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没人管”

“2006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之一的姜德志，接受《检察日报》专访时分析贪官的共性，披露了一个“制度因素”。他认为官员贪污腐败固然有主观因素，但制度因素不能忽视。权力过分集中，又失去有效监督，使一些握有重权的官员贪欲高度膨胀。他列举出几个例子——慕绥新说：“我当了市长以后，没人管，成了党内个体户，如果有人经常管我，不至于走到今天。”成克杰竟然能号称“壮王”。广西南宁一块黄金地段本来已有规划，他一句话就能改变。光这个工程，他就收贿2000万元。王怀忠在任阜阳地委书记时，就把自己视为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他说，按阜阳1300万人口计算，他就是世界上第58位总统，并称“阜阳是我王家的天下”等等。     

适用利益衡量的具体原则

利益衡量是弥补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缝隙、填补法律漏洞的重要方法，是现代法官应当具备的基本司法技能。只有在法律上具有价值的多个利益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且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模糊不清时，才能适用利益衡量判案。法官进行利益衡量时，需要注意利益衡量的界限问题，应当坚持遵循法律制度原则、符合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原则、约束法官原则。     

唐朝“高考”的白卷壮元

唐玄宗天宝二年，“高考”时发生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当时，玄宗把朝政大权都交给了宰相李林甫。除了当宰相，李林甫还主管吏部，人事进退操于己手。这也难怪，宰相是皇帝的副手，吏部则主管官员进退的人事权，要想权倾朝野，两手都得抓，两手都要硬。李林甫一代奸相，这个道理不可能不懂。     

清代的制度性腐败

皇权下的官员很容易产生腐败冲动，因为他们的官帽是皇帝赐予的，而非百姓施予，自然不必在乎百姓的感受。但公道地说，封建时代官员的腐败，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个人的贪婪，但更多的是当时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     

古代重视“科学发展”那些事

提起古代官员职责，很多人会想到一是收税，二是断案，似乎跟“科学发展”不沾边，其实不然，古代不少官员甚至皇帝也重视“科学发展”，空口无凭，请看凭证。     

皇帝行贿也疯狂

在我们看来，“行贿”这个贬义词一般是指下对上、低对高的一种贿赂，并且为人所不齿。皇帝高高在上，集权力和财富于一身。不愁吃，不愁穿，合法老婆成百上千，有必要腆着脸皮去行贿么？难道皇帝也有力所不及的时候？     

假如他们不当皇帝

中国封建时代的皇帝,乃一国之君,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荣耀。他们的治国能力,决定着他统治下的王朝的命运,同时也决定着他们个人的命运。但除非改朝换代,封建帝王都是世袭登基,登基者未必就一定具有治国之能,而当皇帝也未必就是他们的爱好和追求。纵观中国历朝封建帝王,能把个人嗜好发展到极致但却治国无能者并不少见。而这些治国无能的皇帝结局大都很悲惨,不光祸国殃民,有的甚至丢了卿卿性命。     

全球化下实践中美劳动者的共同权益——中美劳动者及其组织比较背景下的美国劳动法律的借鉴意义

中美劳动者及其组织比较 中国法律保护劳动者实施集体代表性的权力。如果这些权力切实得以实践，中国劳动者的境遇就会与美国劳动者大不相同。美国有劳动法和雇佣法之分。劳动法涉及集体权利，而雇佣法处理个别劳动关系。这也是在谈到劳动法时，中美两国存在的一个概念性的不同。     

出风头亲王胡盘算馈金帛总统倒逢迎

清朝时期，盟旗制度下的蒙古王公扎萨克，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世袭封建领主的权力和地位。这些被称为“外藩王公世爵”的蒙古王公贵族，在政治、经济上均受到清廷十分优厚的待遇。清代的年班制就是这种优厚待遇的表现形式之一，即让所有蒙古王公分批于每年的旧历新年入京觐见皇帝，参加御宴，受领赏赉。除此之外，还有部分王公及其子弟常年驻京，在宫廷“入直当差”，有的还受任例由清室亲贵充任的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及八旗都统等显赫职官。这些官职虽然并无多少实际的军政权力，但品秩崇高，并能经常出入宫廷、接近皇帝。     

朱元璋与贪官死囚的对话

朱元璋劝导官员们下决心遏制自己的贪念，未必有多少成效，但这种正面教育的话还是要讲的。朱元璋对官员教育在先，若教育无效，一定要贪，便绳之以法。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员，朱元璋毫不留情，严惩不贷。     

陈安德：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交官

1649年，南明永历皇帝在清军向西南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定派使节向罗马教宗求援，西洋在华传教士日头弥格被委派为全权特使。为了使欧洲更为直观地了解南明朝廷，司礼太监庞无寿特命年轻官员陈安德携带永历皇帝的亲笔信函与卜弥格同行，陈安德遂成为第一个赴欧洲的“中国外交官”。     

“官本位”意识背后是现实利益

转型期的中国,需要政府集中起必要的权力,强化政府的权威,但这样一来,在客观上使得官员的权力过大,含金量过高,从而助长官本位现象抬头。     

戏说皇帝与县名

戏说皇帝与县名杨春华皇帝自号天子，哪怕再昏庸无能，也没有一个不奢望自已万万年坐江山的。于是，挖空心思打主意，甚至连取个县名也要要心眼。孰料历史无情，到头来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在湖南众多的县名中，有不少是与历代的皇帝相关的。先说以封侯而取县名...     

三种行为模式的法官镜像——以《包待制智赚灰阑记》为例

包公戏作为元代公案题材的典型，构成了元杂剧中一个特殊的类别。文中从《包待制智赚灰阑记》入手，力图通过判案能力和道德素养两方面的比对来分析剧中三位审判官的行为模式，从而揭示出元代特有的法律人文情怀。     

阻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实施的原因分析

官员贪腐在中国是一个十分严峻亟待解决的问题。官员申报制度被人们称作反腐利器，在民间呼声很高。人民希望通过公开官员财产达到抑制腐败的作用。但在法律层面上这项制度却始终难产。民间反腐斗士韩德云至今年第八次向人大建议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得到的答复仍然是时机不成熟。这项制度制度为什么会如此受人民欢迎。又为什么始终受上级领导阶层摒弃？且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存在怎样的困难？本文从官员财产申报的法理基础进行分析。得出阻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深层次原因，希望对促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有作用。     

论控权与政府责任

行政权的行使关系着人民的切身利益,若对其不加以控制,就难以实现依法行政。本文介绍了西方学者有关权力控制的论述,分析了在我国加强行政权监控的必要性,认为使权力从属于法律是控权之真谛,在我国要控制行政权力的异化和滥用,明确政府责任也是必不可少的。     

“绳赃吏重法”——宋太祖以法治吏浅谈

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为改变五代时期官吏恣意用法、法制破坏的现象,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改变建国之初多重法令并行的局面,修订《宋刑统》,为官吏判案提供健全的法律条文,且下诏要求各级官吏严格依律行事,保证法律能够有效的推行;二是严厉惩罚不法的官吏,且着重于对贪官污吏的整治,同时,奖励对违法官员的奖励,使官吏不敢任意枉法。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百姓生活、生产的恢复,改变了五代以来的混乱局面,这对于稳固新生政权有着非凡的意义。     

过年送礼的商机与仕运

春节是中国人的大日子。过去，一过就是半个月，正月里从初一到十五，都是过年。有地方兴致高的，整个正月都算是过年，吃喝玩乐整30天。正月初一过去叫元旦，一大早皇帝大宴群臣，然后放假一月，让官员们好好歇着。官员们这一个月的吃喝玩乐，基本上取决于送礼。     

政府输出必须是正能量

为人民服务，是对人民政府的根本要求。政府要通过激发正能量的措施，使政府权力的行使在阳光下运行，引导其官员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中。并通过制度规范职业行为，培养整个社会成员良好的道德习惯，使正能量成为社会的一种美德、一种品格和一种风尚。     

警惕官员出书背后的“优雅式腐败”

当今社会,奇怪的事情很多,官场"出书热"就是其中的一桩。官员出书的权力老百姓不容置疑,但官员身份特殊,不同于一般的文人墨客,一言一行代表着政府形象,出书还是谨慎一点为好。其实,揭开出书背后的谜团,隐藏着的一种玄机很多人都能看出来。一些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