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与新学

张浚在南宋高、孝两朝出将入相,对宋代学术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他继承父说,在南宋初新学影响广泛存在的现实条件下,主张元祜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又受举荐他的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影响,倡行孝悌之说,并在独相期间,打压洛学,促进了新学在南宋初的延续发展。另一方面,张浚又与赵鼎共引洛学之士,甚至有禁新学之举,对新学有一定的抑制。秦桧当政,张浚被贬逐在外十余年,最终与反对和议的洛学之士打成一片,信奉道学而排斥新学。从张浚崇、抑新学的历史来看,除了有时代、家庭、师承、荐主等因素外,打击政敌、争夺权力的现实需求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突显出南宋初年学术与政治的利害纠葛。     

张浚新论

张浚是南宋初年朝野瞩目的主战派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反对妥协投降,为南宋的恢复和振兴尽心竭力,贡献了一生。然而,由于张浚所主持的对金朝军事斗争的失误,使他壮志难酬,加之他与秦桧,岳飞等人的复杂关系,多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大褒大贬,众说纷纭。对张浚的思想和行为要联系他生活的时代及其阶级地位进行具体分析。把张浚说成完美的盖世英雄,或把他与秦桧等而论之,都不符合实际。     

南宋张浚幕府探析

南宋时期由于对金作战的需要,都督府、宣抚使司、制置使司、安抚使司等机构都设有幕府。南宋初年张浚出任多为关乎南宋军事指挥的要职如宣抚使、都督诸路军马等,因此张浚幕府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和特殊性,充任其幕僚者地位优崇、多为兼职或可兼他职,长久跟随幕主,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幕府不仅职能广泛,且能够行使便宜处置之权,对抗金全局及地方政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陈与义与南宋初期的相党之争

北宋王朝的灭亡并没有使得党争随之消失,反而以新的形式继续影响着南宋小朝廷的政局.陈与义在绍兴初年出任参知政事,经历了赵鼎相党与张浚相党之间的争斗.在党争中显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他虽然属于张浚一派,政治上他倾向于张浚之主战,但在学术上他却是主赵鼎所支持的“元祐学术”.这是现实斗争的需要所采取的一些策略或措施.党争的痕迹投射到他的诗词创作上就是创作数量锐减,内容上出了更多禅宗随缘任运的东西.     

王似帅蜀与南宋初年川陕军政

绍兴二年末，南宋中央宣布召回张浚，以王似出掌川陕宣抚司。张浚之所以被召还，除以往研究所强调的地方权力过分集中外，还在于他与朝廷在川陕战区攻守战略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王似具备丰富的地方大员任职经验，政治上又非张浚“私人”，加之其“镇重宽厚”“能坚守”的特质颇符合宋廷对川陕的收缩防御战略，这些都成为他继掌宣司的重要因素。王似帅蜀后，充分继承张浚遗留下的财政、军队人事格局；至于蜀口三大将的屯驻格局，则明显呈现战略收缩态势。     

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

关于宋高宗赵构"朕最爱元祐"一语,应该放到南宋初年政权重建的过程及具体政治情景中去理解。南宋政权重建的最初历程是两次政权转移:一是从张邦昌至孟太后,二是从孟太后至赵构。在这一历程中,孟太后是转移之枢纽,赵构称帝最主要、最实质的合法性基础即来自孟氏的迎立。但是,孟氏废后的身份却影响了这一基础,而孟氏的命运又系于朝廷对元祐政治的评价;因此,赵构在绍兴重修神宗、哲宗《实录》的场合中提出"最爱元祐",主要是为了加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总之,赵构之"最爱元祐"一语,主要不是北宋晚期所谓"新旧之争"的继续,而是政权重建这一全新历史任务的产物。     

张浚、张栻的生平、学派和思想特点

张浚、张栻父子创建的蜀湘学派,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影响。他们在两宋之际,适应时势的需要,立志报国,共济时艰,不仅在抗金战场上建功立业,而且著书立说,出入理学的师承门户,积极倡导实学实用、经世致用,与理学颇有不同的事功思想。张浚、张栻的"门人"很多,包括后来生活在南宋中期的浙东事功学派,都受到他们的影响。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元祐"批评观

无论是评人论学,还是品诗论文,<四库全书总目>素有简明扼要、持论公允之称.但对于宋代诗歌批评,喜用"元祐"做褒义评价.这种积极评价与文学史上的宋诗批评无直接联系,而是四库馆臣从政治偏向上做出的正向判断.这是由于元祐党人在北宋末年遭到残酷打击后,南宋以来"最爱元祐"的政治倾向影响所至.这对晚清同光体诗人标榜"元祐"为诗歌鼎盛的"三元"之一,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其实,"元祐"并不具备宋诗鼎盛的代表意义,今人沿袭这种说法,是值得重新思索的.     

南宋初宋金陕西“富平之战”述论

公元一一三○年九月,南宋川陕主帅张浚集中陕西五路数十万宋兵,在陕西富平同金兵进行决战,史称“富平之战”。这场会战以宋兵惨败告终,并导致了陕西五路的全部失陷。由于川陕战场在宋金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富平之战”对整个宋金战争的战局也有重要的影响。对于张浚组织这个战役的得失,八个半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有不同的评价。有的说它使南宋永无收复中原之期,“此后而议恢复,亦萎人之望起矣!(高宗)倚秦桧以偷安,固势所必然”,“富平之战”是张浚一大罪责。有的则说,富平一战“关陕虽挫,而东南遂高枕无事矣”,是张浚在抗金斗争中的一大功劳。今天,多数论者对之仍持肯定意     

两宋之际程门后学与洛学的复振

两宋之际,洛学在王学、佛学等的夹击下苟延残喘,甚至一度处在消亡的境遇。然幸赖程门后学积极卫道,他们在经学上整理二程著作、在判教上排佛辟佛、在政治上积极参政影响学统等,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终使洛学摆脱厄运,得以薪火相传,成为南宋中期以后的显学,并作为强势话语主导南宋学术界。本文以此为考察对象,展现两宋之际程门后学在复振洛学上的努力与贡献。     

评为岳飞平反的宰相－－史浩

本文认为,史学界长期来把南宋朝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的“二分法”是不妥的.事实上,孝宗以来,南宋朝臣中存在着以汤思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派,以张浚为代表的冒险主义派,以史浩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派.孝宗一上台就决定对金国进行战略决战是缺乏思想、政治、军事、组织基础的冒险.史浩任相后,头一件大事就是抓平反以岳飞为代表的冤假错案,抓组织建设与思想、政治、军事建设,待时机成熟时再进行战略决战的思想是正确的.应推翻有些学者贬损与强加给史浩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辞.     

王十朋论史浩

王十朋论史浩是宋孝宗初年战守之争中的一段公案。在仕宦早期,王十朋屡有进言政事、弹奏大臣之举,逐渐赢得了崇高的公议地位。随着宋金形势发生变化,宋孝宗顺应公议要求,便擢升敢言的王十朋为台官。这些都成为他弹奏宰相史浩的有利条件。王十朋坚决主张对金作战,故在力赞张浚北伐的同时,积极上疏弹奏反对轻战的史浩并使之罢相、奉祠。不过王十朋在《论史浩札子》中加于史浩身上的罪名如主和沮战、结党擅权、压制言论等,多有虚而不实之处,难称平心之论。在符离战败后,宋孝宗开始反省台谏官的表现,对于王十朋论史浩的前后态度也有所质疑,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上述缺憾。     

张荫桓在维新变法时期的作为及与康有为之关系

1885-1890年,张荫桓历任驻美国、秘鲁、西班牙公使。归国后,复供职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皇帝经常召见张荫桓,聆听西方政事、风情。1895年,李鸿章下野,张荫桓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参与处理大清国内政外交重大事情。维新变法时期,与康有为过从甚密。引康氏出入各种重要场合。荐与翁同铄等朝廷显贵相识,将康氏一步一步推到皇帝身边,成为戊戌变法领袖。     

试评宋孝宗的统治

宋孝宗是南宋比较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在其统治前期和中期 ,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 ,他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开创了南宋历史上的鼎盛局面。但同时也应看到 ,孝宗的统治业绩又是很有限的 ,不仅在革除弊政、选才用人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 ,而且宋室南渡以来国弱民贫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到了统治后期 ,孝宗明显趋于保守和消沉。     

和战分途：南宋初年的政治转向——以孝宗朝政策迁移为线索

南宋伊始,宋金和战问题就一直是困扰着南宋政权的时代命题。绍兴十二年缔结的宋金和议,并没有成为维系宋金长久稳定关系的基础。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单方面撕毁协约南侵,加之随即登基的宋孝宗锐意恢复,宋金战争一度爆发并持续到隆兴元年张浚符离兵溃。在此期间,宋孝宗选人用事并不局限于道义型主战派士大夫,对实务型主和派士大夫及主守派政治元老也多加选用;在此之后,宋孝宗迫于符离兵败的政治压力与金人议和,锐意恢复政策主张转换为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政治谋略。宋孝宗以邪正为标准的多元用人政策,与其对金强硬的政治主张既统一又矛盾,这种复杂的政策取向既切合即时的宋金政治局势,也为南宋制定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国策埋下了伏笔。     

范纯仁论朋党——兼析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影响

北宋时期党争剧烈,所谓"君子"、"小人"互以"朋党"之名攻讦对手,危害日深.对此,宋代士大夫大多有论析.元祐年间,两拜宰相的范纯仁亦有深刻认识.范纯仁在当政期间多次上奏剖析以朋党之名相互攻讦之害,主张"调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祐年间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对于宋人论"朋党",今日研究者大都关注于欧阳修等论说,而少有述及范纯仁之朋党观及其与元祐政治关系.故本文即对此辨述之,兼及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其影响.     

陈瓘与《四明尊尧集》——北宋哲徽之际党争的一个侧面考察

徽宗年间,陈瓘曾极力弹劾新党大臣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人,因而受到了新党的打击,被贬谪各地,流移不定,亲朋好友也受到了牵连.在贬谪地,陈瓘两撰《尊尧集》,指斥王安石《日录》,成为攻击新学和新党的一个旗手.陈瓘在徽宗朝的诸多行为,如指责曾布"建中调和",《四明尊尧集》中对王安石的人身攻击等,恶化了当时的政治空气.北宋后期的党争,从政见分歧向意气之争和人身攻击转化,陈瓘等元祐党人实难辞其咎.南渡以后,随着元祐学术地位逐渐上升,陈瓘及其《四明尊尧集》日显隆宠,颇受推崇.     

试论史弥远对其执政合法性的塑造——以嘉定宝玺事件为中心

嘉定年间,蒙古的崛起改变了原先宋、金、西夏三国并立的稳定格局,令未来局势走向变幻莫测。为寻求因应之道,南宋朝野上下围绕着内外政策展开了激烈争论,作为宰相的史弥远及其所奉行的“安静”之政,不断遭受抨击。嘉定十五年,他利用蒙古归还徽宗宝玺的契机,策划了一场隆重的受宝典礼,意图借此改变人们对于南宋处境的认知,弥合朝野分歧,维护政局稳定,进而塑造其长期执政的合理性。     

论宋徽宗东巡镇江的历史书写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刚禅位于宋钦宗十天的太上皇宋徽宗,在得知金军即将渡过黄河时,匆忙逃离开封,一路奔逃到了镇江,史称太上皇东巡。东巡期间,宋徽宗违背自己在禅位时“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的承诺,揽权乱政,一度使宋朝出现了开封和镇江两个权力中心。在第一次围攻开封的金军撤离后,经过宋钦宗不断派人迎奉,直到四月初六宋徽宗才勉强回銮开封。对于宋徽宗东巡镇江这一牵动北宋末年政局的重大政治事件,元朝人编纂的《宋史·徽宗本纪》却只是一笔带过。《宋史》对宋徽宗评价很差,其之所以遮蔽了宋徽宗东巡的历史,是因为《宋史》源自南宋所修的国史,而在宋高宗干预下的南宋国史刻意遮蔽了有损宋徽宗形象的真实历史。但宋朝当事人的笔记野史中保存了大量的相关记载,则为我们廓清官修正史在宋徽宗东巡事件上制造的迷雾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