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制始创于陕西宁强

解放后,北京、天津、上海定为直辖市,直属于中央。直辖又名“直隶”,这个制度创于今陕西宁强。据清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卷十裁:“宋制,以州领县,而亦有不领于州而直隶京师者。《九域志》:‘利州路有三泉县,皇朝(宋)乾德五年(967),以县直隶京师。至道二年(996),建为大安军;三年(997),废军为县,而县之直隶京师如故也。’直隶两字,始见于此。……三泉,今(清)宁羌州也。”     

城市社会预警基本原理刍议——从城市社会学视角对城市社会问题爆发的预警机理探索

城市是以人口密集为首位特征的 ,因此许多社会问题都较为集中地发生在城市。在社会变迁的城市化进程中 ,城市日益成为区域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中心 ,所以由城市社会问题引发的社会震荡 ,往往会波及整个社会 ,对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构成巨大影响。因而 ,城市社会问题不仅为一般社会学研究者关注 ,更为以研究城市社会问题为己任的城市社会学研究者所关注。城市社会问题被有的学者称之为“城市病” ,恩格斯称之为“社会祸害”① 。一般来说 ,城市社会问题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破坏作用 ,是一种社会障碍。如城市人口问题、城市污染…     

上海城市的空间置换与人口再分布

上海的人口分布不合理由来已久，市中心区人口过密及与之相联系的“膨胀病”等问题，加剧了上海市城市空间与人口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虽经多年的努力，但仍没有很好地解决人口的再分布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未采取城市空间置换这一措施。90年代以来，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揭开了城市空间置换的序幕，随着城市空间置换的全方位展开，带动了人口的位移即人口重新分布。笔者认为，就总体而言，在上海现阶段仍然处于集中城市化发展阶段的情况下，进行城市空间置换才是疏解市中心区过密人口、促进…     

试论“离土不离乡”的人口转移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人口转移活动越来越频繁。其中,农村劳动人口就近就地的小城镇转移,即“离土不离乡”,不仅对城乡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有中国“人口城镇化”的特色。本文就此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落后,“人口城镇化”水平十分低下,90％以上的人口被困居在农村,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被束缚在单一的农业生产上,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即便有少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但由于工业落后,城市亦吸收不了众多的劳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建设事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有了较多的转移,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从而使市镇人口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尤其是近两年来,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上“市管县”体制的实施,我国市镇人口有大幅度的增加,其总量由1980年的19140万猛增到1985年的38244万,其比重由1981年的20.2％上升到1985年的36.59％。     

邯郸市城市社会不稳定因素及其对策研究

城市相较农村 ,虽地小人少 ,但人口却极为集中 ,信息媒体广布 ,背曲遭损者极易聚集而酿成大规模不稳定事件。一旦出现不稳定事件 ,就会借助相互交谈、报刊、电视、因特网等信息媒体迅速而广泛地传播 ,短时间内即可家喻户晓 ,故其不稳定因素具有相对外显性、暴发性和不确定性 ,对社会稳定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消除和控制城市社会不稳定因素是消除和控制整个社会不稳定因素 ,实现社会安定和持续发展的关键 ,会起到稳定全局、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对邯郸市城市社会不稳定因素分“贫困和失业”、“腐败”、“不公平、不公正”、“治安状况不佳”、“领导失信”、“政府效能不佳”六个方面作了抽样调查 ,并结合其它有关调查 ,提出了一系列消除和控制不稳定因素的对策。     

环境与社会的互动:从新出简牍看东汉基层社会聚落

长沙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东汉时期简牍反映，里既是户籍登记单位，也是实际居住地。但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资源，不少丘、渚、州等自然地理单元逐渐形成聚落。其中，丘已经普遍化，成为组织农业生产与征收田租的基本单位。新形成的聚落仍然实行“比地为伍”的社会控制策略，如丘内设有小伍长。在社会治安方面，州内设有例游徼，交通要道置例亭长，以防止奸慝发生。东汉时期基层社会治理大致延续了秦及西汉时期的策略，乡里社会的权力体系和治理结构仍然是一元化的，但环境与社会互动导致的聚落形态多样化，使基层社会人地关系更加复杂，社会治理难度有所增加。     

河南省城镇建设的几个问题

城市和城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按本文把城市和城镇两个概念区别使用,如果要合称城市和城镇,则使用“市镇”字样)。建国以来,我省市镇不仅数量上有所发展、规模上有所扩大,而且市镇的职能有了根本改变。但是,1958年以后,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市镇建设工作受到干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方针指导下,市镇建设又有了新发展,特别是由于农业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农业结构起了很大变化,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使城镇建设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了。城镇已成为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心,使更大多数脱离土地的劳动者“离土不离乡”,有效地发展城乡经济,避免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就是说,要合理地建设大中小市镇,以改善工业布局,加快我省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显然,一个社会要获得较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总是要求当时当地的市镇功能和市镇布局体系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城镇与周围农村如何结合,中型城市与外围城镇如何配合,大型城市与中小城市如何分工协作,整个大地域(全省、全国)的大中小市镇组合成什么样的地区结构才最为经济合理等,都要结合具体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本文拟结合我省的市镇建设(特别是城镇建设)现状,浅谈几点不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城市化问题的探讨

城市化是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乡村不断地转化为城市并最终为城市所完全同化的过程,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桥梁。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对于胜利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城市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作用(一)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转变的桥梁。城市是现代经济的“火车头”。加快城市化进程,不仅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客观需要,也是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有效途径。加快农村人口城市化,有利于从根本上走出农村“高生育率———低人口素质———低劳动…     

从分治到融合:近50年来我国劳动力移民制度的演变及其影响

建国以来我国实施的城乡分治的移民管制制度不仅人为地将同为国家公民的人口划分为不同身份和地位的“农民”和“市民”两大群体 ,而且也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的移民和农民市民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这种城乡分治的制度开始逐步走向融合 ,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移民 ,这些劳动力移民已经在社会意义上构成了城市的新移民群体 ,并将对整个城乡社会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     

抗战时期人口“西进运动”与西南城市的发展

抗战时期人口“西进运动”与西南城市的发展何一民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的原因而造成了中国东部人口大规模地向西迁移，这就是近代中国人口的“西进运动”。“西进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后果即是推动了西南城市的发展，可以说没有战时人口的变动和...     

人口增长与青少年犯罪

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人口增长过快,不仅严重影响经济发展,而且“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它科学地阐明了人口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关系。在探讨我国青少年犯罪原因时,有些同志已经涉及到人口因素。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作些探讨。     

大城市人口发展与风险控制问题研究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内涵和基本条件,对人口发展中的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文章从“人口安全”和“人口风险”的概念及基本特征入手,阐述了人口风险管理与控制的总体思路,分析了我国大城市人口风险的突出表征及应对策略。人口风险的多元化特征决定了对人口风险的控制,必然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在多个层面上用协调的整合的方法进行监控、管理和防范。     

韩非的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韩非在其《五蠢》篇中提出了他关于人口问题的观点。这些观点简单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要点,即:第一,古代人口少,而现在人口多。第二,古代的自然财富多,所以“丈夫不耕”、“妇人不织”,都能很好地生活下去;而现在财富少,虽然努力生产,生活仍然很坏。第三,根据上述两点原因,韩非得出结论说:古代是“人民少而财有余”,所以“民不争”,社会安定;而现在则是“人民众而财货寡”,所以“民争”,往往发生骚乱。第四,为什么古代“人少财多”,而现在却“人多财少”呢?韩非认为,就人口与财货对比,人口增加很快,一个人生五个儿子不算多,五个儿子又各生五个儿子,因而有所谓“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可以说是按几何级数成倍增长的;至于财货,其增长速度则很慢,是落后于人口数量的增长的。总之,韩非认为人口增加太快了,往往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因而造成了社会动乱。     

对我国城乡结合部若干现状的分析

与西方发达国家已形成的“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的现代城市发展趋势相比较,我国的城乡结合部——郊区的发展又是另具一番特色。西方发达国家是富裕阶层由城市向市郊转移,市中心留下的居民多数是穷人、黑人、老人与未婚的人,城市人口的增长低于非城市人口。而我国由于还处于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第一次城市转变”过程中,因而城郊的发展一方面受城市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开始出现一些“准城市化”现象;另一方面又受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仍然保留着与城市文化迥然不同     

《明史》校记两条

读中华书局本《明史》,得校记若干条,今录两条如下,以就正于读者。一、卷144《顾成传》(页4075):[永乐]“六年五月召至京,赐金帛遗还。思州宣慰使田琛与思南宣慰使田宗鼎抅兵,诏成以兵五万压其境,琛等就擒。于是分思州、思南地更置州县,遂设贵州布政司。其年八月,台罗苗普亮等作乱,诏成帅二都司三卫兵讨平之。”按:上述之事似不是都发生在永乐六年中。永乐八年田琛和田宗鼎始抅兵,“十二年遂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贵州为内地,自是始。”(见卷316《贵州土司传·思南》)。卷316《贵州土司传序》说:“永乐十一年,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     

城市土地使用收费问题浅析

一城市土地是一个和城市人口、城市经济活动相互密切联系的地域性概念。它是城市人口和城市社会各种活动的基础,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城市土地对城市各种活动起着“载体”的作用。但是,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对城市土地的利用和扩大却受到了限制。因为第一,土地总面积是有限的,基本上是一个常数。我国国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其中耕     

宋代的"厢官"

宋代城市中普遍出现了“厢”。宋人王应麟在其《玉海》中说:“厢起于唐,本用李靖兵法,诸军各分左右统之。”“朱梁以方镇建国,遂以镇兵之制用之京师,京师共四厢,而诸军两厢,其厢使掌城郭烟火之事。”北宋建立后,鉴于京师居民增多,民事纠纷日繁,开封府职责过重,于大中祥符元年将汴京城外居民区划为八厢,并置厢吏负责。《宋会要·兵》载:“上以都门之外,居民颇多,旧例惟赤县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厢吏,命京府统之。”明道年间,御史张奎奏请“置内外左右厢受事判官”,以分厢处理职权范围内事务。由于城市中“厢”的设置是从驻军划分防地开始的,并逐…     

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目前,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流动呈现出复杂的上升趋势.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是导致社会转型、人口结构转变的重要变量因素,而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又受到许多因素制约.本文就是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对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情况及影响因素对其影响的情况进行了定性地分析概括.本文试创立了一个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度测定的操作化模式——5·20·43模式,即从5个维度上,确定20个一级指标,43个二级指标,通过问卷赋分测定、回归分析、检验,得到了目前中国社会省会城市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水平呈现“半融入化”,而制约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城市社会中的制度因素的结论.这为促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缓解社会矛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完善制度,使流动人口有机融入城市,实现中国人口适度城市化.     

论新型城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路径相同、功能一致、千城“一面孔”、管理“一刀切”一直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顽症.当前全国范围内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必须正确处理好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从城市发展机制理论来看,有“需求指向”型与“供给基础”型;从城市发展功能定位来看,有“综合全能型”与“人居人文型”;从城市与人口供养关系来看,有“人养型”与“养人型”;从城市发展路径来看,有“土地扩张型”与“人口吸纳型”;从城市人口规模来看,有“建制镇和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与“特大城市”.上述各类城市均有自身的长短优劣以及适合自身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各地应当因地制宜地选择城镇化发展道路,最后殊途同归: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     

“乾德二诏令”求是

宋太祖乾德年间颁行的两道有关财政问题的诏令,是学术界用以论证宋代财权集中的最重要的凭依。其实,二诏令要求“悉送都下”的财物只是钱币。因此,它的颁发和执行,收不到后人所说的那种“粟帛钱币咸输京师”、“外州无留财”的效果。而且,即使从其着意要求的钱币方面来看,当时送往京城的也为数很少。但二诏令的颁行却有一个一直为论者所忽略的重大意义,即变中唐以来所形成的财税“三分制”(留州、送使、上供)为“二分制”,废罢了先前那样的“送使”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