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爱还是公正?——"舜父杀人"案例分析及其他

友爱还是公正?面向物事本身来分析"舜父杀人"案例之后人们必须做出各自的选择.而舜作为天子的表率作用使得他可能的任何选择都将对整个社会伦理与律法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孟子为舜所做出的选择实质上反映了其时个人所依恃的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势力博弈,而现代社会中失去家族庇护的个人在与国家的直接交往中其任何选择都无法摆脱公正的控制,儒学试图在现代社会中重新提升友爱地位的努力显然任重道远.     

“公”与“正”及公正观念——兼辨“公正”与“正义”

“公”和“正”分别具有认识论与价值论两个方面的内涵.从认识论的层面看,中国思想家所讲的“公”,往往关乎一种客观的视域,“正”则意味着合乎事实.价值观意义上的“公”,首先与通常所说的“公共性”相关,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作为现代观念的“公共性”,其一般涵义在于超越个体性和私人性.“公正”连用往往更多地涉及价值观的意义.从价值观上说,公正总体上是要求公平、公道地对待群体中的每一成员.作为传统概念的“公正”不同于作为justice的正义,但又蕴含着与正义原则加以沟通的可能.通过这种沟通,一方面,传统公正观念中不适合现代需要的方面可以得到扬弃,另一方面,其中内含的具有历史价值的观念在重新阐释之后,则有助于克服正义原则的某种片面性.     

对亚里士多德“友爱观”的注脚——读《尼各马科伦理学》有感

《尼各马科伦理学》作为一部经典的伦理学著作,友爱观思想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友爱观是亚里士多德根据城邦的实际情况阐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对构建和谐城邦有重要作用。本文从友爱与爱,友爱与善意,友爱与友善的关系阐述中,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友爱观,认为德性友爱观是基于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原因以及实际行动而形成,与有用、快乐的友爱观进行区分,同时得出一定的启示,试图对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进行注脚。     

从“友爱”到“友善”——儒家友德与社会“个体化”的道德问题救治

儒家友德对于救治社会的个体化带来的个体人际冷漠、社会疏离、身心失衡等道德问题乃一剂良方。它鼓励个体将他者视为生活中的伙伴,以友善互助为基准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强调个体在关注自我的同时需兼顾社会公义,要以社会规范为普遍的价值标准,尊重公共利益;主张个体应积极借助他者的力量,与他者互相激励和引导以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上述理念实效的产生还需以对儒家友德的现代转化为基础,该转化主要表现为从"友爱"到"友善"。     

政策矫正:“公正感”与“外部性”的双重考量——兼论“政策协商”的公正性

当前,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公正价值偏离和缺失的现象,强调管制公正、分配公正而忽略矫正公正的现象屡见不鲜.矫正公正能够成立的首要条件是符合社会公正要求的公共政策的制度设计.同时,公共政策公正性的“应然之塑”和“实然之态”与政策的社会公正感和政策外部性密切相关,对政策公正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二者作为政策公正考量的二维向度,通过公正感危机和外部性困境对于政策非公正的映射,反衬政策公正价值的偏离和缺失.本着矫正公正的理念,提出政策协商的建议和思路.     

公正创造和谐——兼论澳门经济“问题”

一、差异的永恒性和机会的公正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动因,应当同时关注不和谐的积极因素;二、应当从公民社会和开放的大视野去考察澳门博彩业的特点与趋势;三、市场、政府、个人形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三大主体因素;四、公正创造和谐,腐败酝酿动荡,自由形成幸福。     

思想体系分析法的构成要件及具体运用——以揭示“民贵君轻”专制本质的学术路径为例证

"民贵君轻"的本质是中国现代学术界历时久、歧义多、影响广、关系大的论辩话题,因望文生义、断章取义、随意演绎、主观臆断而导致的误判很常见。解答这个课题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思想与社会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的系统研究。在系统检索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思想体系分析法的诸多构成要件,包括分析文化根源、主体特质、理论结构、社会影响、历史作用等一系列环节、思路和视角,将历史事实提供的证据链条和学术分析应有的逻辑链条紧密地结合为一体,可以明确判定:"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核心要素及中华帝制的根本法则,属于专制主义政治理论命题。     

权利、自由与公正——对女性主义“男女平等”观念的思考

实现两性基本权利平等是男女平等的核心内容,权利平等还可以引出两性之间机会平等.男女平等理论需要自由对平等作出必要的制约和限制,在强调权利平等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女性自由的实现.男女平等实质上是平等与差异统一之上的性别公正,它一方面肯定在同一性基础上的权利平等,同时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差异性上的分配结果的平等,以结果平等为目标来保障妇女权利,其关键就在于弥补妇女因其不利地位而失去的平等,使妇女得到与男人平等的发展机会.性别公正是在保障两性基本权利的平等上的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自由与平等的统一.     

《保训》的“中”即“公平公正”之理念说——兼论“三降之德”

《保训》所见四个"中"字,只能理解为治国安邦的重要理念,而无法视其为某种具体之物。"中"作为一种"公平公正"的理念,对应着人间社会与天地万物,是处理族群间矛盾的有效手段。这种理念必须放在与法的制度、法的实践相关的情境中才能理解。从《保训》中,看不出"公平公正"的"中"与追求平衡技巧的"中"以及心学意义上的"中"有直接关系,只能作"正直无私"解。"三降之德"应该理解为"极其恭敬谨慎之德"。     

由族群而社群的儒学转向——论孟子“窃负而逃”与荀子“从义不从父”的理论意义

儒家极为关注人之价值的实现,表现为对成人之道的重视。儒家认识到人的存在离不开群体,人之价值的实现必须在群体中完成。儒家所谓群体主要包括家族群体与社会群体两个方面,对比而言,孟子较为关注人在族群中的意义,荀子则较为关注人在社群中的意义。孟子与荀子关于族群与社群的理论,不仅是孔子之后儒学衍化的两个方向,同时也是儒家群体理论的源头所在。     

论中国司法程序公正观念与制度的建立——对“邱兴华杀人案”审判的再思考

"邱兴华杀人案"的审判引发了我国法学界的一场大争论.而此案最重要意义应该是对我国司法程序公正的观念与制度建立的舆论推动作用.维护司法程序公正,是司法实践结果最大程度公正的首要保障.对邱兴华杀人案件的审判做到程序公正,不仅是为了防止该案件判决不当的可能性,同等重要的是坚持程序公正才能为所有或绝大多数案件的公正判决提供制度保证.     

《尚书》“圣王”形象“被同质化”研究——尧、舜、禹、汤、武形象考察

《尚书》尧、舜、禹、汤、武等圣王的历史形象,几千年来一直呈严重的被同质化情形。其实这些圣王形象各有不同,实分属为道德圣王型、功绩圣王型、革命圣王型。被同质化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历史文化需要一种不变的存在来使人们获得社会稳定感和道德向心力,这就需要造成一种社会和道德体系来表示这种存在。《尚书》及其相关学术的传播是被同质化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公正、人心、礼义——《管子》“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解析

《管子》率先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并作了理论上的阐述。通过对公正意义的深入揭示,《管子》明确了法治的内在意义和目标;其法治主张并非和人治相对立,在关注权力制约的同时更为关注人们的合作行为;通过辨明法律和礼义相生相成、刚柔兼济的关系,《管子》反映出其自身对法治的完整认识。《管子》法治思想与儒家法思想、秦晋法家思想共同构成当代法治中国的本土资源。     

一部百年来舜文化学术研究的“总集”——评《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近似古代类书,分论说、考据、记述三编,三编之下又分十四个子目,其体例不仅科学,而且选文精当、权威、周详。可谓一册在手,便可总揽百年来舜文化学术研究之概貌。由于其始终围绕舜帝这个核心选录文献,又由于其所选是以学术价值为标准,虽然类书是“非经非史,非子非集”性质,笔者更愿意套用古代文学选本的称呼,犹如《诗三百》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一样,个人以为,《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实在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近现代百年来舜文化学术研究的“总集”。《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煌煌八大册,由陈仲庚、王田葵、张京华、尤慎、蒋华、周亚平、吕芳文辑录整理,凡620余万字。岳麓书社2011年12月出版。举其大者,笔者以为有如下几个显著特色。     

“天人合一”还是泛神论？——朱光潜“物我同一”观念探源

朱光潜“物我同一”观念中的物与我是二分的,其中的“物”并非纯然的实体,而是只保留审美属性的“物”。所以“物我同一”并非来自中国“天人合一”观念,而是直接继承了受耶拿派浪漫主义影响的华兹华斯“人神感通”的诗学观念。斯宾诺莎哲学与路德新教结合,为本就有泛神论传统的德国社会带来了心灵直接体悟神性的信仰方式;神内在于自然的泛神论思想不仅提高了自然的地位,也强调了人的主观情感的自由。后康德唯心主义者费希特、谢林的哲学为浪漫主义者带来象征理念,这影响了“移情说”的开山人物费肖尔对理念和形式的认识,后者提出了“生气贯注”的象征创造方式,进一步推动了“移情说”的体系化,朱光潜的“物我同一”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的。对朱光潜“物我同一”观念来源的辨析,可以更新对现代美学话语的固有理解。     

“新兴”还是“尖端”？——试论刘呐鸥的文艺观

在对新感觉派的研究中,苏联唯物主义美学理论和资产阶级文学如何共同构成刘呐鸥的文艺理论一直是一个语焉不详的问题.从刘呐鸥的日记和译介入手,方可弄清施蛰存所谓的“新兴文学”和“尖端文学”究竟包含了哪些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从这看似对立的两个群体之间挖掘出他们共同对刘呐鸥产生了吸引的介质,广泛存在于“尖端文学”中的象征主义意象化技巧为刘呐鸥实现“新兴文学”的美学理想提供了最为有效的手段,这种目标和手段的一致性使得刘呐鸥能并行不悖地使用二者创造出其独有的“新感觉”.     

论孟子“推恩”说的现实性、困境及出路——以列维纳斯伦理学为参照

孟子的"推恩"说以恻隐之情为泛爱的基础,以差等之爱为追求的目标,以事亲从兄为实践的起点,这些均体现了其现实性。然而,"瞽瞍杀人"的案例却说明在亲情与公义间的两难选择前,"推恩"之法必然陷入困境,在列维纳斯的"第三方"概念的参照之下,孟子舍公义而全亲情的价值选择也充分显示出其不合理性。摆脱"推恩"困境的出路并不是"大义灭亲",而是要建构起完善的亲属回避制度。     

教育发展的符码政治哲学批判——“超真实”构境中的草根浪漫主义公正与自由

教育发展几乎被学界和政界当成了一个毫无争议的逻辑自明的理论与实践范畴,这个范畴的固有逻辑似乎天然地就以“整体型”量化体系和“序列化”质化指标而存在。教育发展缺乏必要的合法性追问,以至于其正以一个模式化和仪式化的符号化序列而存在于鲍德里亚所言的现代“拟真”化的消费社会之中,形成了一个更为隐蔽和深层的教育异化虚拟结构,在这个结构所内嵌的当代符码虚幻构境中,“拟真”的现代教育世界所凸显出的教育公正与自由是符码化的,教育逐步成为了恶性的教育工业而成为显性化社会符码生成的培育机器,成为一种角色资本交换的寓意符号,如何达成现代教育的“拟真”和“符码”异化解脱,则必须要回归到对教育发展符码政治哲学批判的视域之中而达成草根浪漫主义公正与自由的现代性回归。     

“颠倒”还是“改造”？——阿尔都塞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就是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两者思想的渊源关系方面,探讨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阿尔都塞则与他们相反,他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的区分原则出发,研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他注重两者的区别,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不是对黑格尔哲学的简单＂颠倒＂,而是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结构性的根本改造,具有不同的规定性和特有结构。     

“道德人”假设与儒家行政伦理价值观——孟子的行政伦理价值观分析

传统的行政伦理思想以“道德人”假设为基础,孟子的行政伦理思想是一典型形态,本文从孟子的人性论出发,对儒家行政伦理的价值依据、价值基础、价值目标和价值评价几个方面做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