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宗、商业与清中后期徽州墓祠的“再发明”——以婺源汪氏湖山墓祠为例

墓祠及墓祠祭祖是认识宗族制度的一个关键，学界一般认为其在明嘉靖年间随宗祠的普遍化而整体走向衰落，而婺源汪氏湖山墓祠的案例表明，大体于清中后期徽州出现了墓祠复兴的现象。汪氏湖山墓祠的形成既是婺源汪氏元明以来频繁联宗活动的承续，也是清中后期新兴婺源商人宗派主动因应国家“联宗祠禁”、与族内其他商人宗派及仕宦宗派进行合作的结果。湖山墓祠实质上是一座新兴婺商主导的联宗祠，从祭祀仪式、参与方式、管理模式、运营原则等方面都体现出减少联宗成本、扩大联宗范围的意图。从湖山墓祠的案例可见，明清以来宗族制度的构造是持续的、因时因地制宜的，宗族在适应国家政治变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传统的发明”实现了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的再结合。     

出土简牍所见“祭祀”与“祷祠”

传世文献中,关于祭、祀、祷、祠、祭祀、祷祠等用语和礼法,都有明确规定。祭祀是正祭,为四时常祭;而祷祠则是"非常之祭",即散祭,是因事起祭的临时行为。祭祀的规格高于祷祠。祷是为了解除灾难,它在祠之前举行,而祠则在得偿所愿之后举行,是对祷的还愿之祭。楚简所见的宗教活动中,有固定的"祭祀"行为,而不仅仅只有"祷祠"。楚简中的"内斋"和"野斋",与儒家祭礼中的"致斋"和"散斋"可以对应。所以,将楚地出土的这类简牍命名为"卜筮祭祷简"比较合适。通过楚简、秦简和汉简中关于祭祀、祷祠的用词频率统计,可以分析出,秦人的"祠"就是礼制中的祭祀。此前学者将秦人的"祠"与"祭"对立起来,并由之引申出秦人重实用、重政治,楚人重巫鬼、重祭祀的结论,并无根据。     

清代荆州城市祭祀空间考察

清代荆州城市祭祀分为官方祭祀和民间祭祀。清代官方对祭祀背后所承载的神灵认同十分重视。在政治的场域中,祭祀空间主要开展以祭天地、祭历代帝王为主的祭祀活动;在城市生活的场域中,民间庙宇和祭祠是民众的主要祭祀场所。     

乡村地区社会空间建构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以祠神祭祀空间“旗冶的演成为中心

祠神祭祀空间结构的考察是理解乡村社会空间建构的一个重要途径。 田野访谈、地方民间 文献(碑刻、科仪书)及正史资料的系统剖析,呈现了以龙王神崇祀为中心的社会空间“旗冶的演成轨迹: 它最初源自明代边防军屯中的“旗甲冶,属于“军事型冶国家基层区划,继而又在“清初改制冶中变身为具有特殊政治经济功能的“民里化冶基层行政区划,延至民国则在保甲制度推行中被取缔了作为国家基层行政区划的身份,从此成为纯粹的祠神祭祀空间。 围绕这一嬗变历程的讨论与以往证实的明清以降祠神祭祀空间多源于明初建立的基层组织“里社冶系统的研究结论形成了对比,揭示了长时间段历史进程中乡村社会空间建构对国家军事型区划的继承事实及相关之变动,启示我们要更好地理解西北境内地域社会以祠神为中心的祭祀圈社会空间建构,既需要在动态的、长时间段的疆域史视域中特别重视国家制度因素的潜在性影响,同时也要关注国家制度与地方性、民间性因素作用关系的历史呈现与变迁。     

明代地方庙学中的乡贤祠与名宦祠

明代的乡贤祠、名宦祠在继承前朝之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二祠得以全面普及化和制度化,并与庙学紧密结合。乡贤祠与名宦祠是由国家、地方与民间三者共同构建,虽然出现冒滥之弊,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祭祀乡贤、名宦具有崇德报功、教化民众的社会意义。     

明代毁"淫祠"现象浅析

在明代,伴随着佛道两教与其他宗教的日益兴盛,私建的寺观祠廊逐渐增多,对国家财政、社会控制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日益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进行毁"淫祠"活动以遏制私建、私祭之风,解决"淫祠"的存在与兴盛引起的各种问题.毁"淫祠"活动在弘治到万历前期达到高潮,是明代统治者改革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一过程中,地方官员扮演了毁"淫祠"活动的积极建议与实施者的角色.     

扬州古民居福祠装饰艺术赏析

作为扬州古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的一个独特地域性符号,福祠因其祭祀性、主人身份地位的标志性、建筑空间的视觉引导性及砖刻的艺术性等特质而占有重要地位。扬州古民居福祠总体上依据中国传统建筑立面装饰形式,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三段式装饰。在装饰纹样的选用上,传统吉祥纹样与祭祀纹样和谐共存是福祠装饰艺术的一大特色。福祠与宅园合一的整体布局一道,彰显出扬派建筑的质朴与从容,具有中国传统设计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极高的地域审美文化价值,是不可多得的古代建筑装饰艺术样本。诠释扬州古民居福祠装饰艺术对中国当代设计的语意表达及扬州古民居保护和修缮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神圣与世俗的交汇：作为媒介的圣贤祠

祭祀礼仪是中国古代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圣贤祠是用于祭祀圣贤的建筑物,在传统社会“庙学合一”的教育制度下,与教学空间共同组合构成了学校建筑的基本形态。作为物质性的空间媒介,圣贤祠在教化实践中并不仅仅扮演着“工具性”或是“空介质”的角色,而是作为具有“能动性”的媒介参与进了教化实践活动的行动者网络之中。圣贤祠以其作为视觉媒介的“可见性”“观看者解读”等特性以及作为房屋媒介拥有“准入机制”和“地方性”、“邻近性”等特性,影响甚至形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教化实践本身。     

唐代北岳祭祀析论

唐代北岳实为共享的仪式空间,其祭祀涵括官方祭祀与民间祭祀两个层面。具体而论,国家祀典中自开元礼五岳常祀成为定制后,北岳常祀代有举行,同时,官方祭祀还与祈雨、祈晴仪式密切相关,其中暗含政治控制和邦国经纬之意。而北岳祭祀凸显的捍御边防之诉求,与北岳所处地理位置之重要性密不可分,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四岳祭祀的特征之一。相较而言,民间北岳祠祭延展为多种样态,其崇祀神灵的主要动机亦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其规模有时并非一般,可以由此反观此类民间祭祀的活跃程度。     

灵渠“四贤信仰”研究

在灵渠运河两千两百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其水利工程不断发展与完善,其附属建筑祠庙也在不断修建。在灵渠运河流域众多祠庙中,纪念对灵渠工程具有重大贡献历史人物的"四贤祠"是独具灵渠信仰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四贤"祭祀在灵渠运河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四贤祠"是灵渠运河维修与持续发挥功用所产生的,对"四贤"的祭祀属于民间信仰的一种。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祭祀黄帝陵的文化认同与政治分歧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通过清明节到黄帝陵扫墓、祭祀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仪式，对于增进民族文化认同、提振民族自信心、凝聚抗日救亡力量，发挥着积极的社会作用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持的连续9次清明祭祀活动中，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仅参加3次，其身份为“从祭”“陪祭”,国统区官方新闻只字不提。文化仪式的背后，是国共两党政治分歧的严重撕裂与政党属性的巨大差异。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没有妥善化解分歧，消除差异；而共产党则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求同存异，善于在把握大势大局中求生存，谋发展。     

宋明地方志与南昌地区许逊信仰的变迁

在今江西南昌地区许逊信仰的历史变迁中,道教内外人士都对许逊形象进行过多重塑造,使其兼具道教与民间祠神的色彩。其间,除了《道藏》材料,宋明地方志起到独特作用。一方面,宋明方志在与许逊相关记载方面表现出的序列变化,与唐宋以来道教人士对许逊形象的重塑以及宋元净明道的发展同步;另一方面,由于唐宋时期的《图经》成为地方神祇进入祀典、走向合法化的重要载体,地方志又以儒家传统经典为收纳祠神的标准,这些影响到了明代南昌地区许逊形象的转变。通过明代地方志的再次塑造,许逊从一位斩蛟水神、道教真君、净明道祖师进而演变为一位符合儒家祭祀经典要求、有功于地方社会的福主,进入地方祀典。     

斯文在兹,教化之要——论文庙的历史沿革、功能梳辨及复兴之思

我国文庙始建于孔子逝世后的第二年,这就是文庙之雏形。秦之后的历代帝王和地方政府都通过兴建文庙祭祀孔子来推崇儒术,并逐渐形成"庙学合一"的制度,文庙之建筑结构也逐步呈现出"祠学璧合""左庙右学""前庙后学"等的格局。作为国家价值导向下的教育的具体空间形式,文庙具有政治教化、文化传承、信仰认同、精神激励和教育教学等功能。就目前文庙的开发利用情况来看,大多数只被当作旅游景点进行营利活动,但文庙不能仅仅作为旅游景点进行修缮开发,而应当根植于其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与功利气息浓厚的商业运作区别开来,注重发挥其精神教化的功能,唯有如此才能使文庙真正走上复兴之路。文庙学研究因此而日显其重。     

广州五羊传说与五仙观考论——汉晋迄宋岭南道教的微观考察

五羊衔谷传说在汉晋时期已有流传,降至南朝刘宋,五羊传说增加了道教色彩,一变而为五仙五羊传说。入唐之后,此说影响日广,广州遂有五羊城之名。中唐时期,五仙且以广州城隍神的形象出现并受到祭祀。及至南汉,基于五仙五羊传说而肇创五仙观,建祠立祀。北宋续有迁徙、重建,见诸珉石,由此可略窥守土之官"事神治民"的施政理念。凡此皆折射出道教与地方文化传统的融合与历史变迁。     

“孔庙世界”的存在本质

基于“孔庙世界”在根源的提问下成为一个学术上可以展开的议题,从孔子“祭如在”出发,通过诠释周濂溪、朱熹、黄干等对于孔庙与乡祠中祭祀先圣先贤的追问,认为对古圣先贤所书写的文本典籍的阅读,与圣贤在精神上“相通”,通过在孔庙、乡祠内对先儒圣贤牌位、画像或塑像的祭祀,用“道统”超越“血缘祭祀”的局限,实现与先圣先贤在“气”的“相感”。“孔庙世界”中的“祭如在”是将先圣先贤模仿为生者进行“致敬”“致孝”,将先圣与后学“共在”于“共在世界”。     

秦汉风俗与"祀典"及其民间信仰演变——以宁夏固原历史经历与民间信仰变迁为例

祭祀风俗与民间信仰,是宗教与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宁夏固原地处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西域中亚文化的碰撞交融地带,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地域文化积淀深厚.传统典籍记载了早期固原祭祀与民俗文化的经历和表现形式,包括秦汉风俗文化对历代的影响;国家层面上的祭祀载体是朝那湫渊祠和六盘山;地方宗教文化的变迁,体现在龙王信仰与民间宗教信仰的传承;当代意义上的东岳山、须弥山宗教文化活动,是民间宗教文化变迁的缩影.     

南宋书院与祠官关系的文化考察

南宋祠官寄居书院讲学或兼任书院山长,是宋代士大夫文化值得关注的现象。祠官寄居书院讲学兼任书院山长,透露出书院私学精神与官学制度的结合与矛盾,也反映了南宋士大夫在政治之外对经世之志和生命意义的另一种实践与诠释。     

汉代祭祀乐舞体现的"顺阴阳"思想

儒家思想在汉代的影响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作为国家礼乐思想的体现者,汉代国家祭祀乐舞可以反映儒学对汉统治思想影响的进程。儒学提倡的“顺阴阳助教化”的思想理念在汉代祭祀乐舞的某些具体篇章中有体现。汉初宗庙乐舞《四时》的出现完成了先汉时期“阴阳五行”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转变。五郊迎气乐舞的完善说明新的世界观的形成。而灵星祠舞的重新解说,代表着儒家思想对汉代国家祭祀的重新整合,代表着“顺阴阳”观念成为汉国家政治最高指导思想。     

汉代统治阶层对民间信仰的限制和引导

汉代民间的鬼神祭祀并非单纯地以祈福禳灾为目的,它还包含有以祝诅等巫术伤害他人,被伤害者甚至有可能是最高统治阶层。祭祀中害人巫术的存在,无疑会对社会治安、统治阶层本身乃至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面对这样的挑战,汉代的统治阶层设立严刑峻法、设置祠祝官进行抵御;而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将先秦以来限制祭祀规模的传统理念用于现实政治,致力于革新鬼神观念、宣扬"淫祀无福",试图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引导。     

地方认知与国家意志的互动:明代以降乡贤推举和祭祀研究

历史上的乡贤对地方贡献很大,是地方认知的代表.通过入祀乡贤祠的推举和核准过程,国家将这种地方认知归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对乡贤的祭祀和宣扬,国家又将国家意志以地方认知的形式表达出来,使国家意志得以普遍宣扬、传播,实现了国家意志向民间的渗透,达到了地方认知与国家意志的良好互动.申报的过程是对乡贤美化的过程;入祠祭祀的过程,是对乡贤神化的过程.乡贤不但为地方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也是地方官员与当地士绅融洽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