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历史主义历史文化诗学的作家主体观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文化诗学消解了近代以来自由人文主义的主体性观念,重构了作家主体的新形象.它认为作家主体不是一个先于文学活动的、本原性的、既成的主体事实,而是通过文艺活动的文化赋予和自我塑型,是解构和建构的同时展开.作家在文学活动中是赋有各自历史性的阐释主体和商讨主体,而不是纯粹的反映者或创造者.作家对权力话语的颠覆和权力话语对这种颠覆的包容同时并存于作家的主体性中.     

文化的悖谬与文学的反叛——从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与日神谈起

从神话象征隐喻的角度看,酒神代表了人的自然本性和生命本原;日神代表了人的文化属性和理性本原。文化有其合乎人的生命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特点,但人作为就本原而言的“自然之子”,对文化与理性又有本能地排斥的特性。人的自然本质与理性本质的这种二元对立,决定了文化的悖谬。文学在本质上是合乎酒神精神的“自然之子”,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以其对文化与理性的反叛体现出永恒的人文情怀。     

伊格尔顿的“文学与道德”观

伊格尔顿站在马克思主义现实批判的立场,吸收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思想,认为文学运用仪式、表演、修辞、话语等多种手段,建立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实践关系。一方面在言语行为中实现了自身的目的,即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最高的善,另一方面通过读者不断体味文学作品所展示的言语行为,对社会产生道德效应,修复人类生存处境。因此,文学成为了在言语行为中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事件,而道德性是构成文学共相的主要特征。文学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应对和处理现实问题的策略,道德意义在此具有关键作用。伊格尔顿高度评价了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怜悯”与“恐惧”的悲剧观念,但他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只是以自我为中心理解德性,认为应该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揭示德性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呈现,具有互惠性。基于此,伊格尔顿运用精神分析学说阐述了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悲剧的伦理功能。     

中国当代女性日常生活叙事症候略论

日常生活叙事在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中呈现了多重景观:探寻日常生活的合理位置;呈现当代平民原生态的日常生活;凸显个体身体和精神体验性的日常生活;张扬审美化、物质化的消费社会日常生活.这多重景观的出现,不仅是在男性话语的盲点之上女性界说自身的一种要求,也是对作为主流的民族国家叙事的反叛和纠偏,在凸现了女性日常生活的多样存在的同时,也张扬了女性日常生活叙事作为边缘话语对主流男性中心话语的颠覆潜能.因此,对于文学研究工作者而言,一方面我们需要去纠正来自主流文学批评和男性批评对女性文本的误读、错读并挖掘当下女性文本的生产性、创造性;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积极探索女作家通过日常生活叙事建构话语权威的可能路径,从而更新传统批评观念中对女性日常生活叙事屑小、无意义的否定性心理定见.     

论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展现 ,是人类精神的自我确证。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多重作用 :工具性价值、中介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     

论文学的多重特质与多元属性

关于文学的界定及其本质的阐释,取决于文学自身的特质和发展变化的现实,而不是主观的臆想。人们对文学本质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文学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嬗变和超越的过程。只有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着眼于不同的视角,对文学自身进行全面考察、观照,才能认清其所具有的多重本质特征与多元属性。文学是用语言文字塑造想象性形象,以纯意识形式传达生命精神,通过心觉实现沟通的一种审美文化形态。它具有诗艺性、审美性、情感性、想象性、虚构性、意识形态性等多种属性。     

叙事学视域内的《天堂蒜薹之歌》葛浩文译本阐释

对于文学翻译研究而言,叙事学有很强的释解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原作的叙事特色是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天堂蒜薹之歌》的叙事结构和叙述话语都呈现出鲜明的叙事特色。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承袭了原作聚焦主体的非线性出场,部分选择了作品的多重话语叙述模式,"显化"处理了视角切换和叙述层次多样性问题。译者对原文叙事艺术的策略性处理在跨越不同文化叙事隔阂的同时再现了原作的叙事艺术,促进了小说在英语语境的传播。     

后现代身份认同影响下的复调叙事——米兰·昆德拉的流亡书写

复调叙事不仅是米兰.昆德拉在小说艺术形式的革新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之一,也是其勘探人类存在的多重维度和本质的叙事方式之一。正是透过其多视角、多时空、跨文体的复调叙事,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中人类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性、错位性和混合性,也正是这种看似纷杂、混乱的复调叙事,映射和支撑着人类对自我后现代身份的建构与认同。     

文明的自性

文明总是处于生成之中,但就其本性而言,文明又总会努力守持其本原性的历史文化规定性,并以此为前提,处在一个不断自主性地扬弃旧我,又从其他文明中吸纳养分以重构新我的过程中.一个文明既不是又仍然是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仍然是其先前所是的那个文明;亦即,在其自主性的发展中和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中,一个有生命力的文明会努力葆守其本原性的历史文化规定性,同时又不断创造性地重构自我.     

《文心雕龙》的本原意识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现自觉的本原意识的文学理论著作。这种本原意识具有多重内涵 ,主要表现为对外追索自然本原和原始文学的渊源 ,对内探求人的心性本原和主体精神 ,实质上是一种寻找和反思文化本原的人文意识。这也是《文心雕龙》在理论体系、思想深度和文化价值上使古代其它文论无可比拟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人的“历史感”与新时期文学的“发难”问题及其他——兼与陈冲先生商榷

"新时期文学"的命名意味着处于"新时期"的当代文学的性质、意义均与文艺界和学界对于"文革"这段历史的质问责难相关,把新时期文学质诘"文革"最激烈的第一个10年(1976-1985)界定为"发难期",可以更为准确地认知这一文学实践的性质,尤其是可以强化先贤们反思和批判"文革"的历史意义。新时期文学仍然受"向前看"的新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其背后一直存在着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等问题。正确审视新时期文学发难期的实绩要从最基本的阅读感受出发。     

试论《墓园挽歌》中的华兹华斯诗学思想

华兹华斯曾在《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里,引用托马斯·格雷的诗作来说明18世纪的陈词滥调妨碍了诗歌表达真情实感。而基于对《墓园挽歌》的文本研究,认为《墓园挽歌》包含了华兹华斯诗学的三个哲学元素:（1）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思想;（2）超越理性的想象与情感论;（3）返璞归真的人性哲学。这表明《墓园挽歌》在从新古典主义文学过渡到浪漫主义文学的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正是这位充满感伤情绪的古典主义者在18世纪中叶传达了后来华兹华斯、柯尔律治等人要大力宣扬的浪漫主义诗学思想。     

20世纪90年代文学视野中的文学批评

中国当代文坛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文学批评家更是各执己见,有的给当代很多作家冠以"大师"、"著名作家"的称号,有的又打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的旗号,对很多作家作品大加贬斥,欲清之后快.那么中国文学该怎样走出现在这种局面,中国文学批评又要怎样做才能走上健康合理的发展道路?这一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思考.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生存境遇与反思--兼谈比较儿童文学

在全球化语境的今天,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在长时期内得不到新的突破,从比较的角度切入是一个比较好的和切实可行的切入点。“比较儿童文学”这一术语在中国内地很难成立有其多方面的原因,最为根本的是没有解决好可比性的问题,儿童所生存的异质文化都显示出“可比性”存在的合理性。当今的儿童文学研究多以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为主,这些都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跨学科研究是比较儿童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而这种研究状况造成的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极端被迫性观点就存在破绽,当今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都有强烈的西化倾向,应当建立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自身的话语。     

释“文学是人学”

"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自高尔基以来不时地为人们所提起,虽然过去偶有几位学者作过一些论说,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学界对此所引起的注意力还远为不够。我们需要思索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到底人学是什么,文学是什么,文学与人学究竟是什么关系,"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意蕴是什么,其对于认识"文学"之现象与本质可提供什么样的启示,等等,显然都是一些意味深长的文学理论话题。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神经历史学"是否可能？

人文学科历来有从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中汲取灵感以拓展思路的习惯。但这一次,来势凶猛的神经科学对人文学科的冲击可能会彻底动摇我们认识人类的本性和历史的概念框架。然而,即便主张史学现实主义,也不必接受这样的"神经历史学"。因为人类历史的主体只能是人和国家,而不可能是大脑或神经系统。我们生活在整体人的层面,任何以单独的身体器官代替整个人的做法都会使命题失去意义。让大脑接管心灵或人所执行的机能,看似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但会使大脑成为某种心灵化的存在。实际上,人所独有的行为并不是因果决定论式的,而是目的论式的。即便人类能感受到各种内外压力,也不是像物那样被彻底决定的,而是会统筹考虑和谋划自己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是存在的,而且不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减少,反而会日益增多,并且因此给予了人类历史行动以意义。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移"问题

"'五四'新文学运动"曾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这样就遮蔽了"五四"前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相应也忽视了"五四"前许多文学作品已经初具的现代性.从早期启蒙者身份的重新认定,在文学作品中对科学、人权的引进时序,中国期刊的三波现代化浪潮,早期白话文的倡导和早期翻译作品的成就等方面来看,有必要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向前"位移,才能将20世纪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加以把握.     

关于“北大荒文学”相关问题的思考

区域(地域)文学(文化)在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逐渐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和关注。北大荒文学就是在特定地域中由多种因源引发的一种不可令人忽视的文学现象。她用自己的实绩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存在。她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构成,北大荒文学是一种渐次地吸收多元文化的文学。"北大荒文学"是一个特定的、带有鲜明地域特征并且具有文学流派性质的美学概念。     

生态学视野中的当代美学

新时期以来,人的问题是中国当代美学的核心问题,但对"人"的过度重视却导致了"自然"在美学研究中的长期缺席.在当代美学中,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已因过度的"人化"而失去其固有的审美属性,成为仅仅为人而存在的感性形式.在这种背景下,只有承认自然的生命属性,将自然美看作生命的样态之美(生态美),将生态价值看作自然的第一价值,才能防止人学的美学进一步退化为人类自我中心论的美学,并使人与自然的平等对话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