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中庸文化视域下榜样报道的叙事创新

榜样报道是运用新闻体裁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但是,实践中一些榜样报道存在“虚美”、缺失“日常”,导致榜样示范力不足。中庸文化在“诚”中展现万物本性,在“庸”中践行普通与平凡,在“至诚”中修己成人。中庸文化在榜样报道中的运用,能够让榜样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实现榜样的教化功能。中庸文化合乎规律的价值追求、平衡恰切的精神论旨,使其能够透视榜样叙事的生产机制、把脉榜样叙事的“虚美”弊端、创新榜样叙事方式,契合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新闻工作三贴近原则,对于发挥榜样的力量、传承中华民族精神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     

先秦儒学“中庸”说本义

中庸,是儒学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但中庸却不仅是一种方法.通观先秦儒家所论,中庸,其核心在一个“中”字.“中礼”、“中道”或合乎内在的道德法则,是“中”的标准或尺度.但“中礼”合道不是机械的、教条式的符合,“中礼”、合道的根本特征是“时中”.不偏执,不走极端,恰到好处,适中合度,则是“中”在人的行为和人格风范上的具体体现.那么,如何达到“中”或适中,这便涉及孔子所言“中庸之谓德”的问题.以“至德”为根本义来理解中庸,它便不是一种外在的方法或可操作性的工具,而是人在其心性修养中所达致的内心自由于现实应事接物行为上的表现,因而是一种依止于人格教养的内在原则.可见,“中庸”本质上乃是一个关乎人的心性修养和人格完善的概念.     

推敌而别致其新——浅议王夫之的《中庸》观

王夫之的<中庸>观对丰富和发展传统的中庸思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从认知理性进路出发对"中"重新界定,淡化了中庸道德的形上学的品格,凸显了感性生命实体.二、从考据学和义理学出发对"庸"进行新的解释,使"中庸"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三、以体用解中庸,克服了宋儒形而上学的缺陷,使其<中庸>观充满着辩法思想.四、从道德形上学之道与道德实践的外王事业合一的角度阐发中庸大旨,突出"中庸"本天德、成王道的重要旨趣.     

晖析中庸的内涵

中庸思想博大精深。本文主要解析了中庸的内涵，分别从“中”、“庸”、“和”三个方面去分别剖析，在此基础上，将中庸的根本归结为“致中和”。     

说“中庸”

摘 要 《中庸》集中体现了儒学中庸之道思想.现代人释中庸为折中调和,是根本性的误读.“中”的本义是内在的且能贯通上下者,“庸”的本义是实用,中庸其实具有体、用两重性.因此,中庸之道既包含着形上学意义上的本体的存在,也表现为形下学意义上的作用的实行,既是精微幽深的天下之正道定理,又是平常普适的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庸》在详细解说中庸之道学理依据的基础上,指出在天人关系的大框架中,人的修养进路和方式,并为人们展现出儒者的最高的人生价值和最理想的人生境界.中庸的“时中”观念具有发展的性质,所以中庸之道不是僵化的,中庸的“中和”观念,更具有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功能,在社会学、生态学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庸原型结构——从谦虚用语选择的视角

中庸心理是中华民族非常重要的文化心理之一。从显性的谦虚原型结构的视角出发,以一般人所取得的一般成绩或贡献为中庸典型,揭示出隐性中庸原型结构的存在以及谦虚和中庸原型结构之间存在的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在日常交际中,一般要遵循这种对应关系,才符合汉民族的中庸文化心理,语言才显得很得体。如果打破这种对应关系,就会引起言语上的不得体,甚至引起会话含义的产生。从中庸心理原型结构出发,可以归纳出谦虚话语的典型形式:“”。     

孔子“中庸”释义考

“中庸”作为儒家经典的核心范畴之一,受到自孔子以来诸儒的重视,学者们纷纷从不同视角对其加以阐释,成为人们重要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本文从“中庸”本义出发,详细考定孔子“中庸”的内涵,总结出其过犹不及、和而不同、权变时中的三层基本涵义。     

中西思想史上的中庸之道——《中庸》思想的发生与本体构成

中庸思想在古代中国思想史中是很重要的思维方法论和践行本体论。一方面《中庸》难读难懂,孔子说:“中庸其难哉”。孔子一生都很难做到几次,可见其精神把握的高度和践行的难度。另一方面,“中庸”思想在历史长河中遭遇到不断的误读,在20世纪西方现代性进入中国之初,更是名声不佳命途多劫。“五四”以后,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国,一些人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庸”无非是保守性、庸常性之类,应该被批判和抛弃。[1]其后很长时间里,“中庸之道”变成一个贬义词,成为被批判、检讨、嘲笑的对象。这一文化中断和思想愚化,使得当代人对中国思想经典相当隔…     

不可能的可能性:中庸之道的内在困厄

<中庸>第二至第十一章构成了一个整体,它意在探讨中庸之不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论题,意在显示中庸之道的内在困厄.中庸的困厄在于它本身是一个由性、道、教之相互通达构成的境域总体,因而通过个人来开启它,充满重重困难.而<中庸>试图表明,智、仁、勇三达德才是开启中庸的通道.     

从《论语》看孔子的隐逸思想

孔子是春秋后期一个积极的用世者。但对古代高士和当代贤哲的向往和推重,一生落魄的坎坷的经历,让他对隐逸有一种难舍的情结,并形成一整套有关隐逸的理论。首先,他提出了关于隐逸的原则:一是"邦无道",二是"道不行"。其次,他谈到隐逸存在着不同的层次选择,即"贤者辞世,其次辞地,其次辞色,其次辞言"。再次,他还论及隐居生活的自我人格完善,也就是要保持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这些思想对后世文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与历史进步主义

儒家因为复古主义 ,历来被看作是倒退的 ,反对进化论的 ;但在近代 ,不少当时最先进的学者接受进化论 ,倒是源出于儒家。本文试图分析 :儒家思想在帮助他们接受进化论思想时又带来了怎样的保留 ?保留后面有着怎样的批判 ?今天应当如何看待他们对儒家的批判 ?他们的儒家立场在今天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     

《论语》与外交

从毛泽东、周恩来,到习近平,中国领导人经常在外交场合使用《论语》的相关语句,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德不孤,必有邻"、"择其善者而从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这些语句成为解读当代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道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睦邻外交政策、学习与独创相结合、取信于民等外交思想和政策的重要载体。通过《论语》,可以看到中国外交和平、慎战、中道、坚忍、诚信、崇礼、尚德、忠恕、自律、为民、惠邻等品格与惯性,可以预测坚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不走"强国必霸"的传统大国外交老路是中国特色外交的常态。然而《论语》的外交思想毕竟是朴素的,用《论语》的思想简单地比附中国特色外交理念和忽视《论语》中的有益成分都是不可取的。把《论语》作为一种历史文本进行解读,通过外交实践来实现"通古今之变",并由此实现中国外交的新变革,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的正确之路。     

“经学”“经术”的分野与汉代经学文论话语的双重性质

本文考察了汉儒由“学”与“术”的分野产生的文论叙述的双重指向,由此达到对汉儒文论的整体理解,这是一种以经典释义为凭藉进行文化规范的文化类型。     

儒家民本观

中国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有民本思想.后来不断发展,突出的有孟子的民贵君轻,贾谊的民无不为本,柳宗元的吏为民役等.综合历史上的民本理论,归纳三条民本论的特点:一是倾听群众意见;二是以善为主,不轻信多数;三是经过协商,照顾少数.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投票形式是有用的,但不可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在有外国存在的情况下,强国也是利民的重要内容.现代中国继承传统的民本观念,吸收西方的民主投票形式,创造出先协商后投票的民主制度,比单纯投票的民主制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缘由,乃是当代中国寻求自己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必然结果。因此,必须既要反对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无视民族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儒家原教旨主义的无视现代性的倾向。儒学复兴的进路,在哲学上主要在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在这种平等对话中寻求一种当代共通的思想视域。生活儒学的构想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尝试,就是在存在本身、亦即生活本身的大本大源上,建构儒家思想的当代形态: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形而下学。     

儒学常道与未来儒学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离不开孔子儒学的精神滋养。然现代新儒家将儒学的现代复兴引向重在择发儒学的宗教性、终极关怀上来,这些问题纯属西方基督教特有的经过末日审判来世能否进入天国的范畴,与中国原始儒家所需要的现实情感关怀格格不入。新儒家以一种超常识、超思辨"智的直觉"去体悟"仁心与生生天道"(刘述先),或心体性体(牟宗三),或本体(成中英)等。这种道体不是原始儒家的本怀,也不是未来儒家需要的东西。原始儒家有道体,其道体是具有康德理性般存在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但却根植于每个人的情感及其家庭的伦理之中,是积久涵养之工夫,非如有另一物般之实体的存在。儒学是个情感问题,亦绝非仅人生价值取向问题。     

元光决策与儒家思想制度化

每一件历史事件都有其时间和空间上的独特性,并在某些方面对整个历史及思想史之发展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本文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史观,以西汉元光元年(前134年)这一特定的历史年份为切入点,围绕这一年发生的元光决策以及汉武帝刘彻在其中的历史作为,深入分析儒家思想制度化在中国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与儒家人生哲学

儒家人生哲学是毛泽东人生哲学形成的最丰厚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家成圣成贤的人生理想、傲然独立的人格气节、自强不息的人生精神、强烈深沉的忧患意识,对毛泽东一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但毛泽东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继承的层面,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对之进行批判性改造,最终远远超越了儒家人生哲学。     

沈从文与儒家文化

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沈从文立足于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艺术追求,对儒家文化封建性的一面进行了抨击,同时对其合理而积极的因素进行吸纳、改造,体现出一种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不入流俗的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