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长江中游市镇与仓储

前此学者对明清市镇或仓储颇多研究,但关注市镇与仓储之关系者寥寥无几。故此,笔者以长江中游为例,对明清市镇与仓储之关系予以论述。明清时期市镇与仓储的关系密不可分。在长江中游地区,常平仓、社仓、义仓均大量设置于市镇,尤其是社仓。这表明,市镇在明清时期仓储体系中占有重要一席,市镇具有明显的社会保障功能,这种功能使其自身的商业机能更加突显。再从市镇仓储的运作机制看,其管理效率不容低估,这种官方督导、民间掌控的仓储模式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明清市镇经济的特点与影响——以江浙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大量兴建的市镇基本上可分三类 :手工业市镇、商业市镇、交通市镇。市镇经济对封建社会后期的经济运动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市镇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发生联系的媒介 ;市镇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乡村都市化进程 ;市镇经济的发展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胚胎 ;市镇经济对传统的社会意识产生冲击。封建社会后期市镇的发展应该说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市镇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商品生产和商业发展的标志之一。     

明清长江三角洲的粮食业市镇与米市

明清时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市镇蓬勃发展之势颇为引人注目,这不仅因为它促进了本地区经济日趋繁荣,而且也因为它促进跨地域的市场圈的迅速形成。此类市镇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作为农业商业化的产物,带有一个显著特征:专业化分布格局。粮食业市镇是该地区仅次于丝绸业市镇、棉布业市镇的第三大类市镇。米市是粮食商品化程度提高的产物,而粮食商品化则是传统农业进步的一大标志。粮食交易市场的存在,调剂了缺粮区与余粮区的流通,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地区性互补格局的构成。     

差异与互动:明清时期苏州与徽州的市镇

苏州与徽州 ,前者地处江南水乡平原 ,后者地处江南山地 ,明清时期 ,两地市镇同步勃兴、联系密切却又各具特色。本文拟对苏州与徽州的市镇进行比较 ,进而探讨在不同历史地理、区位条件下两地市镇分布、结构与功能的差异 ,以及两地市镇的互动关系与发展的差异。     

从朱泾镇看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控制的非强制性方式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普遍兴起,在“王权止于县”的传统社会,为保证市镇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官府与地方社会通过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方式加强对市镇社会的控制。官府控制和引导国家意识形态、兴办公益事业、建立地方上层和下层“互惠圈”是社会控制的非强制方式,非强制性社会控制方式是强制性控制方式的有效补充,其在保持市镇社会稳定,特别是市镇社会经济正常运行及进一步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非强制性控制更能有效地保持国家的稳定和地方社会的发展。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形态演变--以浙东南为中心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镇发展达到高潮,表现在浙东南,一方面,由于军事战略地位的提升,军镇数大量增加,有的军镇已具备经济职能;另一方面,以市为核心的经济性市镇出现了历史性大发展地域分布日趋广泛,商业呈现出繁荣景象,分工逐渐明确,城市的萌芽初具.这是该地生产经营的扩大与乡村阶级分化加剧的产物.但是,在明清时期,江南的市镇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且呈日益加剧之势,如原本处于后发地位的浙东南,跟苏南、浙北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愈趋扩大.     

明清时期经济中心转移与江南市镇的衰落——以金山朱泾镇为个案的考察

明清时期,在以苏州为中心的传统商品经济体系下,江南市镇普遍兴起,市镇经济发达。朱泾镇依托其传统资源,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到江南乃至全国的市场网络中,成为金山区域中心市镇。在缓慢的转型过程中,伴随着江南经济中心从苏州到上海的转移,江南市镇呈现出不同的命运。上海开埠并取代苏州成为江南新的增长极后,传统市镇体系开始分化,部分市镇融入到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体系中,得以继续发展。而部分市镇传统优势逐渐丧失,市镇的区域中心地位逐步被边缘化。     

上海人生存空间的世纪性变迁

以1292年上海升格为县城作起点,上海建城已有7个世纪的历史。 上海人早期的生存空间为市镇。今天的上海市,即明清的松江府,另外包括苏州府的嘉定县(后为嘉定县、宝山县)与太仓州的崇明县。据史料记载,当时“市井麟比,舟车纷繁,民殷物庶”。在这传统的生存空间中,市镇文化与四乡文化碰撞,世风与陋习并存,市镇经济与市井生活相互渗透,全息地映射出市镇凝聚过程中市民的生活图景。     

近代江南城市化市镇的社会结构

江南地区是近代以来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城市化是指各种不同性质的人口和群体大量集中于特定地域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社会交流的结节性机关”——商业市场、企业、行政组织、警察、交通、教育等机构形成发展于特定社区空间的过程。江南地区由唐宋以来的墟集、草市成长起来的市镇,到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发达的商业贸易社区。许多市镇拥有比较固定的街坊制度和商业店铺,同外界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经济功能的充分成长,使这些市镇成为和传统行政控制中心的建制城市不同的新型城市。相对于传统乡村社区来说,这些市镇的城市文化特质开始产生,城市度在明显的提高。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市镇城市化对于推进整个江南地区城市化进程,使这里成为全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起着重要的作用。江南市镇的城市化是近代社会史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本文试图在近代江南市镇城市化发生发展的前提下,对市镇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初步的探讨。     

长江上游市镇的历史考察

长江上游市镇经历了千余年的发展变化,极富区域经济特色。本文通过历史地理文献考察了市镇的滥觞、初期格局和发展规模;进入兴盛期以后,市镇在流通领域发挥的重要经济作用、社会功能,以及对民俗文化的有力促进。     

江南市镇的再认识:以常州市镇的历史与演变为中心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发展并非苏松一种模式,不是江南所有的市镇都处于同一发展阶段,都具有城市的性质.在江南很多地区,市镇在本质上仍是农村地区一般性的商业聚落,主要担负的是农村的贸易集散中心和商品供给中心的职能.     

地域商人与明清时期浙北区域经济发展

明清时期,各地域商人特别是外地商人在浙北地区相当活跃,对以蚕桑丝织业为代表的特色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明清时期浙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外地商人在浙北地区经贸活动的开展,促进了浙北地区与周边、全国乃至世界经济的交流,推动了浙北地区市镇经济的繁荣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和巩固了浙北地区的全国丝业经济中心地位。明清时期浙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招商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搞好招商引资必须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完善市场基础,不断增强产品竞争力。     

《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一书出版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城市化延至明清时期则突出表现为市镇群体的兴起,杭嘉湖市镇之多之巨居于全国首位,因此,研究明清杭嘉湖市镇史是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作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江南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陈学文研究员所著的《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一书的出版,无疑将推动中国城市化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     

近代江南市镇和华北市镇的比较研究

江南地区是中国市镇发育最完善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华北地区则长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中国历史上城镇体系形成较早的区域,但公元12世纪以后,华北的经济发展开始落后于江南,直到近代华北的市镇不如江南发达。文章从市镇的类型、特点和作用等方面研究江南和华北市镇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点,从市镇的发展情况、市镇的分布格局、市镇的经济功能———功能定位和市场发育等方面研究它们的差异,进而探讨近代华北市镇发展落后的原因,以期为当今中国小城镇的发展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论丹江水运与明清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清之际 ,丹江水运是联系陕西与中西部贸易的主要运输通道 ,它的兴盛是明清陕西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本文通过对丹江水运贸易的分析 ,考察明清时期丹江流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市镇化进程 ,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对于了解明清之际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对促进今日西部大开发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历史借鉴作用。     

明清市镇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综合讨论与相关著作之评介

本文稿试就明清市镇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关系,略作讨论分析。本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就笔者有关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研究成果作一扼要综合;第二部是本论文的主体,笔者将尝试就中国大陆学者关于明清市镇与资本主义萌芽关系的研究著作,加以综合评介。     

明清以来华北市镇发展的缓慢及对近代化进程的阻滞

明清以来，华北地区市镇经济社会的发展比较缓慢，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这就极大地影响了该地区经济合理健康的发展。其市镇经济发展的薄弱，没有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条件，遏制了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城乡二元化的两极发展，造成农村和城市的对立，其对近代化进程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明清通俗小说与京杭大运河

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繁荣与京杭大运河有着至为重要的关系。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主体主要是运河沿岸的文人与民间说唱艺人,运河岸边的文人投身小说创作是促成明清通俗小说走向文体成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对运河沿岸城市与市镇中商业生活等方面的关注促进了小说题材的拓展。运河岸边城市与市镇是明清通俗小说中故事发生或延展的首选之地;在明清通俗小说中,凡写到运河沿岸的城市,经常以介绍其实有名胜及人们熟知的典故作为叙述故事的开始,并经常有意识地去描写其最富盛名、最具代表性的名胜、景象及风俗。运河沿岸城市印刷业的发达和民间书坊的遍布对明清通俗小说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著名明清通俗小说的出版,和民间书坊的主动参与和推介有着直接的关系。     

上海开埠后苏南市镇城镇化的考察指标与指标考察

苏南市镇的城镇化早在明清时期就业已肇其始。上海开埠后,由于上海这一发展极的辐射,新的经济因素开始向苏南市镇渗透并生根开花,如市镇商业的活跃,市镇现代工业的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市镇生活的舒适等,使得苏南市镇的城镇化明显地带有了近代色彩,作为城镇化的考察指标亦自应重新确定。本文拟就上海开埠后,苏南市镇城镇化的考察指标与指标考察作一简论,敬请方家学者批评指正。考察指标笔者认为,上海开埠后苏南市镇城镇化的考察指标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人口与规模清代著名史家钱大昕指出:“东南之俗,称乡之大者曰镇,其次曰市,小者曰村曰…     

京城徽人会馆片羽

“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人寄命于商”。明清时期,徽州人经商四方,走遍天下。为了联络乡谊,方便经商所在地徽州同乡处理商场和应试等事务,他们纷纷在经商的市镇建立徽州会馆、新安会馆,作为徽人的聚会、议事之所。当时北京为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市繁华,商业繁盛,很早就有徽州茶商、布商、典商等在京城把生意做得很热闹。第一个徽商在外建立的会馆,最早就诞生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