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的困境及批判——以“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为视角

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数字化的公共媒介重塑了传统公共领域的空间形态，对人们的认知模式和交往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哈贝马斯在其新书《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中论述了数字新媒体的出现对公共领域的影响。通过他的分析可知，传统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在数字时代遭遇转变：一是公共领域的交往大众转换为虚拟主体；二是单向性的非沟通媒介转化为互动性的商谈媒介；三是公共舆论兼容主体的话语权与限制“他者”的权力。但在现实中，无论是数字公共领域的运转还是商谈民主在政治中的运用，总是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这是因为，在规范意义上讲，商谈民主有其自由主义的文化根基，离开这一基础商谈也就不复存在，公共领域也就名存实亡。从现实层面上看，数字技术助长了公共领域自身的“再生产”,导致对公众新闻、公共舆论的误解，从而造成公共领域自身的扭曲。对此，哈贝马斯认为，数字通信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领域构成了威胁与挑战，与之相适应的规范政治模式——商谈民主同样不可避免地遭受质疑。     

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创新及探索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与科技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高等教育改革的脚步;另一方面,新媒体环境也促进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有效提升.当前,高职院校积极开展了教学质量改进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但是整体来讲,成效并不显著.思想政治作为高职院校重要的基础、公共学科,其教学方式也亟待创新.该文结合新媒体环境,探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创新的有效途径.     

"能量场理论"与公共行政民主治理的变革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公共行政领域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的变迁,传统的公共行政及其替代模式纷纷遭到批评和质疑。于是,在"能量场"理论的启发下,将公共事物作为"公共能量场",进而产生了民主治理的新模式——话语理论,以开发性的对话模式来激发公众参与意识,保证参与的有效性,达到公共行政的有效实施。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公共领域

从政治哲学视域看,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公共权力、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等诸多概念重合且具有多重意蕴的复合概念.它是一个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调和沟通二者的意见地带;是以公众为主体,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以自由和公开的表达为保障的社会交往空间;它通过公共舆论对公共权力进行批评和监督,以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维护公共权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本目的.这种政治哲学的解读对于解决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对公共领域理解的歧义、混乱和矛盾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     

论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的矛盾性

公共艺术无论作为一个艺术概念,还是作为一种城市文化的艺术实践,都体现出既肯定自身又否定自身的多重复杂性和矛盾性.本文结合公共艺术理论和公共艺术实践,从公共艺术与公共空间、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公共艺术与政治赞助学、公共艺术与公众四个方面论述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的矛盾性及其复杂的张力关系.     

公共领域在中国的异化趋势分析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由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构成:公众、公共舆论、公共媒介与公共场所。批判性是公众通过公共媒介或公共场所在公共领域中活动的精髓。在当前中国的公共领域仍处于吁求、发育的阶段,但由于市场经济商业化的冲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公共领域已呈现出异化趋势,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休闲化、商品化、大众化和私人化。未来中国公共领域的架构需要从国家和公民二个层面同时进行,进一步明确国家职责的定位,重塑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公众舆论、市民社会与法治

公众舆论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结构性要素。它作为市民社会民主权利表达的最基本方式,发挥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基础。它还是权力制约机制的核心,通过舆论监督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从而促进民主与法治的实现。然而它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却产生了异化,丧失了对公权力的制约功能。因此,我国在建构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在保证公众舆论发挥应有作用的同时,也要避免这种异化现象。     

论中国当代公共行为文明的价值内涵

在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政治社会论述中,现代公共领域概念涵盖了政治公共领域、文化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三个相互关联又各具独立性的论题,其中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与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最为切近。中国当代公共行为文明的构建蕴含着三个依次递进的价值原则:基于利益纽带的工具性价值,在自主意识与伦理责任之间达成均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以及基于"健全的人道主义"的公共精神。     

微观公共领域与中国社区自治实践

微观公共领域与宏观公共领域的分野为公共领域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理论对现实更具解释力。微观公共领域通过强调参与主体互通信息,强调公共责任和有效治理,强调政治教育和培养政府官员、市民的公民道德、政治技巧与政治责任,来解决微观层面的政治争论,以此推动宏观公共领域的发展。微观公共领域的存在使得即使在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基层社区中,广泛的社会大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成为可能;通过微观公共领域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可以制定有利于社区发展的决策,并能为国家公权争取某种合法性,进而减少民众对于公共决策的不理解。强调微观公共领域的特征和功能对于指导我国的社区建设,乃至对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性探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论电视公共领域建设的政治文化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电视传媒已逐渐构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成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平台,有助于达成＂理解＂与＂共识＂,培养公民政治理性和国家政治理性,推进社会和谐、社会改革和政治文明,从而成为权力机构的隐形延伸,体现了电视传媒生存的政治意义。作为传统强势媒体,电视传媒应提升自身的政治理性,积极有效地建设公共领域,提高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艺术,更好地参与和建构社会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