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谐的路径探索——以齐贤“大调解”为例

绍兴县齐贤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在实践中探索建立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依托,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衔接联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较好地实现了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齐贤"大调解"在整合调解资源,创新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的调解机制,提高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等方面,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调解机制的构建带来很多有益启示.     

“互联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探讨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治理的实现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面临着治理主体弱化、治理内容复杂化、治理手段受限的困境。在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农村社会,基于“互联网+党建”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破解乡村治理困境,对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明确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内涵,其次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互联网+党建”的乡村治理机制和经验进行探讨,并进一步阐释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引领意义,最后提出凝聚治理力量、培养互联网思维、提升互联网应用能力和推进“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路径。     

我国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个案分析及其启示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能忽视农村的全面建设;分析和总结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个案,对其他地区具有借鉴作用.“枫桥经验”、“四个覆盖”工作模式和“法务前沿工程”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启示意义:一是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二是树立服务型政府管理理念;三是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四是提高农村法制化水平.     

“枫桥经验”对社会转型期犯罪控制的启示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纠纷主要是基于物质利益的矛盾,呈现出广泛性、暴力性、群体性的趋势;而政府和司法机关公信力不足,又严重影响干群关系。“枫桥经验”是以坚持群众路线为基础、坚持群防群治来控制犯罪的一种社会控制模式,且着眼于矛盾调解,与当前转型期处置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有内在的契合。借鉴“枫桥经验”,分析我国转型期社会纠纷的特点,可以理出当前我国犯罪控制的一般路径：以群众参与为基础,建立以人民调解制度为核心的预防体系,避免矛盾的扩大和纠纷的升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社会分配制度;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增进服务意识,提升司法公信力;加强普法教育,构建良好的社区法治氛围,为刑满释放人员创造回归社会的机会,开辟悔过自新的路径。     

“接近正义”视阈下我国大调解格局的制度构想

当审判程序从简单蒙昧走向复杂精密之后，诉讼制度在构建得日益文明的同时也暴露出其与生俱来的弊端，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开始越来越难兑换成司法正义，普通民众感到正义似乎愈加遥不可及。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调解制度修正诉讼制度的种种缺陷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理性选择。而在我国，努力构建社会调解、诉前调解与审前调解三者并驾齐驱，并以调审分离为运行模式的大调解格局，以满足人民群众“接近正义”的法律诉求，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与步骤。     

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的探索与启示——以“枫桥经验”的传承与创新为例

创立于20世纪六十年代的“枫桥经验”,经过近六十年的传承与发展,实现了由改造“四类分子”的样板——社会治安综合管理的典范——社会管理的范例——社会治理的典型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在不同历史时期,“枫桥经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基层治理领域攻坚克难、铸造辉煌的一个缩影。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不但传承了“枫桥经验”的优良传统,而且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推动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基层的创新和发展。     

“老底子”＋“新思维”试水民意“直通车”

在改革处于攻坚期深水区的当下,社会治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本着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长远目标,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在多年来群防群治经验的积累沉淀下,以“枫桥经验”为借鉴,结合本地特色,     

民族地区诉源治理研究——以凉山彝族“德古”为切入点

诉源治理是在坚持“枫桥经验”指导社会治理、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基础上的创制和发展的，其和平共处、团结协作、共融发展的价值取向本质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观具有统一性。凉山彝族地区的“德古”调解是少数民族中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解纷模式，虽然“德古”在凉山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不同阶段被赋予不同的时代特征，但“德古”作为地方治理资源所表现出来的弹性，决定了它是地方治理的稳定因素。“德古”纳入现代规则体系下统一管理的“德古+法律”模式，坚持了诉源治理事前预防与化解的宗旨，实现了诉源治理所追求的多方主体合作、一体化运行的秩序。由于诉源治理的主导力量恪守国家法，在相关配套不完善的条件下，该模式的运行出现瓶颈。应重视民族互嵌型格局的构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出发点，探索当前民族地区诉源治理不断推进的法治化路径。     

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中法院调解的定位

司法调解、法院调解和诉讼调解既是相同的,也是有区别的,狭义的法院调解是以法院调解书结案的调解,具有法院审判同等效力.我国建立了以大调解格局为特征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法院调解在此体系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而是重要的参与者,起到标杆的作用.法院调解更需要根据自身的定位进行规范,坚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建立审前强制调解和审中注重调解的结合制度;规范自愿与合法的原则;建立执行调解制度.法院调解只有规范,才能在大调解格局中位于醒目的位置,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农村社会工作与组织建设”笔谈——农村社会组织：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

农村社会工作及其组织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为此本刊特邀三名专家开展“农村社会工作与组织建设”笔谈。张云英认为农村社会组织在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必须形成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社会组织协同共治的农村社会管理新模式,以夯实农村民主管理的坚实基础,重建农村社区公共生活,推动农村公民社会发展。陈成文认为,现实农村社会善治必须强化农村社会组织建设,推进农村社会工作职业化。他在分析了农村社会管理的难点及社会组织在人口、社会治安、利益诉求以及特殊人群管理方面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农村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建设、提高农村社会工作队伍专业化水准、优化农村社会工作者的成长环境等若干设想。李斌针对新农合制度执行过程中的“报销”导向和医疗机构之间的功能混乱,认为要使新农合制度更具有效率,必须建立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以乡镇卫生院为骨干、以村级医疗为基础的三级医疗辐射网络,在市场机制和政府扶助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使村级医疗更便民、乡镇卫生院更利民,县医院更能解困。     

关于"中心论"与"核心论"的哲学思考

从哲学层面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为“核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核心论是对中心论的发展和超越。中心论方式下的发展,是粗放式、外延式的发展,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天人关系及人我关系的日益紧张。核心论方式下的发展,是内涵式、集约化的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发展的结果是让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更加和谐的状态。因此,就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言,用核心论统领中心论,用人的全面发展统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已是摆在我们面前唯一正确的抉择。     

浅析《诗经》“之”字用法

《诗经》里“之”字用法比较复杂,本文从词性和句法功能上对其进行了探讨。     

"觉"而未"醒":解读小说《觉醒》中的"觉醒"

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于1899年创作的小说《觉醒》通过描述女主人公艾德娜.庞蒂利埃的几个层面的“觉醒”,努力塑造了一位要求个人自由、敢于表达实现自身价值的愿望、敢于表达女性自我意识的“新女性”。然而,艾德娜的这些顿悟只能被看作是一种勇敢却痛苦的历程,远没有达到“醒”的目标。在寻求女性独立人格的过程中,她的许多梦想一个个地破灭,让她认识到,作为一位女性,现实中许多事情都超越了自己能够掌握的界限,她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她自己,最终迫使她彻底放弃自己的所求。作为一个创作和思想观念均先于时代的“新女性作家”,凯特.肖邦错误地选择了《觉醒》创作主题的时机,她的关于女性主体意识的探究是她同时代的人们无法给出满意答案的,也是她自己无法获得答案的。     

略论《英汉大词典》及其《补编》中的文化信息

本文通过对《英汉大词典》及其《补编》的观察,从收词、释义、例证、习语、词（语）源、文化注释、附录等方面讨论该词典文化信息的体现以及存在的不足。     

“现代主义”的莎士比亚

文学的创作首先是继承,然后才是发展。许多西方学者经过研究证实,莎士比亚的文学创作中有着许多现代主义成分:意识流、异化、荒诞、意象、黑色幽默等艺术创作手法,莎剧的现代性进一步证明了莎士比亚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别样"的呐喊--重读《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的译作《默》和《谩》

安特莱夫的短篇小说<默>和<谩>作为<域外小说集>中鲁迅亲自翻译的为数不多的作品,是鲁迅留日时期借"异域的文术新宗"来改造国民灵魂所发出的一声呐喊,体现着鲁迅"为人生"的文艺思想和与其理解的文学本质相适应的创作方法和风格--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合.     

也说“吧”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基本词汇不断扩大，一般词汇不断更新，新词层出不穷。在新词语中“吧”一词自出现以后，经受住了语言发展演变的考验，不断丰富其内涵，变成一个使用频率高而且极具有鲜明时代特性的代表词。     

《逻辑哲学论》中“死亡”概念的语言分析

《逻辑哲学伦》是维特根斯坦最重要的著作,内容包罗万象,是基于现代逻辑方法进行论述的,包括他对"死亡"概念的阐述与分析。利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尝试对"死亡"概念的诠释,并得出以下结论:(1)"死亡"的对立面就是"生活,生存的状态"。"死亡"意味着个体生活世界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里面终止,而整个"逻辑可能世界"并不因此而改变,只是消长;(2)"死亡"和"生活世界"属于不同的世界,人不能体验"死亡";(3)"生活世界"在个体那里是无限的;(4)对于"死亡的灵魂"与"在世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只能站在这个世界的外面来理解,但是不可能。     

论《左传》人物叙述的"显"与"隐"

《左传》中载录的人物数量很多,且类型各异.但编者对这些人物并非一视同仁,而是呈现出多元的形态.其中有几处做法值得特别关注,即显性人物的隐性处理和隐性人物的显性呈现.显性人物是指那些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且地位显赫者,隐性人物是指那些历史上并不存在或者名位不显者.显性呈现,是指人物的事迹得到了详尽的记录;隐性处理,是指人物的事迹被有意地删减或者隐瞒.《左传》人物或"显"或"隐"的呈现,虽然没有虚构事实,但却改变了事件的形态,因而体现出鲜明的主观色彩,这是编者刻意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使人物个性突出,事件倾向性明显,这正是《左传》是解经之传而非史书的明证.     

《圣经》中的法律思想

《圣经》视法律为智慧和正义,并崇尚法治。它重视审判,视审判为神圣,坚持证据(包括誓言)、公正、严禁假见证、个人责任等审判原则,并反对自己审判自己的案件。《圣经》中的立约现象,体现了诚实、正义、有约必践、权力约定等法律观念。《圣经.新约》则表露了它在法律方面的自然法思想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