题,政府也需要在厘清政府部门之间职责和协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突破瓶颈。     

论政府的理性与社会政策面向

当前,我国日渐成熟完善的市场与日益扩大的政府干预产生了“共生现象”,而市场与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成为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政策主体面向尤为关键的问题。本文认为市场和政府失灵的实质是资源性配置的问题,如果我们无视政府功能的限度,政府必然失灵,也必然不能真正消除政府失灵。我们目前不能也没有必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选择,更没有必要争议“纯福利”还是“准市场”的价值体现,我们必须重申“政府理性”,也必须尝试一种新的社会政策面向,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功能组合。本文认为政府理性就是一种公民社会路径下的政府公共理性。面向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据此做出的社会政策面向。就是说,政府除了面向商业部门购买服务而发挥市场的力量之外,需要所谓“视界向下的革命”,不断拓展社区面向和非政府组织面向,从而实施有效的资源动员与政策执行。     

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模式构建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日趋完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也相继进行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面临深刻的变化和调整,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就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政府职能转变为我国非营利组织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必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讨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发展的问题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整体政府”论——西方政府改革的新趋向

"整体政府"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国家第二轮政府改革实践的新趋势。文章系统分析了"整体政府"产生的背景与动因,解析其内涵与目标,介绍其基本内容和实践模式,以期对我国政府改革提供借鉴。     

论社会公正及政府对策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以及市场经济进程,我国在社会公正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就总体而言,社会公正的具体状况却不容乐观。因此,各级政府必须强化公正政策的公正导向,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建立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建构公正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     

发展公益型社会组织的政府主导模式研究——以北京市东城区等地为例

在回顾关于社会组织的功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以及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选择等文献的基础上,指出当前政府在主导公益型社会组织发展的过程中,赋权增能和约束控制并举的策略。并以北京市东城区等地方政府培育和发展公益型社会组织的经验为例,总结了政府主导的公益型社会组织发展的共同特点,指出当前发展公益型社会组织的政府主导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和可行的发展方向。     

论社会公正及政府对策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以及市场经济进程,我国在社会公正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就总体而言,社会公正的具体状况却不容乐观。因此,各级政府必须强化公正政策的公正导向,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建立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建构公正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     

"大部制"改革不可回避的几个问题

"大部制"作为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的构想之一,即将在新一年两会上成为实施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并成为中国推进世界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法治国家实施宪法的需要,基于国家宪政建设根本地位的考虑,以及中国社会实践亟于加强必要而科学的监督,"大部制"改革不仅涉及社会转型时期的诸多利益分配,涉及宪政人权保障价值和社会正义价值的选择,而且涉及对改革发展中"党政分开"成果的坚持,以及国家权力监督制度的强化.为此,本文拟提出四点建议,希望能对"大部制"的推进和实践略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