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孝悌之风

《世说新语》在编撰时于儒家宣扬的众多德行中,对孝行是相当重视的.魏晋之际的孝悌之风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即“至”“纯”之孝;”“色养之孝”;“生孝”、“死孝”与“灭性之孝”;“心丧”与“试守孝子”;维护家讳之孝.     

魏晋风度的前奏——论东汉后期士人的"激诡之行"及其影响

魏晋名士倡导"自然",行为"放达",不拘儒家礼法,蔚然成风,影响中古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此风并非如风暴骤起,而是渊源有自,无论其根本的思想脉络,还是其具体表现形式,都肇始于东汉中后期。汉末诸多特立独行之士,如戴良、马融、孔融等人,皆追求"达生任性"、"任情不羁",在日常生活之态度、待人接物之仪表、居丧守孝之礼法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重情轻礼的特征,不以儒家伦理规范为意。究其思想根源,在于他们摆脱了僵化的世俗儒家礼法的束缚,获得了道家自然精神的支撑。随着汉晋之际的社会变革,此风演化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思潮,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社会动乱 ,人生无常 ,儒学衰微 ,玄风大盛 ,多种因素交互作用 ,引发了魏晋士人对人生的思考 ,促成了他们生命意识的觉醒。从《世说新语》所载材料可以看出 ,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主要表现为确立自我意识 ,肯定自我存在 ,珍视生命 ,热爱生活 ,追求精神自由 ,完善自我理想。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意识的觉醒 ,注重人生的个体价值 ,忽视人生的社会价值 ,是一种畸形的、利弊并存的人生价值追求。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神仙观念的嬗变

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可以看出,在神仙道教的形成过程中,神仙观念从一种文人的理想王国或理想人格,变而为文人对自身现实利益和欲望的反观和指认,从而呈现出士人思想观念与精神人格形成的社会化轨迹。     

《世说新语》与魏晋名士的生存理想

《世说新语》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性作品,真实而集中地体现着这一时期文人名士的生存理想.这种生存理想在作品中直接表现为自然、真纯的生存状态与才德兼具的生存价值.但从深层看,它又有着较强的丰富复杂性,即它本身蕴涵着深刻的悲剧意味,并表现出鲜明的内在矛盾性.     

魏晋士风变迁线索——以《世说新语》等文本为例

较之前代，魏晋士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风貌：从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引入“自然”的概念对名教思想作新的解说，到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诞无忌，再到郭象等“名教合于自然”的合理解释，士子们终于找到了协调、安顿历史变迁中自我人生的方法。魏晋士风变迁的实质是在信仰迷失、进退失据的困境中士子们力图重新建构人生指导理论的实践。     

魏晋士人的生态审美智慧——以《世说新语》为例

从《世说新语》可以看出,魏晋士人高扬人的自我价值,推崇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追求人的诗意地栖居,表现出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生态智慧和审美情怀,与当今生态学者大力提倡的生态人本观、生态平等观、生态整体观有诸多相通之处,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人格培育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刘勰赋学观的缺失——从魏晋赋首谈起

从刘勰对“魏晋赋首”八家的称举与评述中,反映出他“尚宏丽”、“重讽谕”的赋学观,这一赋学观承传于汉人而迥异于魏晋。刘勰以汉人的辞赋标准来观照魏晋赋家赋作,缺失自然产生,对魏晋抒情小赋缺乏应有的重视。刘勰赋学观的偏执和缺失,因其反对齐梁文风而致,但归根到底,又决定于他的儒家思想及诗教观。     

魏晋风物的慨思——评《〈世说新语〉新注全评》

蒋凡、李笑野、白振奎等三位学者合作撰写的《〈世说新语〉新注全评》集各家评注之所长,重在明义理。三位作者对每一则故事细腻、独到的阐析背后,固然有对汉晋社会生活、政治、思想、士人心态的勾勒,但更有对人的命运的慨思。     

论魏晋士人的个性及其限度——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充分展现了魏晋士人的个性风采,即以我为本的高自标置与以真为贵的我行我素。虽然这被钱穆、余英时、李泽厚等看作个体之自觉或人的觉醒,但其实际上亦有限度且不宜夸大。回到古代士人个体存在及演变的历史时空,通过与汉代及以前和唐代及以后的士人对比可知:魏晋士人拥有一定的个体或自我意识,但尚未达到真正的人的觉醒;他们的个性言行及生活态度,无法掩饰其非个性化的存在真相。总的来说,魏晋士人的个性张扬具有推动审美文化实践和开拓新道德的重要意义。     

论陶渊明与魏晋风流的的背离和补充——兼谈《世说新语》何以不收陶渊明

陶渊明一般被认为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但作为魏晋风流的代表性故事集《世说新语》却只字未提陶渊明,这不禁让人感到诸多遗憾。事实上,只要我们分析一下魏晋风流的具体表现。加以比照。就会发现,陶渊明与魏晋风流是有所背离的。他之所以没有被选入《世说新语》当然有诸多的原因．但总体上．他不符合《世说新语》的选入标准。当然,陶渊明生活在那个时代,身上难免会有一些魏晋风流的影子,而且,陶渊明所追求的“真”与“自然”对魏晋风流“佯狂”的表现缺陷有所补充．其三教融合的思想也纠正了魏晋名士玄学人生观的不可实践性。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关于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实现

魏晋时期,才性、情理、性情等命题是玄学清谈的重要内容.而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影响了魏晋士人关于理想人格的建构.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魏晋士人理想人格的内涵:第一,重才智,轻性行;第二,肯定"情之所衷,正在我辈",第三,情感表达的最高境界不是任情恣性,而是"性其情",即抑情顺理,以理遣情.虽然个体不可能完全实现理想人格,但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可以无限接近这一境界.     

内美的外向化——浅析《世说新语·容止》

《世说新语·容止》突出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坦率直观,毫无保留。其对人物的品藻可分为五类:君子如玉,展现人物容貌出众之外更深刻的道德涵养;双眸炯炯,以眼神突出人物精神面貌;仙风道骨,展现内在雅量;与众不同,彰显人物性格;风采袭人,在对外表的精彩描绘中体现出对内在美的执著与肯定。     

从《世说新语》复合词的结构方式看汉语造词法在中古的发展

上古产生的语法结构造词法虽弥补了语音造词法的不足 ,但由于不成熟 ,并未大量造出新词。时至中古 ,在语言内部运动和外部形势的刺激下 ,语法结构造词法显得十分活跃 ,新词的产生基本以这种方法为主。从魏晋时代的《世说新语》中出现的新复合词看 ,其结构形式丰富多样。这说明 ,语法结构造词法在这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     

玄学对魏晋名士人生态度的影响——以嵇康、阮籍为例

嵇康和阮籍同为魏晋名士,但玄学对他们的影响却不太相同.嵇康师法老庄,刚峻激烈,阮籍师法老庄,却以佯狂掩饰自己的狷介.这是因为阮籍所受玄学影响,没有嵇康深刻和彻底.阮籍追求庄子的逍遥游,但他内心始终有着儒家入世思想的根基.后来的士人,景仰嵇康,仿效阮籍,使玄风以另一种方式存于士人的生活.     

魏晋志怪与《聊斋志异》不同的鬼神观念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把鬼神当成实有的存在 ,还是看作人类的幻想 ,这是魏晋志怪与《聊斋志异》观念上的根本区别 ,随之而来的是实录还是虚构 ,又成了这两个时期小说创作上的差异。故而 ,魏恶志怪只能成为志怪小说的草创期 ,《聊斋志异》成为光照千古的文言小说的顶峰     

女性美的觉醒时代--从《艺文类聚·美妇人》看南朝文人对女性的审美心理

历朝历代中对女性歌颂之作颇多,文人们对女性美的欣赏经历了一个由实用到审美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南朝文人在对女性的歌颂诗作中,将女子的形象从神还原为人,拉近了女性美的审美距离,具有明显的现代情爱的特点,在女性审美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重现一代士人生活的美学情韵——读李修建《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

讲魏晋风流,总绕不过宗白华先生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溉那就像听真正的侠客讲江湖的风雨,在情在意,尽气尽才,拨动人内心无边的歆羡。不过歆羡叹赏之余,不免留有一份好奇：那一代士子的唯美与深情,到底成就的是怎样一份完整的生活影像？     

乔治·爱略特女性意识初探——从《米德尔马契》中的女性人物谈起

由于在作品中塑造的新女性形象,爱略特被看做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先驱,但她笔下的女性又往往无法逃脱回归家庭的命运,无法像她本人一样在事业上取得辉煌成就,这又令一些女权主义者视她为女性的叛徒。这些毁誉参半的评价使得她成为女性批评领域难于定义的人物。本文试聚焦爱略特创作后期力作《米德尔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