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苗族节日简论

苗族节日是苗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是苗族地区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下面仅就黔东南苗族节日谈谈这个问题。黔东南是苗族最大的聚居区,保留着许多古老文化,其中,节日文化丰富多采,古色古香。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封闭状态被打破,古老的节日文化,又融进了新的血液。苗族节日的产生和内容与过去的生产劳动、爱情婚姻、宗教信仰等有密切的联系。有的节日内容比较单一,有的节日是综合性的,包括各方面的内容。     

试论苗族巫文化对苗族舞蹈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独特的文化积淀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方方面面。苗族巫文化对苗族舞蹈的产生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在巫文化的影响下苗族舞蹈可视为不同形式的巫术行为。二、舞蹈是苗族巫术鬼神观念的载体。三、苗族巫文化体现于苗族舞蹈的内容与形式中。     

宗教选择与信仰自觉:滇南苗族宗教生态急剧变迁的理性反思

民族地区宗教生态问题发生的实质,并不仅仅是外来宗教与民族传统宗教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是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宗教的传承和创新问题。当代滇南地区苗族宗教的发展及其变迁的事实表明,宗教的几度转型及传统宗教信仰的回归,以及给苗族社会和文化的稳定发展带来的动荡和冲击,实质上是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如何对待和理解外来文化和宗教的传入与融合的问题。就当前苗族文化与宗教发展的趋势而言,信仰自觉的正确把握与实践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滇南苗族地区宗教生态平衡与否反映出来的宗教问题,已远超出了宗教信仰自由与否的宗教理解。     

人类学视野下的家庭教育与苗族传统文化传承——以湘西苗族为例

家庭教育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学校教育出现之前,家庭教育是苗族社会重要的教育形式,是传承苗族传统文化,推动苗族社会进步发展,培养和规范人们的道德意识,维护苗族地区社会和平安宁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学校教育出现之后,它仍是苗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某些功能是学校教育无法替代的。以湘西苗族为例分析家庭教育传承苗族传统文化的方式,取得的成效,面临的困境及原因,提出加强家庭教育传承苗族传统文化的对策。     

试述黔东南苗族地区土司制度

苗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兄弟民族,现有三百八十多万人。分布在贵州、云南、湖南、广西、四川、广东、湖北等七个省区。明朝在上述省区都曾建立过土司制度,有些地区的土司一直延续到清末明初,时经数百年,对苗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有相当的影响。对土司制度的研究也是研究苗族历史的重要问题之一。苗族分布地区广,各个苗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又具有其不同特点。湘西苗族地区除筸子坪长官司廖彪、吴毕郎等长官是苗族外,永顺宣慰司和保靖     

浅谈湘西苗族服饰审美

民族服饰是各区域民族所在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传统文化的直观体现。苗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苗族服饰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本文以湘西苗族服饰为研究对象,试分析其服饰中所表达的审美文化以及民族艺术中所传承的美的思想,这有助于民族地区艺术发展,也能使人们更好地解读湘西,了解湘西苗族艺术文化。     

苗族古歌的问答叙事

以往学术界对＂苗族古歌＂的研究重在＂外部＂,诸如叙事艺术等＂内部研究＂几为空白。该文以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苗族古歌通解》文本为基础,运用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苗族古歌的问答叙事形式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问答是苗族古歌的基本叙事结构;总结了苗族古歌的五种问答叙事形式——一问一答、一问多答、多问多答、自问自答和否...     

苗族多神崇拜初探

一、苗族多神崇拜的三种祭祀方式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苗族创造了自己的苗巫文化——以信鬼好巫、多神崇拜而著称。在古代,苗族文化相当发达,正如历史学家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一书里说:“当时,苗族文化相当发达,第一发明刑法,第二发明兵器,第三发明宗教。后为汉族所袭用。”这充分说明苗族宗教的深远影响。楚湘五溪地的湘西自治州境内的苗民、怀化地区的靖县、麻阳和邵阳地区的城步、绥宁等县的苗民,他们之间相隔百里、数百里,但他们在文化上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信鬼好巫,多神崇拜。如《湘西苗民的信仰》(见《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一文中说:“苗民     

苗族银饰的审美价值

苗族银饰有其形成、发展的过程,艺术特色十分明显。苗族银饰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它折射苗族历史的变迁,是苗族文化的载体,是一种民族的认同,是传递情感的符号。作为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苗族银饰应得到保护和传承,主要是化为民族的文化自觉;保持苗族银饰的"本真";应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化为政府政策的自觉;化为保护文化遗产立法的自觉。     

苗族鼓乐舞的文化形态学阐述

文章较详细地描述了苗族鼓乐舞的特点,分布;分析了苗族鼓乐舞系列的整体结构及动律特征;阐述了苗族鼓乐舞的生境和文化内涵;指出了苗族鼓乐舞与苗族历史、社会结构的关系;考察了苗族鼓乐舞的缘起,发展演变过程。从而得出了苗族鼓乐舞,是一种自足开放的时空存在;是一种社会结构与政治理想;是一种认识体系与实用科学;是一种伦理观念与艺术精神的整合的结论。     

苗族传统社会组织管理中的“绝对权威”与“充分民主”

在自我管理的传统苗族社会里,我们发现它的结构虽然简单,但是却管理得有序安稳,具有自己的本土智慧。该文以中国最大的苗族村寨西江和进入现代化强国的美国苗族为主并结合其他案例,描述苗族传统社会组织管理中如何实施＂绝对权威＂和＂充分民主＂,进而论述其组织管理手段背后的文化基础以及二者在传统苗族社会中互为基础,相互支撑,合二为一...     

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的伦理观与社会规约

苗族古歌为苗族古代经典,作为无文字社会的口传经典不同于文字的经典叙事,苗族古歌具有民众性、日常性和表演性。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不仅反映了清水江苗族的祖先记忆、族群历史,而且是苗族生活的指导性原则,其“开亲歌”和“苗族贾理”即为苗族伦理观和社会规约的经典性口传文本。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主要从苗族的家与家族、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和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社会规约等方面规范着苗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准则,并模塑清水江苗族的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以来苗族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苗族伦理观与社会规约的变化,苗族行为准则的“文本”开始由口传经典转化为国家法律与制度,苗族古歌也从“日常生活”状态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形式。     

从“黄昏”意象看《边城》的悲剧情怀和隐忧意识

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沈从文的创作心理和小说产生的环境,对其代表作品《边城》中的“黄昏”意象进行解读.文章主要由语词、意象、主题三个层面来展开.通过总结“黄昏”意象出现的次数,在对“黄昏”各个意象进行分析之后,提出《边城》表现了人神（主要指傩神）之间隔阂的悲剧,传达沈从文对本民族（苗族）在汉族文化冲击下可能被湮灭的担忧的同时,还表现出沈从文的现代性反思.     

前近代时期的族群边界与认同——对清代“苗疆”社会中“非苗化”现象的思考

清朝中期以后,在＂苗疆＂地域的部分＂苗种＂的族群社会中,其群体意识中出现了强烈否认自身为＂苗＂的所谓的＂非苗化＂现象①＊＊。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整理与解读,具体分析了导致出现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及社会文化等原因。并对前近代时期,由＂王化＂与＂教化＂所象征的中华帝国的双重＂华夷体系＂结构下的政治及文化边界等问题展开了初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清朝中后期各＂苗种＂社会在汉化过程中,其内部形成的差异导致的新的族群边界和认同的产生,其实是一种＂结构重现＂的现象,它与近代以后的＂民族＂形成与认同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历史关联。     

黔东南苗族“独木龙舟节”桡手服饰及文化内涵

勤劳、智慧的苗族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由于苗族历史上没有传承下来的文字,其服饰便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书＂。苗族服饰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施洞＂苗族独木龙舟节＂桡手服饰体现了苗家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承载了苗家人独特的审美、求吉心理和原始信仰,记载了文化的交流和变迁的轨迹。     

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

历史上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内地之间一条交通大动脉,并且也是由国家权力强力主导开辟的一条“国家走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空间,对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历史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过程的回顾．探讨了其“国家化”特征、汉族“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间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之关系;并对贵州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建构、文化的“族界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整体性”等问题也进行了若干反思,并就今后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上古汉语部分“来”母字在苗瑶语中的对应

上古汉语中“来”母字的构成及其演变一直是汉语史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本文从上古汉语部分“来”母字在苗瑶语中的对应出发，指出上古汉语的部分“来”母字不但对应于当代苗语三大方言中东部方言的舌面音声母[z]（有的学者为[r]）和西部方言的舌面音声母[z]，而且与中部方言的舌根音声母[v]也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并指明这一对应关系在今后汉语史研究中将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苗族西支系的图腾及其稻卯文化

苗族是一个稻作民族,与稻作有关的节日很多,其中有一个叫“卯”文化节,南方的许多少数民族也有这个节日,对“卯”作了种种解释,本文试图从苗族西支系的图腾“猫”对稻卯文化进行探讨。     

国家、市场与西南：明清时期的西南政策与“古苗疆走廊”市场体系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注重对西南的经营,宋代对西南政策有一个大的变化,即逐渐由过去的政治、军事政策向经济政策转变;明代为了构建从西北到西南的整个国家防御体系,建立了从湖广经贵州到云南的“通道”,并在沿线设置卫所,进行军事化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化民族走廊,即“古苗疆走廊”。明清时期,国家对西南的经营在加强军事、政治控制的基础上,开设市场、利用市场对西南非汉族群进行渗透与控制,由此,在“古苗疆走廊”形成一个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带,这一市场带不仅成线性分布,而且处于汉苗之间,成为民族贸易的节点。清代,国家正是利用市场,将“古苗疆走廊”市场向“苗疆”渗透,将“苗疆”纳入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体系。     

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