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君主文集编修的政治功能探讨——以绍兴修《徽宗御集》与敷文阁为中心

南宋绍兴时期《徽宗御集》编纂,设立御集帝阁敷文阁以及制定御集奉安礼仪是绍兴和议以来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重建工程。《徽宗御集》是南宋首次编撰先代君主文集,在继承北宋编修先帝文集旧例同时,在编纂过程、收录原则及礼仪方面做了全新的规划与创建,形成较为完整的编纂规制与奉安程式。通过直观的礼仪形式,渲染了高宗在帝位继承上的合法性。同时,伴随《徽宗御集》而设的帝阁(敷文阁)贴职,在文官贴职体系建立过程中具有转型意义。     

《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碑文浅释

《御制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文》,见于《清高宗实录》卷四九九和《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二二。是清朝乾隆皇帝为纪念平定准噶尔的格登山战役而撰写的四言碑文诗。一九七八年九月初,笔者亲赴格登山实地考察。将《清高宗实录》和《西域图志》中的原诗与格登碑上鐫刻的碑文进行了逐字对照。兹将碑文(汉文)抄录如下:     

一七六七年昌吉遣犯暴动不应肯定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中秋之夜,新疆昌吉管理种地遣犯的屯官趁置酒集会之机,调戏污辱遣犯的妻女,被愤怒的遣犯当场杀死。借此机会,二百余名遣犯夺取武器,打开昌吉城门,“将通判赫喜、把总马维国戕害”。(《清高宗实录》卷818)次日,千余名遣犯参加这个暴动,集合进攻乌鲁木齐城,在红山嘴与清军相遇,激战后被击败,四散逃亡。(《圣武记》卷4)清政府下令,将“起义倡首之贼亦凌迟处死,余俱立斩枭示,贼匪家属著赏此次出力兵丁等为奴,幼丁十岁以上俱正法。”(《清高宗实录》卷818)昌吉遣犯的这次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著述时间考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著述时间考孔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为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完整地记述了南宋高宗一朝的历史，其网罗之丰富，考证之精审，为当时诸家所撰高宗史之冠，是研究宋史特别是高宗朝史所必备之书。《要录》成书后，据《永乐大典...     

唐高宗欲废武后事质疑

《新唐书》及《资治通鉴》均载武则天引道士郭行真于宫中行巫术,被宦官王伏胜告发,高宗大怒,遂密招上官仪,使之草废武后诏,然事泄未果。这段记载颇不可信。首先,此事不见于《旧唐书》,说明唐国史中原无此事,若有,则旧书作者绝不会砍掉这一重要史实。《旧唐书》前半部,系依开元时韦述所撰之国史修成,韦述深知高武史事,曾作《高宗实录》三十卷,当时武家势力已不存在,不可能为武后隐讳此事。其次,《新唐书》等载高宗所以断然欲废武后,是因为她专权弄威,牵制自己,不能忍受。但遍查有关资料,找不到此前武后干政的记载,而上元二年,高宗曾欲使武后摄国政,临终前又遗诏太     

隆国寺在禁中,初名鹤林寺,建于高宗显庆元年二月

《全唐文》卷十五高宗有《隆国寺碑铭》文 ,文中有云 :“……却背郊 ,点千庄之树锦 ,前临终岳 ,吐百仞之峰莲 ,左面八川 ,水皎地而分镜 ,右邻九达 ,羽飞盖而连云 ,抑天府之奥区 ,信上京之胜地。”据此 ,隆国寺当在西京长安 ,然其究在何处 ?建于何时 ?未详。按 ,慧立、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八云 :“(高宗显庆元年 )二月 ,有尼宝乘者 ,高祖神尧皇帝之婕妤、隋襄州总管临河公薛道衡之女也。德芬彤管 ,美擅椒闱。父既学业见称 ,女亦不亏家训。妙通经史 ,兼善文才。大帝幼时 ,从其受学 ,嗣位之后 ,以师傅旧恩 ,封河东郡夫人 ,礼敬甚…     

王勃《滕王阁序》的写作时间及其他

王勃作《滕王阁序》的时间,旧有二说。一说出自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王勃著《舔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于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谈。”     

王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

王维的"雪中芭蕉图",作为一帧很受推崇的名画,在历史上久负盛名,现代的某些艺术论著,也都经常提到这幅作品.根据史料的记载,这幅画在宋明之间还存在.宋人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书画》中,记云:余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赵殿成《王右丞集注》卷末引明代陈眉公《眉公秘笈》,又云:王维《雪蕉》,曾在清閟阁,杨廉夫题以短歌.     

“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解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句话,原文是:“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对于这一句话,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因而标点断句也不尽相同。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是这样的: “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标点的《资治通鉴·秦纪二》是这样写的:     

《新五代史》编修献疑

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欧阳修去世,其家人将《新五代史》(当时名为《五代史记》)表上,熙宁十年,诏藏于秘阁,而后盛行于世。欧阳修是《新五代史》的作者,自然无庸置疑。宋晁公武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皇朝欧阳修永叔,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实,重加修定,藏于家。永叔殁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     

1999年第1期目录

针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原名是《高宗系年要录》,今名乃四库馆臣所改的说法,本文分别从作者自称、宣取和奏进时所称、坊刻本和传抄本所题、录入《永乐大典》时所题四个方面,对此书本名究竟是什么作了详细考察。作者认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本是李心传为他计划编纂的南宋编年史所定的书名。首次奏进的虽只高宗一朝,使用的已是这个书名。由于接续修纂的孝宗以下各朝未能最终完成,社会上流传的实际上只限于高宗朝部分,但使用的正式书名,无论刻本还是抄本,仍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另有《皇朝中兴系年要录》,也是正式书名,当是别名。《永乐大典》据以录载的底本,《文渊阁书目》登录其名作《建炎系年要录》,'建炎'疑系'建炎以来'之省。而《高宗系年要录》,则从未用作正式书名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皇家藏书楼“文澜阁”（七）

文澜阁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孤山南麓，浙江省博物馆内。初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文澜阁是将杭州圣因寺后的玉兰堂改建而成的，建成于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改建的各项工费均由浙江商人捐办。     

《诗·秦风》创作年代考论(上)——春秋诗歌创作年代考论之十一

《终南》为秦大夫戒襄公之作,《车邻》为秦襄公宫女美襄公命为诸侯之作,《小戎》为秦女思念远征丈夫之作,《蒹葭》为秦人美襄公求贤尚德之作,此四诗皆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年)周平王命襄公为诸侯之后,即秦襄公八年(前770年)至十二年(前766年)之间;《驷驖》为秦大夫美襄公命为诸侯之作,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年)顷。     

点校本《宋史》勘误一则

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洪迈传》记宋高宗在南宋反击完颜亮南侵取得初步胜利的形势下对宰执说:“朕料此事终归于和,欲首议名分,而土地次之。”但参阅其他史籍,则不难看出以上所载正与高宗原话相悖。高宗说以上这番活的背景是;金世宗取代完颜亮以后,鉴于其国内的局势动荡和宋金间力量对比的变化,采取了稳定内部,变对南宋的军事进攻为外交斗争的策略,使宋金关系维持在“绍兴和议”规定的水平上,遂派高忠建为报登位使出使南宋。当高宗得到金使将至的消息时,引出高宗君臣名分与土地的议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六载高宗原话是这样的:“朕料此事终归于和,卿等欲首议名分,而土     

关于《御制圆明园诗二卷》的撰者问题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昭和四十八年版)第322页中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上)(昭和五十四年版)第1029页与第1423页,均把《御制圆明园诗二卷》的撰者著为: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祯撰,清鄂尔泰等注。根据该书的内容和有关人物的生卒年:清世祖(顺治)(1638—1661)、清圣祖(康熙)(1654—1722)、清世宗(雍正)(1678—1735)、清高宗(乾隆)(1711—1799)、清鄂尔泰(1677—1745)以及     

王徵与《西儒耳目资》

晚明士人王徵是《西儒耳目资》的中方作者,是继金尼阁后完成西方语言学中国本土化的重要桥梁。文章从三个方面澄清了王徵在《西儒耳目资》成书、刊刻中的贡献,解决了《西儒耳目资》的作者问题。王徵在此书中独立撰写了《西儒耳目资释疑》和《三韵兑考》;与金尼阁合作完成了《译引首谱》、《列音韵谱》、《列边正谱》三篇的《问答》;王徵还有校、刻《西儒耳目资》之功。本文不仅指出,《西儒耳目资》的作者应著录为＂金尼阁、王徵撰＂,还挖掘了王徵撰《西儒耳目资》的文化意义,认为他的工作不仅完善了中国传统语言学,还会通了中西文化。     

《诗·魏风》创作年代考论——春秋诗歌创作年代考论之九

《葛屦》为缝衣之女刺贵妇人之作,《园有桃》为魏士人忧贫畏饥之作,《陟岵》为魏役人思亲之作,此三诗皆当作于晋献公十六年(前661年)晋灭魏之初;《十亩之间》为魏国采桑女子招伴同归之作,《伐檀》为魏国伐木者之歌,《硕鼠》为魏人刺履亩税之作,此三诗皆当作于晋献公十六年(前661年);《汾沮洳》为晋人刺大夫用非其人之作,当作于晋成公元年(前607年)之后。     

别有忧愁写心曲——清中叶剧作家司马章创作心态成因考论

通过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赵眠云《心汉阁杂记·双星会》及剧本的文本细读,可推考清中叶剧作家司马章与青楼女子周麟官曾有一段不被世俗认可的情缘,司马章的二种剧作正是围绕此段悲情而自伤怀抱、隐怨吟哦的写心自喻之作。司马章这一写心自喻的创作心态与乾嘉之际的文化环境和剧坛风习密切相关,有多向度的文化成因:清中叶激涌的人文思潮对人之个体价值肯定的影响,明末清初以来写心剧风潮所带来的强烈个人化倾向之影响,南京地区繁盛的青楼戏曲文化之影响,宗法等级社会对青楼戏曲文化的压制偏见造成的影响。     

略论宗泽乞回銮表疏

宗泽(1059—1128年),字汝霖,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生活于北宋、南宋之交国内民族斗争激烈进行的时候,是在抗金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杰出将帅,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乞回銮表疏,是宗泽在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至翌年七月主持东京军政工作期间,上宋高宗的主要奏章.宋嘉定年间,楼昉编刊《宗忠简集》,在其序中说:“公前后奏请为回銮而发者几二十有四.”这是指乞回銮的专折,人们概称之为“乞回銮二十四疏”.后又有人考查奏章内容,认为“泽力请高宗还汴凡二十八上”.查对《宗忠简公全集》,乞回銮疏有十八篇,在诸表中,除乞回銮表六篇外,《谢中使传宣抚谕表》、《谢除资政殿学士进阶朝奉大夫表》、《谢宣谕并赐茶药表》、《遗表》等,最后提出“早敕回銮”、“早回法驾”的请求,显属同类.可见,二十八篇说也是有其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