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及其逆向

就特定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是指源自先秦时期的法家治国理论,而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古典法治理论。虽然两者用词一致,但存在确定性的差别。西方古典法治理论是以民主社会为基础,以简单商品经济为依托,以公民权利平等为追求,以“权利法”为核心,公民以遵从法律和正义为信仰,是依法治国的原生态的法治社会模式。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依托专制社会,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这就决定其法律不可能表达权利平等的内容,只能以“严刑峻法”为统治社会的国策,虽有成文法,具有了“法治”的某种法律形式,但这只能表现为“人治”之下的法制基础上的“以法治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已。     

完整的治国方略：“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

在跨入新世纪的历史时刻,江泽民同志向全党全国响亮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两个“坚持不懈”．体现了一个完整的治国方略,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的深刻反思和深化,也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补充和发展。     

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转变的思考

本文探讨了“法制”与“法治”的关系,认为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的转变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建设民主政治的基本保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道德·德治·德政——学习江泽民“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

国之魂在德.道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道德教育和建设可以使人性得到升华.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以德治国",将道德建设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要深刻理解"以德治国"的内涵.承担着治理国家任务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做"以德治国"的表率.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确有“法治”思想，先秦法家已广泛使用“法治”一词，并赋予它特定的历史含义：一方面，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具有客观规范性的法律，法律一经形成，对君主自身也有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君主用刑罚惩治乱臣奸民，巩固专制统治。秦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作为儒家“礼治”学说的补充，降到了从属的地位。近代，梁启超对西方“法治”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移植，即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推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法治，让国人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的法律文化。这种移植方式为我们认识中西方不同的法治观念设置了新的障碍。孙中山用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否定中国封建专制法治思想，并结合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近代法治增添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丰富内容，为当今建立法治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资料。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法治解读

实现法治中国要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信仰;公平正义是法治中国的根本追求;法治中国应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改革行政执法体制,使执法更高效、更权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体现司法文明;依法破解社会矛盾。     

“名（代）·之不·动”式新探

“名（代）·之不·动”式来历被古汉语教材误解为用“之”字标志的宾语前置句式,本文从结构性质、结构特征、语意表达三个方面,通过比较互证,论述“名（代）·之不·动”式并非动宾结构,而是否定式主谓结构。     

“许霆案”的定性分析及其引发的法治思考

"许霆案"因学界对许某在ATM机上多次恶意取款行为的定性及法律适用问题产生诸多争议而广受社会关注.对许某行为应做分解并进行定性分析,其行为在拒不返还所得利益后转化为侵占.在法治社会中,制度规则应当以"人性恶"为前提基础进行设计,但不应对人在法律上的道德标准要求过高;法律制度对社会风险负担、利益分配应协调平衡.     

由“包二奶”案所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包二奶”社会现象不断滋生和蔓延,由此引起的“二奶”财产权案件也屡见不鲜,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类案件,不同法院的判决不尽相同。本文将从案例入手,从法律未能充分适用的原因及解决办法方面作简要分析与探讨,以求能在此类问题上做理性的判断。     

论“法治”和“德治”的内涵及其关系

“法治”和“德治”是人类历史上两种基本的治国手段 ,两者各有优特之处 ,也各有片面性 ,因此必须相互补充。事实上 ,两者完全可以互补 :“法治”的鞭长莫及之处 ,正是“德治”可以展现其社会功能之处 ;“德治”的缺失之处 ,又正是“法治”能够加以弥补之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法治”和“德治”都应当并举 ,而且可以并举。当前 ,我们必须同时大力强化公民的“法治”和“德治”意识 ,同时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而努力     

解读"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哲学内涵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体现了党建历史与理论逻辑发展的统一、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体选择性的统一、科学基础上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     

法律家与法治--对中国法治之路的一种思考

以往的法治研究都是在法律之外寻求法治的真谛 ,探索中国的法治之路。这种研究思路存在明显的缺陷。我们必须从法律的内因来寻求法治的真谛和中国的法治之路。法治的内在基础在于职业法律家阶层 ,中国的法治之路要靠中国的职业法律家阶层开创。历史考察与比较研究都表明 ,职业法律家阶层的存在对法律的兴衰成败产生决定性影响。自治而强大的法律职业群体是实现法律自治的前提性条件。法律权威的最稳定、最持久、最可靠的基础是强大而又有威信的职业法律家阶层。只有法律家执掌权力的政府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法治政府。     

再论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

依法执政已写入十七大党章,这是我党进一步加强民主建设、惩治腐败的宣言。针对目前我国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现状,只有采取以德治国的多种措施,才能实现以法治国。因为,加强以德治国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和基础。     

潜规则及其法治矫正探析

"依法治国"要求法律即为规范社会行为之主要方式.作为一种滋生不正当利益的负面规则,潜规则的出现与蔓延会削弱法治.潜规则是一种潜伏于显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行为主体行为方式的规则,潜规则具有其自身的运行模式,以谋求不正当利益为目的.法治视野下潜规则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政治原因,又有法律原因、利益原因以及社会原因.从法治建设的角度看,通过法律公平分配利益、运用权力制衡压缩潜规则空间、增加交易成本,能够削减潜规则的发生.     

伦理道德对“法治”的基础性支持维度

“法治”不同于“法制”和“依法治国” ,它的实质是一种正义、自由精神 ,而这种精神与伦理道德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法治精神的外化即法律的基础在于伦理道德原则 ,不论是其合理性还是其秩序的建立 ,都要以伦理道德为保证 ,而且法治的具体实施即立法、执法和守法更是需要道德的支撑。     

法治的精髓及领导工作法治化探析

法治的精髓是正确处理法与任何权力的关系,法不只是工具,同时是权力的本源。法治的目的是排除个人或集团的武断,实现形式是对传统、科学和民主的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亦即三者的平等关系。法治是一种国家制度,也是一种领导艺术,是总结实践经验、促进班子和谐、改善干群关系的重要工具。     

"法治"、"德治"相统一治国方略新境界

人类社会的治国方略大体经历了"人治--法治"两个阶段,按照内在规律应该向着"法治和德治有机统一"的阶段发展.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及时提出"以德治国",是人类治国方略的新境界.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和复兴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法治天津建设中公民法治观念的培养

本文结合建设法治天津的历史任务,提出了天津公民法治观念培养问题。在结合天津实际,分析法治天津公民法治观念的历史基础、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的基础上,提出公民法治观念的内容和培育路径。     

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悖论"

文章提出了我国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悖论"问题的存在,分析了法治建设中"政府悖论"问题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传统文化、路径依赖和政府失灵等因素,指出了"政府悖论"问题的必然性、复杂性、长期性,认为解决"政府悖论"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法治观念的全面提升.     

对"法治"命题的反思

法治是法律人的理想与要求,是法律职业得以存身的基本理念。法治命题是一种评价性命题,是在控制人的思维基础上规范人的行为。但由于法治的要求与社会、文化背景等存在着很多的联系,同时也与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冲突,因而对法治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法治确实是与一个社会的现实情况相适应的。但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法治作为一种理想是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力量。所以要搞好法治建设,我们首先要回到法治的逻辑起点,搞清楚法治究竟是什么,然后才能发挥法治理念的批评行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