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有益”说

本文标题是一个成语,最初见于宋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开卷有益”,说通俗一点,就是翻开书本就会受益。这个成语,是讲宋太宗赵光义勤奋读书、学以致用的故事。宋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对此叙述较详。据这些史书记载：     

宋代四川史学家王称与《东都事略》

宋代是我国古代史学的繁盛时期,崇尚当代史的编修则是这一时期史学的显著特征。两宋,主要是南宋涌现了众多的当代史家,撰写出大量的当代史著,为后世研究宋代历史留下宝贵财富。王称的《东都事略》(下称《事略》)就是其中极可赞赏的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下称《四库提要》)称许它: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称《系年要录》)在宋人私史中鼎足而三,历来为治宋史者所宝贵。     

党争视野下的《曾布日录》

《曾布日录》有着极重要的史料价值,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哲宗朝事迹时引录《曾布日录》甚多。其中原因在于:由于党争因素的影响,《哲宗实录》前后两次编修,内容不一,李焘只能参照其它史料对哲宗朝事迹加以辨析。而宋高宗对曾布《三朝正论》的欣赏,曾布及其子孙对《曾布日录》的曲笔及删润,使得南宋的舆论导向对《曾布日录》非常有利。     

1999年第1期目录

针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原名是《高宗系年要录》,今名乃四库馆臣所改的说法,本文分别从作者自称、宣取和奏进时所称、坊刻本和传抄本所题、录入《永乐大典》时所题四个方面,对此书本名究竟是什么作了详细考察。作者认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本是李心传为他计划编纂的南宋编年史所定的书名。首次奏进的虽只高宗一朝,使用的已是这个书名。由于接续修纂的孝宗以下各朝未能最终完成,社会上流传的实际上只限于高宗朝部分,但使用的正式书名,无论刻本还是抄本,仍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另有《皇朝中兴系年要录》,也是正式书名,当是别名。《永乐大典》据以录载的底本,《文渊阁书目》登录其名作《建炎系年要录》,'建炎'疑系'建炎以来'之省。而《高宗系年要录》,则从未用作正式书名     

论李焘对《王安石日录》的取舍

以往学界多认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采录《王安石日录》入正文,是不因人废言的良史作派,但这只是注意了李焘用《日录》订正史实的一面,而在具体到事关新法是非以及针贬变法方面的深刻用意却很少注意。实际上李焘是用王安石自己的记录来否定变法。     

《通鉴》编修与史馆制度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博大精深的编年史钜制,自问世以来,为历代学人所称誉,推许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资治通鉴》的编撰,主要是司马光个人辛勤劳动的成果,前人论及此书,都视为私撰,忽略了史馆制度给司马光提供的便利。全毓黻先生著《中国史学史》,已约略看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司马光创作史学名著《资治通鉴》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司马光在其著作中力求描述历史的本来面貌,用“国家兴衰、生民休戚”两项纲领作为修史原则,在历史编纂学上提出考异法、先修长编的修史原则。正是以这些史学思想为指导,才得以完成《通鉴》这一“网罗宏富、体大思精”的编年史。西方有的学者认为编年史只是假历史,是空洞的叙述、无言的事物。孰是孰非,留给学者们深思。     

学术性与工具性的结合是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显著特点

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文学编年史著作。在编写过程中,一方面遵循工具书准确、可靠的特点,保证编年的内容有据可查;另一方面,将编年史视作文学史研究的一种视角和方法,发挥其在文学研究方面的优势,重建对于文学史的认识。学术性与工具性的结合,是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显著特点。     

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凡例

一、底本和参校范围 用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徐松所辑《宋会要》原稿为底本。除本校外,参校前人批语及下列诸书: 1、《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长编》); 2、《宋史》; 3、《文献通考》; 4、《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简     

《续资治通鉴长编》注引宋代笔记吐蕃文献考述

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在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吐蕃文献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焘不仅在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正文时大量取材于宋代笔记吐蕃文献，而且在注文中用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对正文予以补充，同时李焘还充分利用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对官修史书予以校勘，从而确保《续资治通鉴长编》史实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毕秋帆和老和尚

清代有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毕沅是江苏镇洋人，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媲美的《续资治通鉴》就是他编纂的。     

张溥《七录斋集》四种考论

张溥的诗文集现存主要有四种,即《张太史七录斋初集》7卷、《七录斋诗文合集》16卷、《七录斋文集·论略》2卷《续刻》6卷《别集》2卷、《七录斋近集》16卷。前二种近年已影印出版,后二种则分别藏于天一阁博物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颇为稀见。四种诗文集体现了张溥的总体文学风貌,具有重要的文学和文献价值。首次对四种诗文集的版本、内容详加考述,指出其在张溥研究、复社研究、晚明文学史及思想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学术价值。     

论《资治通鉴》的文学特征

《资治通鉴》在叙事、写人方面具有鲜明的文学特征：运用多种叙述手法,以情节演绎历史;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为主,结合运用限知视角叙事;“遥体人情,悬想事势”,叙事中融入合理的想象、虚构成分;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塑造出初具性格的历史人物形象。《资治通鉴》的这些文学表现手法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艺术源泉。     

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的结构(论文提要)

(一)从近二十年来文献的刊布情况看,蒙古编年史的总数要比原先估计的多得多。从十三世纪第一部编年史《蒙古秘史》问世到十七世纪前,概未有其它历史著作问世。通常被称做“编年史”的这种叙述历史的方法,在十七世纪又得到了复兴,并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蒙古文学中确立下来。十七     

《天宝文学编年史》序

我曾在拙著《建安文学编年史》的序文中,谈到文学编年史有助于文学史的“更新”,有助于总结文学发展规律。我曾希望有兴趣的文学史工作者,都来写几段文学编年史。由于这个工作比较吃力,响应的人不多。现在看到熊笃同志的《天宝文学编年史》初稿,十分高兴,特写下自己的一点感想,作为此书的序文。     

从文献学角度看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

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以文献整理演绎中国文学历史流程,是重要的文献整理成果,该书将海量资料统汇排比,依时间顺序万象纷呈,再现文学原生环境,为拓展文学史研究视阈提供了新空间。     

南汉史料史籍述评

南汉史的文献资料比较零散 ,大体上以正史及《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为主 ,杂史、笔记及其他文献和碑刻中也有若干资料。清代学者搜罗南汉资料不遗余力 ,编纂几部南汉专史。这些著作提供了整理资料的线索 ,对研究南汉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宪章》的多重历史书写及其重构:以约翰王形象为中心

中古英国编年史对《大宪章》和约翰王进行了多重历史书写,这些历史书写奠定了不同时期《大宪章》叙事和评价的基础.19世纪末斯塔布斯依据奥尔本斯编年史,认为约翰是彻底的暴君,强调《大宪章》的宪法性质.20世纪中叶霍尔特对政府档案进行了系统研究,采信《克洛兰编年史》的历史书写,强调约翰政府坚持亨利二世国家建设的政策,进而坚持《大宪章》的封建性质.近来卡朋特对原始手稿、政府档案和编年史进行了综合研究,依据贝蒂讷的无名氏的编年史和《科吉歇尔编年史》的历史书写,强调约翰性格的不足,重新主张《大宪章》的法治价值.总体上,依据法律文件、政府档案以及其他实物史料,研究者综合编年史中不同的历史书写,重构《大宪章》时期的历史事件、政治结构、经济状况和社会心态,并对《大宪章》产生不同的叙事、阐释和评价.     

论檀道鸾的文学“三元(源)”论

在专记东晋中、晚期编年史的《续晋阳秋》中,檀道鸾将文学作为独立学科加以置评。他率先把"独尊"的儒学经典《诗经》与楚辞、前秦百家之言并列,提出了中国文学"体则《诗》《骚》,傍综百家"的"三元"论,并以此"三元"标准评论汉代"赋颂"、建安诗歌和西晋末年诗作。在评价两晋文学时,檀道鸾强调"庄、老"影响下产生的玄学及"玄胜之谈"对两晋道佛文学流变的重要影响。檀道鸾的文学流变史观,显现了南北分裂时期学思活跃、文人反思文化历史、重新界定文学源头的历史现实以及檀氏所历地域文化、家风传统、个人倾向互动等对其文史评论的影响。檀道鸾文学评论的自觉观点,是西晋虞挚的《文章流别论》,与南朝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文学评论之间的重要环节。     

司马光长编法与李焘《长编》

司马光及其助手撰写《资治通鉴》,先作丛目,再制长编,最后删修定稿,程序井然,给后世留下一种极有参考价值的历史编纂法。南宋李焘踵司马光之后,续司马光之书,成北宋九朝编年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它是司马光长编法影响下的第一部史籍。迄今为止,人们对《通鉴》及其编纂法有过许多重要研究成果,但对司马光长编法的专题论述,似乎尚可进行深入探讨。今以《司马光长编法与李焘〈长编〉》为题,说些极不成熟的意见,以期得到同志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