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影响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原因,历来认为是西方思想影响的结果,近年来又有人将视野转向中国文学,把现代文学视为近代文学的必然发展.这种思维的单向性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容易形成思维定势.现代文学是多元文化影响的结果与表现,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及西方思想影响密切相关,只有在多元文化视域中,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原因才能获得完整的显现.     

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的第一部曲

<正> 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见解,似乎认定“五四”文学革命所建构起的现代文学大厦是“全盘西化”的产物,是完全从西方文学系统中移植过来的;它是在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造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大断层。这种看法既不符合“五四”文学的实际,也不符合中国文学演变的历史逻辑。虽然“五四”文学革命中诞生的现代文学是以西方近现代文学作为借鉴和参照,但它并没有斩断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联系,也没有脱离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西文化交汇冲撞的背景下由传统文学转换出的新型文学,而这个转换则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新批评”及其在中国的“理论旅行”

从“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关系看,“新批评”的理论特点主要表现在文本观、语义观、修辞观和细读法上.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新批评”并未化中国,而是快速地被中国化.其原因在于“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同质性,也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及现实文化语境对外来文论的包容力与改造力.     

意义的分析、解码与传释——论现代文学书评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策略

作为一种随着现代传媒和报刊而兴起的独立批评文体,现代文学书评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较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品味“意味”,现代文学书评的价值追求则是分析“意义”。为了深入解码作品的意义,现代文学书评创造了融分析思维与“象思维”于一体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策略,对作品的整体意义进行诗意的描绘与周密的论证。整体而言,现代文学书评,在读者、作者和自我表达之间找到了平衡,找到了一条表达意义的融通之道,对现代文学批评写作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中国的思维模式与形成的非理性

从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万物本原是数,到后来的笛卡儿“我思故我在”奠定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础,到而后的黑格尔,康德就更不用说,把理念,绝对精神发挥到了极至。从而,西方形成了与中国的万物同构说引起的“非理性思维”。这种非理性思维与西方的理性思维最终形成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主客同一”和“主客二分”。而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的各个方面。而两者所形成的思维路径是: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     

论文题目:语言变革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一、博士论文摘要 本文主要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原因,也即主要从理论上研究中国文学如何从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关于语言的本质,本文既不完全赞成传统语言学的工具观,也不赞成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把语言本体论绝对化,而提出“语言道器”论,或者说“语言本质的二层面”论,即：语言不仅仅只是表达情感、交流思想的工具符号,同时还是世界观、思想、思维方式本身,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即工具的层面和思想的层面。语言来源于现实世界,但语言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具有自足性,构成一个独立的世界,不只是人影响语言…     

汉语新文学概念及其延展性的学理优势

汉语文学与汉语新文学概念具有明显的学术优势,主要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涵盖包括世界华文文学在内的所有汉语写作,避免国族概念的人为设限。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劣势主要在概念的延展性不强,不过,有关这一概念的延展性思维,如汉语新小说、汉语新散文、汉语新诗和汉语新剧的提出,可以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另一种有价值的思路。     

建构一座神性的“希腊小庙”——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个性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具有自己独特的批评个性。他提出“以小说代经典”的美学思想，旨在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神性的“希腊小庙”，同时不期然地与西方印象主义的批评理论暗合，联系沈从文从未接受过西方印象主义的客观事实来看，他的文学批评不免带上了“世界性”因素。     

论基督教文化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作为文化现象的基督教是在十七世纪传进中国来的,而基督教观念真正进入中国文学,或者说作为文学内涵的基督教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绩。基督教观念在近代渗透进中国的文化结构,遭到了政治、经济、道德、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阻挠。而它之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却伴随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现代作家的极大热情,并且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被用作反思传统文化,探寻理想人格的镜与灯,以及作家自身生存方式的自譬自喻。一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处在一大批知识分子和作家反思传统文化,寻求西方文化的文化背景上,他们纷纷指责传统文化和传统人格的种种弊端,在他们的观念里,显然是以西方文化的“民主”、“科学”精神作为参照系和部分地以基督教文化观念作为价值之镜的。陈独秀探讨了基督教在中国几百年而中国人没受到多大教益的原因:“恐怕还是吃教的人占多数”。他希望“我们应该抛弃旧信仰,另寻新信仰。新信仰是什么?就是耶     

中外古今怨恨体验之比较＊--兼论中国现代文学怨恨体验的独特性

中国古代文学的怨恨侧重个人心理发泄，而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是全民族全国民的心理体验，并具有反省忏悔意识。古希腊将爱恨看做推动世间万物发展变化的动因，基督教的爱恨具有宗教色彩，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爱恨并无宗教含义。与西方现代学者从道德、伦理、哲学等多角度怨恨的研究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主要视野是情感体验。与现代西方许多学者专注于怨恨本身理论的透视有别，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重点不在于理论思想探讨，而是人性深度剖析。     

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从思想层面上说 ,现代汉语是具有现代思想的语言体系。现代汉语在现代白话和现代思想两大原则上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原则并确立了其基本类型。现代汉语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层基础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品格可以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得到深刻的阐释     

从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看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民族精神,如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求是务实、爱国主义、宽容精神等。这些民族精神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推动着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及凝聚力,推进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解释学与解释学中国化

创建中国式的解释学逐渐成为国内和海外汉语哲学界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 2 0年来 ,学者们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本体诠释学”、“经典诠释学”、“中国解释学”等构想 ,对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途径与方法做了较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 ,中国解释学问题的提出首先面临的是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 ,它本质上折射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现实境遇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和学科门类的“中国解释学”是中西文化交流后的产物 ,今天所谓“中国解释学” ,乃是人们以某种取自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解读中国历史上非解释学的文本创造出来的。在此意义上 ,要厘清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解释学”和“解释学在中国”、“解释学中国化”的界限。     

中国梦与中国力量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力量主体是我国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其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生产力,从层次上可以分为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其外在表现形式体现为由硬实力与软实力构成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它是亿万人民群众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产生的合力。我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激发中国力量的不竭动力。     

美国语境里的中国文化:华裔文化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关系到如何界定异国文化中的中国文化问题。在美国的语境中,华裔所指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美国华裔文化,并非我们所认识的中国文化,其间的差异被想当然地忽略了。正因为如此,美国华裔作家所声称的身份认同往往与中国读者所理解的有很大的差异。讨论美国华裔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首先要确定美国华裔作者所指的中国文化的内涵,以及其间的差异所具有的意义。提出“美国华裔文化”的概念适可解决这一问题。     

从华文文学批评到华人文化诗学

有关华文文学理论研究的话题,本刊两年前曾刊发了刘登翰先生“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突围”等一组文章,其中两篇被《新华文摘》全文选登;本期发表的“华文文学学术空间的拓展”中的4篇文章,侧重对某些西方文论进入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可能性和限度进行探讨,意在表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以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把华文文学的理论研究引向深入。     

理据性:汉语语法的特点

寻求形式和意义的对应关系,与英、法、俄、日等多种语言对比,可以发现汉语语法的理据性、规则性特别强,表达很简洁。汉语词素变化少,音节也少,汉语数词都是单音节,变体少,是彻底的十进位,严格遵守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数词与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数字更接近。能愿动词前后加“不”与数学表达式一致。汉语模拟现实世界,人名、地名、日期时间、地址的写法,遵循范围原则比较彻底,与行款一致。动补结构的语义和语法顺序体现时间顺序原则。语义语法范畴体现理据性。汉语特别重视人际关系,有主观范畴,汉语动词可以划分出“对上动词”和“对下动词”。     

中国实践与中国理论的话语权

“话语权”表达的是在语言外壳背后,承载着的某个特定社会,具有特定经济政治地位的人们（社会集团）的实际权力（利、益）要求,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政治权力（利、益）,有确定的阶级内涵。“话语权”是由话语体系体现出来的。在当今世界普遍关注话语权的背景下,坚持用中国理论的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不断增强中国理论的话语权,把话语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这是党和国家向学术界、理论界提出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国学与当代中国文化

"国学"概念,始于清未.其从广义讲,是指中国的固有之学、传统之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从狭义讲,则专指与西方学术相对、能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及其特点的形上之学、文史之学.就传统知识内容而言,其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和经世之学;就所涉及的古代典籍来说,则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与融通,以及"新国学"观念的兴起,国学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对它的理解和诠释仍多有歧叉,所讲述的内容之界域、重点以及章节纲目等,差异不小,难有定规,并无所谓标准之国学.从当代中国文化的知识背景和时代特征来认识国学,除了要了解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外,还要把握中国学术史的变化,以思想观念为经,以时代嬗变之脉络为纬,弄清楚国学的发展历史、主要思潮以及核心的价值观念等,只有这样,才能够厘定国学在当代的地位与意义.     

论"以中释中"

"以西释中"的诠释范式不仅不能充分凸显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而且包含了贬抑乃至扭曲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因而是不合理的,其将西方现代文化看作是人类文化之"共法"的理论前提也是不能成立的。为适应"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所面临之共同困限"的时代要求,中国文化的基本诠释范式应当转向"以中释中"。为此,要在人类文化殊相之一的层面回归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均作为人类文化殊相之一而存在,并在人类文化之一般精神的统领下开展平等对话;要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要继续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要凸显"双向互动,层级累进"的方法意识,逐渐推进"以中释中"诠释范式的不断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