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作者批评中文人意识的强化

汉代文学批评是社会批评向作者批评的转型期 ,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充、王逸等作者批评中已萌发鲜明的文人意识 ,表现在作者传记批评、作者自传批评、屈原论争和作者专论中 ,突出了文学作者的人文精神 ,强化了作者个性、独创性、自主性 ,弘扬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精神 ,凸现了作者的文化身份和地位 ,使文学作者的独立性伴随着文学的独立性而确立。汉代作者批评中的文人意识影响了中国文学和批评的发展。     

暴力·迷恋·背叛——影片《霸王别姬》的文化内蕴阐释

陈凯歌的每部作品几乎都包孕着某个重大的历史文化主题。他总是以一种批判的目光审视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及由这种生存状态所积淀的文化传统 ,并将其放置于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拷问。他的影片《霸王别姬》也毫无例外地体现着陈凯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苦恋与追问。其中所蕴含的暴力、迷恋和背叛等多重文化意蕴 ,不仅使这部影片具有了相当厚重的人文内涵 ,而且也使其当之无愧的走入了世界经典电影的行列     

江南文化与明中期吴中文人团体

明代中期,在席卷全国的文学思想新变和复苏中,文学运动和文学派别表现得尤为突出,且南北方呈现很大的差异性。一是北方“七子派”的文学复古运动,一是南方吴中文人团体的文学活动。与北方文学的雄浑质朴不同,南方吴中文学多表现出缘情自适的文学风貌。这种现象从地域的角度考察与江南文化对吴中文人的浸润密不可分,同时这种地域性文学风貌又对北方复古及明代中后期文学发生着冲击与影响。     

从文学观转型看现代作家创作心态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发生着剧烈的变动,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比社会的变革更直接预先地体现在文学作品中;那就是表现出来的近代文人的忏悔意识,这种现象在五四文学的创作中表现的极为鲜明,它预示了中国文学将从19世纪末对旧文学破坏之后的混乱无序状态中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与感情表达方式。新文学从他一开始就试图找到与世界文学发展相一致的契合点,同时也表现出极为复杂的开放性创作心态。     

渗透在蒲松龄狐鬼世界中的文人心态

文学的创作经常是被抑制的心理需求的升华。蒲松龄笔下这个包孕着其一生的血泪沧桑和审美理想的狐鬼世界蕴涵着蒲松龄和他那个时代的文人士子的复杂文化心态。文章从蒲松龄狐鬼世界中所呈现出的尊儒情结、知己情结、空幻情结等文人情结来深入探讨清代文人在对待人生理想、精神追求、价值取向上的文化心态。     

论欧洲中世纪文学的文化成因及其新质特征

欧洲中世纪文学是西方文学史中重要的现象之一。除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外．它是当时多种文明和文化相碰撞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集中体现在诸种蛮族文化自身融合和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融合上，也体现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交融以及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交融上。正是在这些多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这一文学体现出了承继着历史文化精髓的独特的中世纪人文精神、吐纳包容的新质宗教体系和文学内容形式的多样性构成三大特征，从而开创了人类文学艺术的新阶段。     

略论何其芳的文化心态

在何其芳的一生中,文学与政治都曾给予他深刻影响。有时文学影响他大一些,有时政治冲动压抑了他的文学创作。他在文学与政治的取舍上患得患失,而这种现象在中国现代文人中比较普遍。     

市场经济与市场文艺

中国的文人,廊庙意识一向很重,缺乏独立精神。这与经济政治制度有关。自从转向市场经济后,文人渐有走出廊庙,面向市场的趋势,相对地增加了自由度。但随之而来的,是消遣性文学的泛滥,人文精神的失落,商业炒作的盛行,文学渐为市场行情所左右。不过,本文认为,人文精神的失落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而是它还不够发达的缘故。     

苏东坡幸亏生在宋朝

苏东坡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文学大师。九百年来，他像一块兀立不动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伟大的文人之所以不朽，就因为他是一“代”文人，这个“代”，代表着一个年代，一个朝代，也代表着一个跨越历史进程的时代。     

青楼文化折射下的明代文人与文学

明代的青楼文化有着独特的乐籍制度、历史文化与时代背景。青楼是行院与女妓的统一体,代表着明代庞大而混杂的乐户体系与悠久历史的女妓传统。乐籍体系的建立为明代青楼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法律与制度上的保证;而女妓与文人的交往传统则为青楼文化注入了生机与灵魂。青楼文学反映了在青楼文化折射下的明代文人情态及文学传统。由于明代文人的生活境遇与价值观之不同,使青楼文学呈现出繁荣而复杂的文学风貌。     

上帝与娘娘：信仰、东西之争及其结果——评李锐新作《张马丁的第八天》

李锐新作《张马丁的第八天》为我们展现了一副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奇观。在这奇观中，李锐拷问了信仰、良知、生存以及东西方文化之争和结果。透过这种拷问，李锐将笔触深入到人类心灵内部，剥离了所有的争执与差异，将人性的良知及其生存的追问逼在了前台，延续了他创作的一贯思想。     

中、西文学“民间”理念之比较

19世纪西方民俗学创立,20世纪中国民俗学诞生,分别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时期关怀"民间",其出发点有着一致性,也有相异之处;中、西方对"民间"之"民"的理解存在着差异性,不同的文化精神也使得"民间"的内涵同中有异;反映在文学领域,西方文学秉承"民间"人文精神,张扬个性、思想自由,文学创作指向人类的终极关怀,并表现出自下而上(个人指向人类)的特征;中国文人则始终没有摆脱"民众导师"的立场,自上而下地俯视人间(民间),这一特点主宰着文艺创作.     

论宋玉及其作品的接受在六朝的演变

六朝是关于宋玉研究的重要时期,自晋至陈,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步走高,论者对他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批评到揄扬的流变过程,并最终在刘勰的大力肯定下奠定了辞赋宗师的地位。随着文人对宋玉的推崇,其形象首次由楚襄王的文学侍从转变为绝世才子,而他所开创的经典文学意象在六朝文人笔下,也客观存在着一个由晋代悲秋到向梁陈女性题材创作集中的现象。导致这种流变产生的深层原因应是文学自觉向纵深发展的结果。     

卡夫卡：异化世界中的现代人文精神

卡夫卡是奥地利现代著名小说家,现代派文学的鼻祖。他的作品荒诞、离奇,以一种与荒诞的内容相适应的荒诞的形式,成功地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现代人的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异化世界,闪耀的是现代人文精神的光辉,这种对人的深切关注的人文精神将激励和启发人们追求自由,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从死亡叙述到演泽活着－余华小说《活着》反映出的新变化

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余华等先锋作家及其作品被称之为“后新潮”,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进行绝对地反叛和怀疑,根本否产极价值和意义,常常在恐惧和绝望中进行“死亡叙述”,描述死亡过程,93年余华小说《活着》的问世,表明他已进入“新写实”的行列,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限的。     

论《史记》的人文精神

文学是人学 ,史学也是人学 ,作为文学和史学婚媾的宁馨儿 ,《史记》体现了深沉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从体裁上看 ,《史记》创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形式 ,司马迁不但把传主作为历史的人来看 ,还把他作为人性的人来看待。《史记》记录了最广泛的社会人物 ;并对所写人物的“为人”表现出特别的关注 ;还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整体地反映各阶层人群的历史活动。从内容上看 ,《史记》把神话素材进行了历史化处理 ,体现了远神重人的理性取向 ;并通过对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一系列关系的考察 ,展示了重人事的思想 ;重才智 ,尊文明也是其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     

“隔”与“不隔”——论梁实秋创作与翻译的文化心态

梁实秋的创作与翻译相得益彰,其代表作“雅舍”系列散文和汉译《莎士比亚全集》恪守“中庸”之道,体现了“隔”与“不隔”的文化心态。一方面,梁实秋的散文在闲适、幽默的氛围中描摹人性,匡救世风,他的莎剧译文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和“陌生化”效应,这种“隔”的文化心态有助于形成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多元化局面;另一方面,梁实秋的散文倡导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的道德价值,他的莎剧译文传递了“信”、“仁”、“中”、“和”等伦理观念,这种“不隔”的文化心态有助于弘扬中西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优良特质,促进中外文学的互动。     

吴质与建安文学

在建安文士中,吴质是一位比较重要的成员。他积极参与文人游宴,积极进行创作,并和曹氏兄弟及诸文士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吴质的文、诗、赋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当时享有独特的地位,其创作较好地促进了文学的自觉。在文学理论上,吴质也有自己的见解;但在后期,他的创作成就较低,这是由其对文学的态度、其自身的品行及后期的遭遇决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吴质与建安文学

在建安文士中,吴质是一位比较重要的成员。他积极参与文人游宴,积极进行创作,并和曹氏兄弟及诸文士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吴质的文、诗、赋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当时享有独特的地位,其创作较好地促进了文学的自觉。在文学理论上,吴质也有自己的见解;但在后期,他的创作成就较低,这是由其对文学的态度、其自身的品行及后期的遭遇决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被救人改变的生活轨迹

法律上,彭字案悬而未决,但在现实中,它直接拷问着中国人的道德准则彭宇人间蒸发了,他关掉了手机,屏蔽掉一切外界声音,甚至包括同情。只和他的律师高式东保持着联系。这种想要忘却一切的活法,源自2006年11月20日一次搀扶老人事件。一个名叫徐寿兰的65岁老太太,一手提着包一手提水壶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