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内容构建与实施路径

法治乡村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石,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有助于推动中国法治乡村建设进程、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在评价的价值取向方面,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具体体现为“公众满意”;在评价的内容方面,应坚持事实与价值的结合,主要从投入效率、过程公平和效果满意等三个方面开展评价;在评价的实施路径方面,应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配套落实机制,科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合理运用评价方法。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理论的研究,对于促进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荀子学说中德治与法治辩证思想探析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说中既继承和发展了孔孟儒学,又兼容了法家的思想理论。他改造了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强调“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和各自的作用,将“德治”与“法治”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想和理论,这一理论对于当前我们研究和加强“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关键少数”研究

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关键少数”是国家公权力的代表者和实施者,是对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贯彻落实起关键影响的群体。就其功能定位而言,“关键少数”是党的领导下一支高效的法治建设队伍,是始终秉持为人民服务的法治建设队伍,是充分发挥模范作用的法治建设队伍。可以通过以下路径来有效实现“关键少数”的角色功能：提高“关键少数”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完善制度加强对“关键少数”权力的监督;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模范带头作用。     

论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国家——兼谈邓小平行政改革思想的一个方面

依法行政、厉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江泽民同志的这一论断,表明了我国政府机关在依法治国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古代“法治”辨析

“法律”与“法治”都属于古今沿袭而含义有别、中外通用却理解不一、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法治”概念本身逐渐具备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内容和形式,但是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部分,其深层仍然保留着古代“法治”概念的若干成分。因此,有必要认真地将现代“法治”与古代“法治”加以区分,而欲真正把握“法治”概念的古今区别与联系,首先应该正本清源,对中国古代的“法治”作法律文化的考察。     

论法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指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向,也进一步指明了法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即法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保障、基本要求和发展目标。     

民主法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种关系视角

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民主与法制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本文力求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特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本质及其途径四个方面来把握民主法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间的关系,厘清民主与法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层次地位,以期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论江泽民对邓小平宪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宪政的基本要素为民主、法治和人权,社会主义宪政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中,逐步提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宪政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针方略以及“政治文明”的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目标,从而在宪政理念与原则、民主政治建设、国家制度与国家统一诸方面,全面继承、创新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宪政思想。因此,研究江泽民对邓小平宪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和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奋斗目标的实现。     

“两型社会”建设的金融支撑体系构建研究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在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两型社会”建设也赋予了金融业全新的历史使命：一是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二是加快金融业自身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不遗余力地推进跨区域发展，率先其他产业实现“金融同城”，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新型的金融服务支撑。因此，构建完善的金融体系，不仅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两型社会”的发展。     

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基础与行动指引

法治中国是对中国转型时期诸多现实问题的法治回应和理性分析。它不仅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容构成,更为法治的中国道路探索提供了前进方向。党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引领地位决定了党内法治建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党内法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基础与行动指引。新时期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立足于党内法治建设的持续推进,不断完善党内法治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政党法治、社会法治与国家法治建设对党内法治建设的促进作用,最终实现党内法治建设与社会法治、国家法治建设的协同发展。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