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愤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与刑法基本原则关系探析

民愤能否作为酌定量刑情节是刑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将民愤作为酌定量刑情节违背刑法基本原则,应予摒弃。持赞同意见者认为民愤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并不违背刑法基本原则,并且在司法实践中确实不乏将其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运用的案例。为此厘清民愤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必要。     

酌定量刑情节的司法认定问题刍议

通过对我国刑法对酌定量刑情节、范围等范畴不确定性以及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酌定量刑情节法律适用的分析,从犯罪人、被害人两方面阐述了酌定量刑情节的主要表现形式、内容以及适用条件,以期为司法界厘清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有关酌定量刑情节的模糊认识提供参考。     

论我国酌定不起诉权行使的条件

从立法机关对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权的态度和《刑法》的相关规定分析,"犯罪情节轻微"是我国检察机关行使酌定不起诉权的前提条件,而将"犯罪情节"理解为量刑情节则有助于充分实现酌定不起诉权的积极功能。     

激情犯罪的刑法规制初探

激情因素使行为人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有所减弱：通过对国外典型的激情犯罪立法例进行研究,论证了激情犯罪影响定罪量刑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指出了激情犯罪的立法必要性及具体的法律规制方法。认为国外有关激情犯罪的立法例对我国有借鉴意义,激情犯罪影响量刑有其刑事法学、刑法谦抑精神、传统文化方面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激情犯罪这一酌定量刑情节需要法定化。在立法体例上应采用总则式的立法体例,在其成立要件上应有严格限制。     

论被害方谅解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被害方谅解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酌定量刑情节。刑法的谦抑性和恢复性司法理念是考量这一酌定量刑情节的理论依据。在限制死刑适用过程中要注意被害方谅解产生的原因,正确认识积极赔偿被害方与取得被害方谅解的关系以及综合考量全部酌定量刑情节等。     

论酌定情节法定化

酌定情节法定化是符合现实需要的,它可有效防止量刑失衡,遏制司法腐败,维护司法统一,树立司法公正形象;同时它还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是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与有效运用。现阶段我国可将那些为学界与实务界所公认的法官在量刑时应予以综合考虑的酌定情节法定化。     

程序法与实体法双重视角下的从宽问题研究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优先植入,司法实践中不乏将诉讼流程加快、强制措施从轻、审理程序从简等诉讼程序的调整认为是从宽处理的做法。鉴于此,应当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法谦抑性的价值实现、刑罚轻缓化观念转变等方面寻找从宽的正当性基础,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从宽明确为实体性的从宽处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体现为相对不起诉,在我国《刑法》上体现为认罪、认罚和认罪认罚独立的量刑情节,并赋予可以从轻、必要时减轻或免除处罚的量刑裁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等量刑情节的评价问题,使量刑结果能够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定罪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各有其特征。一般而言，它们性质不同，作用各异；但有些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功能具有交叉性和双重身分性。在同一案件中，两次适用双重身分情节，并非是对一个事实的双重评价。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在影响刑罚裁量方面，具有一致性和功能互补性：法定情节决定量刑的基本方向，酌定情节起补充和具体化作用，能决定具体刑度。对于多功能情节以及在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应当根据适当的原则和科学的方法进行具体处理。     

生产、销售假药罪刑罚失衡的量刑防范

刑罚失衡关涉法治建设和社会安定,区别于因罪责刑相适应、量刑个别化原则而产生的刑罚合理差异.《刑法修正案(八)》加剧了生产、销售假药罪刑罚失衡的程度,该危害在客观上表现为立法规范的罪刑失衡和司法适用的量刑失衡,在主观上表现为思想观念的局限和思维方式的僵化.刑罚失衡的显性原因是立法技术缺陷与司法裁量失范,隐性原因则是职业素养的欠缺和法律权属的冲突.刑罚失衡的量刑防范应基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包括合理确定量刑基准、规范酌定量刑情节、弱化审判主体职权、强化控诉主体职权和赋予其他参与主体相应权利.     

酌定从轻量刑情节与死刑的司法限制实证研究

由于死刑立法限制的逐步性与长期性,现阶段死刑的司法限制显得尤为重要。在死刑的司法限制中,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当前法官对酌定从轻情节的重视程度不够,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在死刑司法限制中的作用有待提高。具体来说,应完善刑事立法中的适用依据、出台量刑指导意见和发展案例指导制度。     

刑事法中被害人过错相关问题探析--以犯罪互动为视角

在犯罪互动过程中,被害人过错往往是诱发犯罪的主要原因。为此,首先应该厘清被害人过错在刑事法中的表达及其蕴藏的法理,然后通过立法将其由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这样将更有利于预防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权,构建和谐社会。     

死刑控制的司法方法

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现行的重要刑事政策。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掌握和运用正确的法律适用思维方法、死刑条款解释方法、死刑情节选择方法和死刑裁量控制方法,对于实现死刑控制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量刑实践中的被害人过错考察

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越来越多,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分析其都成为量刑辩护的重要理由,而且在部分案件中成为量刑的关键情节.但是,立法上并没有对被害人进行专门规定,在量刑中其一直作为酌定情节被加以适用,因此,赋予法官较大自由裁量权使得被害人过错在量刑实践中适用失衡,加之被害人过错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程序保障,不能很好地维护被告人的利益.     

论缓刑适用标准的改革与完善——以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近三年司法统计数据为例

司法统计数据表明,缓刑适用的主要罪名集中在交通肇事罪、盗窃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等四个罪名;缓刑适用的主要情节集中在未成年人、积极赔偿或退赃、未完成形态、从犯、积极缴纳罚金、情节较轻、认罪态度好几个方面。刑事司法实践单独将某个法定或者酌定量刑情节作为缓刑适用标准是不妥当的。缓刑适用应当坚持以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为核心的综合评价原则,对交通肇事罪和暴力性犯罪应当慎重适用缓刑,区分财产性犯罪与暴力性犯罪的缓刑适用标准;并建立缓刑的量刑前调查制度,允许展开是否适用缓刑的量刑辩论。     

量刑情节单复数问题研究

量刑情节单复数的判断应当围绕具体案件进行,其要旨首先在于量刑情节的界定问题。派生的构成要件不应作为量刑情节;在综合性构成要件中,只能将其中之一选定为构成要件,其他剩余的要件则转换为量刑情节。当量刑情节之间呈现结合关系、包容关系或竞合关系时,应当按单一情节对待;在一人犯数罪时,行为人的一次立功只能视为一个量刑情节,而行为人的未成年人身份及累犯情节应当按复数量刑情节对待。     

量刑情节的构成理论初探

从总体上讲,对量刑情节构成理论的研究还相当薄弱.通过与犯罪构成要件的类比,可以对研究量刑情节构成要件的必要性,以及量刑情节构成要件的界定、类型、具体构造等得出初步结论.量刑情节的构成要件与量刑情节的功能设定之间具有互动性:量刑情节的功能定位越明确,量刑情节的构成要件设置也应越清晰;反之,量刑情节的构成要件弹性越大,量刑情节的功能也就不确定.     

对量刑幅度负效应之评估与适度刚化之对策

量刑幅度存在着负效应。由于语言表述不能所导致规则缺失因而缺乏必要的制约,容易出现权力滥用。由于犯罪人在犯罪前无法知道具体的量刑幅度,因而很难对犯罪行为的选择构成制约,,难以据此降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必要适度刚化量刑幅度范围内的量刑权,建议采取如下立法措施：法定量刑基准,在量刑基准的基础上创设狭窄的通用量刑幅度,单独规定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的条件,积极构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     

罪后情节的定罪功能探究——以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一道试题为例展开

以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一道刑法试题为例,介绍了情节和量刑情节的概念及其分类,并对罪后情节的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作为一种量刑情节,罪后情节原则上只具有影响量刑的功能,但我国刑法典和司法解释却在8处规定了能影响犯罪成立与否的罪后情节,赋予了罪后情节以定罪的功能。这些规定有其刑事政策上的考量,同时符合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具有合理性。以此为理论基础,对受贿罪的司法解释进行了研究。     

法定刑以下处刑核准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法定刑以下处刑核准制度,是立法者考虑到犯罪和法律适用的双重复杂性,为在特殊案件中做到量刑适当而作出的专门规定。但由于对何为＂特殊情况＂认识不一、核准程序繁琐、核准期限过长等原因,这一制度基本被虚置。＂许霆案＂之后,学界与实务部门改革完善这一制度的呼声渐高。应放宽实体标准,寻求自由裁量权与罪刑法定的平衡点,简化与完善核准程序,以消除程序的消极影响和制约。     

被害人样态刑法地位之证成——以中国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为切入点

在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下,四要件与阻却事由是并列关系,由于但书的存在,犯罪成立甚至需要进行3次评价,加之四要件只是符合与否的判断而没有程度的考量,导致被害人过错、被害人同意、被害人特殊状况等被害人样态被散布于四要件、阻却事由、但书、酌定量刑情节中讨论,无法统一在四要件体系中找到其应有的地位,其影响刑法评价的根据变得扑朔迷离。实际上,如果对四要件体系的内涵做实质性和扩张性解释,把违法阻却事由、社会关系破坏程度、主观恶性大小等内容涵摄于客观方面、客体、主观方面,那么被害人样态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就拥有相应的地位,其影响刑法评价也就有了统一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