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民生视角的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研究

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经济的目标归宿其实是改善民生,因此将旅游与民生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民族地区现实经济、生态和社会文化的民生效应。文章基于旅游惠民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目前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中重市场、轻民生的不足,提出了惠民型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的理论构架。首先,按照战略思想、体制机制、运作模式、技术手段和实践模式分类,对国内外主要的民族旅游开发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其次,从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惠及民生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民族地区全面重构政府、企业和社区融合参与的惠民型旅游资源开发系统模式;最后,提出了建立民族生态旅游惠民示范区的政策建议,以及这一模式下社区、政府和第三方的利益兼顾策略。     

论民族旅游开发模式的合理建构

民族旅游村寨的特殊性在于其社区既是生活社区也是旅游社区,既是产权明晰也是产权模糊的社区,其村民及文化不仅是旅游发展的客体也是旅游发展的主体.文章在对民族旅游村寨的特殊性和当期的民族旅游开发模式进行审视的基础上,指出“社区驱动＋政府引导＋市场参与＋外围助力”是西部地区合理的民族旅游开发模式.     

民族旅游中的族群社区自我发展机制研究——以大理双廊白族村为例

传统民族社区旅游业发展中,由政府和开发商构成的"他群"在旅游开发与管理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决策及经济收益的主体。东道主居民或者无参与或者被动参与,缺乏决策权、话语权和必要的经济收益,成为被操纵、被利用的对象。本研究以大理双廊白族村为个案,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着力从社区主导旅游发展、政府宏观调控与扶持、以社区为利益主体的旅游经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民族文化自我保护与传承、主-客合作六个方面构建民族旅游社区自我发展机制,力图赋权东道主居民,尝试在有限外来力量介入情况下,鼓励社区居民主动参与旅游开发、发展和管理,充分发挥决策权和话语权,探索一条让绝大多数原住民真正获益的社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新一轮四川藏区旅游开发主导模式研究

新一轮四川藏区旅游开发顺利推进的核心在于确定旅游开发主导模式。文章在全面分析影响四川藏区旅游进一步发展多重制约的基础上,认为政府主导模式既是四川藏区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又是破解新一轮四川藏区旅游开发制约的关键所在,并从优化旅游管理体制、完善旅游资源保护开发机制、构建社区参与共享利益机制、建立旅游整体营销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新一轮四川藏区旅游开发中突出政府主导作用的对策建议。     

乡村旅游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模式与政策取向

乡村旅游对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改善乡村环境、保护乡村文化遗产、提升农民素质有重要作用。本文在借鉴世界旅游组织成员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总结乡村旅游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规律,探索出乡村旅游开发的最佳模式——政府扶持、社区主导的产业化开发模式(CBD模式),最后结合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提出政府的行动方案和对策。     

社区建设在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的作用

在西部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中 ,由于当地自身的开发能力不足 ,引进外来开发商进行开发的情况较为普遍 ,如何协调好外来方和当地社区的关系 ,社区建设在旅游开发中应该发挥自身的作用 ,使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服务于当地社会和经济 ,并就加强社区建设提出了可行的建议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社区参与的影响——以广东省为例

社区参与的优点使生态旅游成为自然保护区经营的重要方式,但土地权属虚空直接导致政治权力与企业资本联合控制旅游开发,社区参与流于形式。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使农户成为林权权利人,赋予社区对旅游开发"选择"与"控制"的权利。农户收益得到保障,实质性地参与到管理中来。政府的转型与社区力量的壮大对于避免公地悲剧、协调开发与保护、兼顾区域及阶层的效益与公平起到最终的推动作用。社区集中控制旅游开发的模式有望建立,社区的深度参与将促动保护区功能全面升级。     

迈向共同富裕背景下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在未来迈向共同富裕背景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成为“后搬迁时代”下巩固民族地区易地搬迁脱贫成效、促进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近些年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积极开展实践探索,涌现出了一批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包括“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的广西模式;“政府+社会组织+社区+企业”合作参与共治的贵州模式;“政府+市场”的甘肃模式,这3种模式在治理特点上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其完善发展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保护性开发体系构建

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保护性开发是一种重要的旅游开发思路,目的在于实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传承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平衡。提出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必须进行保护性开发,并遵循文化保护与传承、利益均衡及社区参与三个原则。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保护性开发体系,并对涉及旅游开发主体、客体及介体的保护性开发体系内容进行论述分析。     

新形势下百色市节庆旅游转型发展研究

新形势下,旅游新兴业态层出不穷。百色市作为后发展地区,节庆旅游发展面对普遍存在的缺乏规划、市场运作程度低、创新不足、产品相对缺乏等问题,应对节庆进行充分评价、科学规划,采取分阶段发展的思路,在较长时间内采用"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社区参与"的模式、深入挖掘地方文化内涵、培育和创新节庆旅游产品及相关节庆产业,多层次进行优化升级。     

民族旅游开发与苗寨社会生活变迁研究

以贵州黔东南的郎德上寨和反排村为例,通过对两个处在不同开发阶段的苗寨进行研究,探讨苗寨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认为要实现良性发展的苗族旅游开发,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一刀切＂模式与因地制宜的关系以及政府与苗族群众之间的利益关系。     

灾后四川羌族地区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开发模式研究

四川羌民族地区依托丰富的原生态民俗文化和自然景观发展了独特的羌民俗文化旅游,促进了民俗文化的交流,同时带来旅游区民俗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但突如其来的5·12汶川大地震不仅给羌族文化带来沉重打击,依靠羌文化发展起来的民俗文化旅游也受到严重的影响。为了让羌族的文化基因延续下去,羌文化旅游的开发不仅不该停止,更要通过可持续的开发模式来保护和传承原生态的羌文化。     

特殊都市社区旅游开发研究——以广州沙面为例

社区旅游主要是从社区发展的角度考虑旅游目的地的建设,这就必须综合考量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合理的利益协调和分配机制。广州沙面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优美的生态环境、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多样而又大部保存完好的西洋近代建筑,旅游资源特色十分突出,是一处别具一格的特殊都市社区。在城市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在都市规模急剧扩张的广州,要有效保护沙面弥足珍贵的旅游资源乃至优美环境,充分发掘其旅游潜力,就应当以社区建设与旅游开发有机结合的方式,整体调动政府、游客、旅游供应商和当地居民的积极性,构建和谐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网,尤其是通过居民参与来提升他们对地方特色旅游资源的正确认识和保护观念,这对居民或资源本身及其他旅游利益相关方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精准帮扶与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贵州肇兴侗寨旅游产业帮扶的扎根分析

于贵州肇兴侗寨旅游产业帮扶的扎根分析,精准帮扶可以有效促进少数民族村寨的社会治理。对于通过旅游产业推动精准帮扶来实现社会治理的民族村寨而言,政府、农户、产业、社区、游客五个因素,任何一个因素在帮扶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导致矛盾纠纷不利于社会治理。这些问题包括：政策操作难度（政府因素）、农户自身问题（农户因素）、不同发展基础（产业因素）、管理方法不足（社区因素）、不当游览行为（游客因素）。有针对性地构建基于精准帮扶的社会治理路径,需要综合考虑转变方式、扶贫反思、全局平衡、尊重理解、治安管理五个方面。     

经济较强村新农村建设的思考——来自于江西省大巷村新农村建设的调研

在对江西省大巷村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弱乡强村的关系模式,提出新农村建设持续发展的对策：在组织建设方面完善自治机制,让农民真正组织起来;在生产发展方面以农民增收为重点,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在资金方面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追加投资;政府方面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充分调动干部积极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羌族村寨体育非遗文化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发展乡村旅游是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口。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产业融合。羌族村寨体育非遗文化与乡村旅游具备融合基础和条件,融合过程要经历资源融合、产品融合和市场融合三个阶段,制约因素来自于融合主体、客体和政府部门三个方面。融合模式包括旅游节庆、旅游演出和体育赛事。以国家4A级旅游景区——理县桃坪羌寨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桃坪羌寨的农文体旅融合的基础、机理和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建议：重视非遗传承,加强人才培养;完善治理机制,深化土地改革;深挖非遗文化,打造品牌节事;设立合作组织,实现合营互助。     

旅游开发提高了民族地区居民满意度吗——基于对西部六省市的调查分析

基于西部6省市16个民族聚居地共1 112个有效样本,综合采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的定量研究工具,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地居民满意度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表明:只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参与到旅游经营,且大都从事吃、住、购等传统服务业,参与程度不深。居民对"经济增长、投资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地方知名度"等正面感知强烈,对"劳动力培训、保护当地文化"的正面感知较弱,并且对"环境恶化、人口聚集、社会治理乏力"的负面感知强烈。在相关影响因素中,教育、家庭参与旅游开发、收入会引致个体明显的感知差异,而政治面貌、居住地与景区距离的影响则不明显。提高居民满意度应更侧重于旅游收益分配机制的改善和公共服务的提供。     

论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完善——以渝东南民族地区为例

社会资本理论对于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社会资本理论在渝东南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其在传统权威、规范参与及传统交往等方面的社会资本的发展具有较好的现实基础.随着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在人际关系、内部信任、社区参与、社区制度及社区网络等方面的社会资本的发展也面临困境.对此,必须进行深刻反思,立足渝东南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国家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二元框架出发,全方位、多角度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促进渝东南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完善,以此推进该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建.     

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思考——以台江县反排村为例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中国西南部许多地方盲目开发,希望可以分得旅游时代的一杯羹,黔东南台江县的反排村也是追随者之一,当地村委会对旅游开发一味乐观,缺少专门规划和市场调查。是否发展旅游成了一个举棋不定的问题,发展旅游之后会出现何种社会难题和社会矛盾,这是政府领导者和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文章试图从旅游人类学的角度来阐释一下此类问题,以期对相关旅游业规划者与参与者有所帮助。     

节事旅游市场化运作模式浅探——以东山关帝文化节为例

我国目前有三种不同节事旅游的运作模式：政府主导、联合承办、联动开发模式;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模式;市场引导、企业主体、商业运作模式。而市场化运作是国内激烈的节事旅游活动竞争的唯一出路,市场化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化是节事旅游活动品牌化的保障,市场化是节事旅游活动组织过程合理化的需要。以东山关帝文化节为例,东山关帝文化节存在以下问题：关公文化主题不突出,持续性不强;＂官办＂模式,投入产出效率不高;＂贵宾化＂倾向,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缺乏完善的评估体系。针对以上问题采取的对策是：坚持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引入竞办机制,完善产业链;建立规范的节事评估体系;活动内容应大众化、艺术化,突出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