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实秋著译题材的“审美自律”特征

梁实秋先生的＂雅舍＂系列散文和汉译《莎士比亚全集》日渐受到读者和学术界的重视。他的著译题材以＂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和＂伦理的文学＂为主要内涵,反映了文学作品的＂审美自律＂特征。他以展示普遍的、永恒的人性为宗旨,探索人性特点而又回归传统古典;他坚定地维护着文学的独立和尊严,著译选材交织着＂平民意识＂和＂绅士意识＂;他注重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道德意义,提倡关注现实人生又要胸怀淡泊。梁实秋＂审美自律＂的著译题材观蕴含了他对于＂时代文学＂的理解,呈现出与当时主流文学价值相悖的边缘性文学价值,对提升文学作品的艺术品位、彰显文学活动的＂审美＂本质和＂人学＂本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导向作用。     

试论文学的产业化选择

文学面临着商业市场、新媒介和数字娱乐资讯等多重冲击和挑战,正逐渐走向工业生产和审美价值联合的产业化道路。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艺术生产相关理论,深入透视中国市场经济下的文学产业发展生态,并对当前＂终结说＂等文论进行剖析,指出产业化是文学面对市场的现代性选择。     

戊戌变法前后的两次“文学无用论”思潮探析

戊戌变法前后,中国文坛上曾出现过两次＂文学无用论＂思潮。前者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后者以严复、王国维和周氏兄弟为代表。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戊戌变法前的文学无用论,从实用的角度看待文学,把文学看作一种工具,认为无用即无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否定文学的理论。而戊戌变法后的文学无用论则认为文学是一种艺术,它本身就是目的。文学虽非实用却自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因此,本质上不但不是否定文学的理论,而且是一种更深刻、更彻底的肯定文学的理论。     

论“文学自觉”始于春秋——兼与赵敏俐先生《“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

在春秋时期人性觉醒和艺术觉醒的滋养下,文学开始自觉。六经对形式技巧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六经的文体分类、在经学研究中形成的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修饰辞令、孔子对文的重视及《左传》的＂有意为文＂,均可作为春秋文学自觉的明证。＂春秋文学自觉＂是本是源,＂汉代文学自觉＂及＂魏晋文学自觉＂是末是流,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的＂再醒觉＂。探讨中国文学自觉应该从本源探讨起,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意义重大。     

论"文学自觉"始于春秋——兼与赵敏俐先生《"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

在春秋时期人性觉醒和艺术觉醒的滋养下,文学开始自觉。六经对形式技巧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六经的文体分类、在经学研究中形成的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修饰辞令、孔子对文的重视及《左传》的＂有意为文＂,均可作为春秋文学自觉的明证。＂春秋文学自觉＂是本是源,＂汉代文学自觉＂及＂魏晋文学自觉＂是末是流,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的＂再醒觉＂。探讨中国文学自觉应该从本源探讨起,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意义重大。     

略论文学与电影的互动关系——以“晚生代”作家和“第六代”导演为例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市场机制建立,商业主义文化如潮水浸淫各个领域,政治、经济与文化处于多边作用的结构关系中产生新变,作为社会症候表征的文化艺术领域也在发生着巨大的蜕变。此时,中国文坛和影视圈分别出现了＂晚生代＂作家群和＂第六代＂导演群。＂晚生代＂作家无论从写作姿态、作品内容、语言表达方式和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明显地受到影视的影响。虽然＂第六代＂导演们的作品极少改编自文学,但他们在作品中大量运用文学元素,注重电影语言的修辞化,注重文学叙事技巧等等都表露出浓郁的文学性。     

论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中的乱离主题

乱离主题是战争年代的特殊文学产物,女性乱离文学则从女性切身经历出发,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表现她们在生命和人格、母性和自尊之间的艰难选择,体现出抗争命运的顽强意志和尖锐清醒的批判意识。与同类男性文学相比,乱离主题的女性文学因其＂我手写我心＂的直接性,更具有＂以血书者＂的真文学的感人力量,因此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     

“生活的体操”与“原始艺术力”的耦合——沈从文剧体作品创作特色与原初文学价值探析

沈从文剧体作品相比较其成熟期的小说和散文显得粗糙和幼稚,但是通过其原生态璞面的剖析,可以发现它们在体现＂原材料＂创作价值的同时,也折射出＂生活体操＂与＂原始艺术力＂的耦合,从而契合了文学创作的一定规律,彰显了作者早期创作的一些特色和其独特的原初文学价值。     

巴洛克文学的多元文化价值及其影响场域

巴洛克文学曾受到文学批评史的不公正对待已是不争的事实。可是文学史的发展轨迹最终表明巴洛克文学具有多元文化价值、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容忽视的影响场域。巴洛克文学的多元文化价值表现在：其一,生动再现17世纪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现实;其二,体现多元化的审美文化追求。巴洛克文学的影响场域表现为后世作家对其思想和艺术手法的借鉴、移植和化用,虽然亦存在着难以融合的断裂感和新异感。另外,这种影响还体现为一种追新逐异、兼收并蓄的＂巴洛克精神＂的广泛渗透。     

汉末魏初诗文论重心的转移与文学价值的发现——试论铃木虎雄“文学自觉说”的内涵及其判断依据

＂文学自觉说＂自问世以来,就一直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由于铃木虎雄在表述上的过于简略和自身矛盾,导致学界长期以来对其内涵以及判断依据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从铃木虎雄在《中国诗论史》中的整体思路来判断,他的所谓＂文学自觉＂是指汉末魏初以来对于文学价值的发现与承认,是文学价值观念的自觉;其判断依据则为汉末魏初诗文论的重心由道德教化向文学自身的转移。当代学界对于＂文学自觉说＂的重新审视,必须摆脱因为误解了铃木虎雄而造成的本不应存在的影响。     

从政治觉醒走向文学反思——关于1980年前后当代文学的历史重释

1980年前后,主流政治文化成为构成这一时期文学生产语境的最重要的元素,也是各种文学现象和作品生成的主要驱动力量。所谓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是事同一体的文学现象,只是由于后设的理论研究需要,才把一个统一的文学现象分割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事实上,它们都是以政治理性回顾、反思历史左倾错误,以之探讨新的社会发展可能和文学发展可能。     

中国文艺“反修”时期对苏联文学的“逆反式”接受

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文艺＂反修＂,当时翻译出版的供批判用的苏联文学作品,主要有三种类型。中国当时组织的对＂苏修文艺＂作品的批判有四方面问题。由此可以获得两点启发,即：1.文学批评不能全盘附庸于政治;2.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不会被意识形态分歧和政治偏见所湮没。     

政治文学论

所谓＂政治文学＂,就是反映与政治相关的生活,表达作者的政治意向,或参与政治斗争的文学,其核心就是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它包括两种：一是政治倾向文学;二是政治斗争文学。中、西方政治倾向文学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而中国和苏联的政治斗争文学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政治文学具有它特殊的美学意义,当然也有审美上的缺陷。     

海外华人文学与“承认的政治”

在为少数或弱势群体争取文化和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在构建一种更加宽容多元的文化结构中，“承认的政治”和“少数话语”两种理论立场和论述策略存在对话、互补和辩证的空间。对于弱势／少数族裔文学而言，认同与承认无疑是一场永恒持续的奋斗。实现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之间真正的宽容、多元、平等和相互承认，人文知识分子需要更积极的文化参与和政治参与，需要进行不断的“文化抗争”和“文化协商”。海外华人文学的历史即是一部华裔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展开“文化抗争”和“文化协商”的发展史。     

谈周作人对“载道文学”的批判

在周作人的文学理论体系中,＂言志＂与＂载道＂是一对核心概念。而且,对＂载道文学＂的批评是周作人20世纪30年代＂言志文学观＂的一项重要内容。该文分三部分展开论述：其一,对载道文学所维护的专制思想进行批判。质而言之,载道文学实际上就是为文化专制主义张目。其二,对载道文学所蕴含的＂政治作用＂的批评。过分相信和夸大＂文字有灵＂以及对于政治有大作用是载道文学的弊病。其三,反对模拟。周作人认为,封建专制是模拟之风久盛不衰的根源,其结果便是＂无定见＂。     

“翻译文学”研究

＂翻译文学＂研究是一门新学科,其本体认知和学科范畴属于新的研究领域。＂翻译文学＂是承载着异质文化特征,是植根于本土文化语境的文学形态学。重新审视＂翻译文学＂的批评性研究,提出＂翻译文学＂研究已基本形成学界普遍承认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模式,但也存在分歧和争论。     

民族文学入史与“新国学”建构

在＂新国学＂视域中审视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民族文学入史也是个＂新国学＂建构的重要学术命题,但迄今在某些关键环节包括相关的学术实践仍存在着较多问题,其中,＂民族文学＂概念问题、全国性文学史忽视民族文学问题及＂新国学＂建构与民族文学教育问题格外值得我们关注,本文在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具有针对性讨论的基础上,从对策性思考角度提出了建议。     

“平吴之利,在获二俊”—张华何以如此激赏陆机

陆机北上入洛,得到张华的激赏,顺利的融入到洛阳贵族群体。那么,张华为什么如此激赏陆机兄弟？其原因有三,一是陆机玄妙的谈吐、不凡的仪容气度得到了张华的认同。这与西晋仕群体的品评风气有关。二是陆机的博学的旨趣、奇高的才情、典雅的诗文及预流式的文学观念,得到张华器重。这与张华的文学领袖身份和对文学命运的思考有关。三是张华政治上力主伐吴,陆机作为吴国的文士的代表、＂南金＂领袖被张华延引,增加了张华的政治砝码。这与张华的政治身份有关。     

东林党议视野下晚明文学的历史分期

晚明文学夹杂学术思潮,复杂而多变,故学界尚未有分期之论,然并非不可操作。万历二十年（1592）至天启四年（1624）,是性灵文学繁盛的时期。在王学与“狂禅”的影响下,湖北地区的公安派和竟陵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高举“性灵”大旗,倡导革新,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继而在东林党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压制下先后没落。天启五年（1625）至崇祯十七年（1644）,是社团文学繁盛的时期。伴随政治危机的加剧,东林党议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原本士大夫之间利益的纷争,演化为东林党与阉党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突出反映在文学上,则是江南地区文人结社的勃兴,呈现出党社一体化的鲜明特点。     

严辑《全后魏文》考辨

严辑《全后魏文》是研究北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文献之一,但此书成于一人之手,编辑成书时的问题也很多,本文就其中的作者误考、作品重出以及录文阙讹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