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御前乐舞机构“宜春院”考述

唐玄宗时期的"宜春院"为御前乐舞机构之一,其乐伎全为女性,主要伎艺为歌唱与舞蹈,是宫廷(即国家层面)燕飨娱乐性乐舞的最高水平。但其相关史料却零散而不成系统。通过耙梳、排比唐史载籍,方能对其有比较完整的了解:"宜春院"始于唐玄宗即位之初,隶属于宫廷乐舞机构"教坊"系统(由宦官首领充任的"教坊使"掌管),而非太常系统乐舞机构;"宜春院"女伎(内人)选自宫外左、右教坊和地方州县"太常音声人"之伎艺杰出者;其个人待遇,因伎艺水平高下而有明显差别;"宜春院"的存续时间与唐玄宗朝相始终,因"安史之乱"爆发而戛然"休止"。     

日本藏南宋遗民诗人严子安“和唐诗”辑考

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万里集九《晓风集》抄卷,参照内阁文库本《三体幻云抄》,可辑得严予安“和《三体唐诗》绝句”一百六十一首,比照相关文献可考知严子安可能是南宋遗民诗人,其身份近似汪元量.他以和唐诗的方式表达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些诗在传世文献中多已散佚,长期不为人知.从新辑出的诗作看,流行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各类“三体唐诗”抄卷的文献价值值得关注.自宋以来就有“和唐”之事,但和写整部唐诗选本是《三体唐诗》一书流传之后的事.这既证明《三体唐诗》一书影响甚大,也反映出“和唐”“拟唐”在元已成一时风气.这是当时习诗者的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解诗方式与抒情方式.这一风气推动了以选本为中心的唐诗经典系列的形成,强化了人们关于唐诗的经典意识.     

《南诏奉圣乐》的象征意义及文化阐释

《南诏奉圣乐》是唐贞元年间南诏国王异牟寻进献给唐王朝的一出乐舞剧。乐舞剧中包含了许多象征符号。这些象征符号是现实生活中南诏“供奉唐朝”、“誓为汉臣”、“永不离贰”的心愿表达。《南诏奉圣乐》的进京演出,和当时南诏归唐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因此,对《南诏奉圣乐》的历史背景和其中所包含的文化象征的解读是正确理解《南诏奉圣乐》深层意义的关键。     

唐以前“吐蕃”问题初探

<正> 在唐代的历史上,我国西藏地区出现了一个以松赞干布为“赞普”(首领),以“逻些”(拉萨)为中心的少数民族地方王国,汉文史料称其为“吐蕃”。近代以来,人们缅怀对促进汉、藏两大民族的团结而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唐文成公主,对她的事绩作了很多介绍,所以“吐蕃”这个名字,对于我国人民来说,并不陌生。即是国外,近年来由于藏学和东方学研究的热潮,也有许多人知道它的名字。对于这个“吐蕃”的早期情况,笔者援引汉、藏两种文字史料,曾在《藏人南来说辩伪》一文中作过介绍。前不久,我们又通过《“吐蕃”词源及其名义问题重议》一文,对“吐蕃”一词的音、义作了讨论和考证,初步的结论是:     

“五言长城”原自诩

唐刘长卿诗“诗调雅畅,甚能炼饰”(《辛文房《唐才子传》),胡应麟在《诗薮》中评述“七言律以才藻论……中唐莫过文房(长卿字)”,而关于他与“五言长城”称号的公案,则向有歧说。 《唐才子传》说他被“权德舆称为‘五言长     

“大理寺正卿”辨正

近来见多人作文及编写之剧本中,有相沿袭用“大理寺正卿”者。其实,历史上的职官名称只有“大理寺卿”、“少卿”,从未见有“大理寺正卿”之说。《隋书·百官志》记载道:“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是为九寺。置卿、少卿、丞     

“造谊”与“造诣”——《辞源》修订琐记之一

汉荀悦《前汉纪·孝成纪》:“及至末俗,异端并生,诸子造谊以乱大伦,于是微言绝、群议缪焉。”(《四部丛刊》据无锡孙氏小渌天藏明刊本)造谊,有些工具书引作“造诣”,不可解。造谊,犹造义、造议,谓另创新义,此指诸子造“邪说”。清段玉裁以为“谊”、“义”古今字,周时作“谊”,汉作“义”。而“义”又是礼之“仪”的古字,周时作“义”,汉作“仪”。见《说文解字注》。邵瑛以为“谊”乃仁义之“义”的正字。今经典俱作“义”,少作“谊”者,惟隋唐古本多有之。并引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对《尚书》中“义”的解释加以证明。见《说文解字群经正字》。而徐灏则不同意段氏说,以为“谊”字从“宜”,而通作“义”,实因“义者宜也”之训而起,并非古字。见《说文解字     

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一段时间来,我常常为一些史籍和论著中有将粟特、康国、康居、俄粟特相互混称的现象而困扰,莫明这四者之间究竟何种关系。有人说:“汉代的康居就是随唐时代的康国,亦即粟特。”起初我接受了这一解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盛到不尽然。于是又重     

略论《唐律》的“中”、“平”性

《唐律》自问世以后,几乎受到了众口一致的褒评,其中赞誉最多的莫过于《唐徘》的“中”、“平”性了。元人柳赟称《唐律》“揆道得其中,乘之则过,除之即不及”薛允升亦称《唐律》“繁简得中,宽严亦俱得平,无可再有增减者矣”,他们把《唐律》视为完美无缺绝对“中”、“平”的法律。其实,绝对中平的法律是不存在的,《唐律》也不例外,它绝非是完美无缺的中平律,它只是相对于唐初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而言比较平允适中而矣。然而作为一部封建法典能做到如此程度,已是相当不易了。《唐律》的适中平允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史记》标点商榷一则

《史记·三王世家》:“丞相臣青翟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中华书局点校本将其点作:“丞相臣青翟、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我认为此种点法可商,“行御史大夫事”应上属,理由如下。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当时张汤为御史大夫,故上引语中“行御史大夫事”似为虚职,以示尊宠。“太常臣充”,《索隐》认为指赵充。遍查《史》、《汉》,未见载其有关事迹。是知赵充仅任太常,且非宠臣,恐难“行御史大夫事”。“太仆臣贺”指公孙贺。《汉书·公孙贺     

赵师渊与《通鉴纲目》

<正> 赵师渊(1150—1210),字几道,号讷斋,宋室后裔,南渡后定居浙江黄岩西街,乾道八年中进士,历任衢南、剑南、宁海军推官和温州通判、太常簿、司农太常丞等职。他曾与朱熹一道编撰《资治通鉴纲目》,为实际的撰写人。但《宋史·朱熹传》及其它史籍,包括近年出版的许多工具书,均云该书为朱熹所编,只有《辞源》载:“由其门人赵师渊助编而成。”     

从《传家十四戒》看船山的家庭道德观

<正> 王氏家谱较为完整的,现存两套,一套藏于湘西草堂附近的王船山后裔手中,一套藏于距湘西草堂一百里之遥的王介之后裔手中。两套家谱,均保留了王船山为其子孙写的《传家十四戒》,其手迹现藏湖南省博物馆。戒文虽短,但对研究船山的家庭道德观却很有价值。《传家十四戒》(下称“戒文”)全文如下: “勿作赘婿。勿以子女出继异姓及为僧道。     

“义人”与“圣人”:基于《圣经》与《道德经》的比较

《圣经》的“义人”和《道德经》中的“圣人”分别代表着基督教传统和中国道家传统的不同原则,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和人格特征.“义人”在《圣经》是信仰上帝、严格遵行上帝命令的人.而“圣人”在一般意义上是指才能道德智慧极高的人,是“德才兼备”的人.     

“商女”指张丽华

杜牧《泊秦准》是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注者对诗中“商女”一词,大都注为“歌女”,如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即注云“指酒家歌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编的《唐诗选》亦注云指“卖唱的歌女”。《文史知识》八四年第二期钟振振《商女=歌女?》一文,又别解为“商     

仿唐乐舞

《仿唐乐舞》是陕西省歌舞团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以可见史料为依据,进行学术上的研究和探索,在艺术上的再创造,再现了唐代乐舞之一斑。     

清华简《系年》与少暤“西迁”之谜

传世文献记载,少暤氏以鸟纪官,在东夷建立了“鸟”的王国;少皡主西方,为金天氏,是白帝之子,元典提供的信息已经无法解释少暤的身份之谜.清华简《系年》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真相.奄(商奄)是少暤的后裔.周初成王“践奄”,将其中一部奄人西迁到甘陕的汧渭之间,西迁的奄人就是赢秦的祖先.秦襄公始为诸侯,郊祀先祖少暤,称之为白帝.从此,少暤由东方民族的始祖神一跃成为西方的主宰神,即由东夷古帝演变成五行帝的西方白帝.     

《管家》中的“融合”主题探徽

玛丽莲·罗宾逊是美国最重要的当代作家之一,她1980年出版的小说处女作《管家》是一部文笔优美、思想深刻的作品.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融合”是该小说最为核心的主题.物质层面的“融合”展现了自然的宽容与和谐,同时使家的概念得以延伸;精神层面的“融合”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女性身份和生存方式.《管家》虽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身份,但作者并没有简单、狭隘地肯定一种女性身份而去否定另一种,“融合”这一主题揭示了作家对女性生存、人与自然相处等人类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陆文学交游考略

陆文学即“茶神”陆羽。《新唐书·隐逸传》云:“陆羽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上元初,更隐苕溪,自号桑苧翁,阖门著书……。诏拜太子文学,徙太常专太祝,不就职。贞元未,卒。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祀为茶神。”他的别号除“桑苧翁”外,《国史补》载他曾自称“竟陵子”,《上饶县志·寓贤》说他曾号“东岗子”(《唐才子传》同)。而《文苑英华》收有一篇《陆文学自传》,欧阳修在《集古录·跋》中认为该文乃出自陆羽手笔,可见他又曾以“陆文学” 自翊。     

明代建昌“渔人”族属考

本文认为,所谓“渔人”实际是指明代环邛海而居的南诏移徙的建昌“白蛮”后裔中以捕鱼为生的人。他们主要集中在今天的邛海沿岸“大小渔村”和“张摆村”等地,并以何、段、杨、李、张等大姓为代表。明人范守已将其单独作为一种民族载于《九夷考》是不足取的。“渔人”虽以何氏等大姓为代表,但凡不以捕鱼为业者,均应排斥在外。     

爱莲文化中的“君子”形象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儒学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君子”思想,在周敦颐《爱莲说》及其后裔江头洲的爱莲文化中,对“君子”形象进一步阐发与发扬光大.他们向往“君子”理想,践行“君子”人格,贯彻“君子”标准,家风流传,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