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修改的宪法学分析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第5条缺乏宪法依据,该条规定将造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方略之间的冲突,且和《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第4条之间的逻辑关系混乱。《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第22条不是"根据宪法"制定出来的,其性质不能被视为对现行宪法第100条的修改或者拓展性解释。《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中没有涉及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方面的内容,也没有明确国务院发布的决定、命令相较于其他类型法律规范的位阶关系,应该将它们纳入其中。     

公有制、物权法和物权平等保护原则——以《宪法》第12条第1款之解释为中心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物权平等保护原则是否合宪必须考察其与《宪法》第12条第1款的规定是否相抵触。对《宪法》第12条第1款进行文义解释,辅之于体系解释,并以法意解释加以佐证,可知在物权法中对国家、集体和私人享有的物权进行平等保护,既正确表达了民法的基本价值观念,又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并不违宪。     

保险诈骗罪适用中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实施保险诈骗行为的主体与《刑法》规定的保险诈骗罪的实行犯主体不一致时,不能一概否认其构成保险诈骗罪,如果相关活动已形成商业惯例,或者保险公司知情并且同意,行为人仍可构成保险诈骗罪。《刑法》第198条第4款关于本罪共犯范围的规定只是提示性条款。本罪未遂形态的判定,应采用实质客观说的观点。而对本罪罪数形态的判断,应根据《刑法》条文的不同规定以及牵连犯的处罚原则综合判定。     

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关系辨析——兼评“两高”对《刑法》第217条“复制发行”的司法解释

在刑法层面上,《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条文规定的“发行”行为与《刑法》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销售”行为的含义具有等同性,“复制发行”的应有含义为“复制且发行”。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刑法》第217条中“复制发行”的解释错误地理解了该词在刑法中的真实含义。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两者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前者处于特别法地位,后者处于一般法地位。     

论追诉时效的溯及力

刑法第88条的规定与1979年刑法的相关条文相比，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被告人的利益，同时，由于刑法第12条对新刑法生效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判断是否应当追诉，肯定了第四章第八节追诉时效的溯及力，如果被告人的行为符合第88条的规定，即使依照旧刑法，已经超过追诉时效的，也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禁止事后法的原则相违背，因而司法解释采取了二分法的解释，限制此条的适用范围。     

说说宪法

<正>什么是宪法?宪法是对国家最根本性的问题进行规定的法律规范,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在我国,宪法通常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和职权等内容。宪法与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的问题,它好比是国家的骨骼支架,有了它,国家才能以一个良好的姿态站立起来。而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是调整某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好比是国家的肌肉,肌肉越丰满,国家就越有序、越有活力。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具有最高权威性,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必须依据宪法,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制定和修改的程序也比其他法律更加严格。     

论《刑法》对公有、非公有经济的平等保护

目前我国《刑法》对公有、非公有经济的保护是不平等的。这种状况挫伤了非公有经济的积极性,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和我国《宪法》的原则规定。文章认为,完善刑事立法,纠正刑法对非公有经济保护的缺陷,将会发挥法律的独特作用,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论《刑法》条文中的判断特点

《刑法》有其自身的科学体系 ,其中每一条规定都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 ,各部分之间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 ,因此 ,要准确理解《刑法》的规定含义 ,离不开对《刑法》条文的理解 ,而《刑法》条文存在着与其他规定的关联性与逻辑结构的复杂性的特点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新问题释疑——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分析场域

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部分条文的理解需严格按照立法条文进行论理解释。《规定》对非法证据的范围认定应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在形式上限定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物证、书证五种,在实质要件上应把握非法证据之"非法性"体现于对公民宪法性基本权利的严重侵害。对《规定》第9条"所外讯问"的理解应恪守刑事诉讼法第116条的规定,将因客观原因进行合理解释的所外讯问理解为羁押前因客观原因不能及时送看守所的所外讯问,以及送看守所后在讯问室以外的所内讯问。坚持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2款的立法精神,《规定》第31条第3款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做了进一步完善,增加了控辩审三方发问的规定,是对当下自由证明向严格证明转化的最新理论的吸收,体现了当下立法和司法者对取证合法性问题的重视及对相关程序争点查明过程中的审慎态度。     

对我国《公务员法》第24条第1项之规定的探讨

对我国《公务员法》第24条第1项“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之规定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该规定与《宪法》《刑法》《立法法》等上位法存在抵触,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现阶段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不符合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原理,也不利于曾因各种原因而失足犯罪的人“回归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修改建议：“下列人员不得录用为公务员：（一）因犯罪受到刑事处罚正在服刑的;（二）服刑期满后尚没有过一定考验期限的……”一     

物权法怎样体现全面地遵循宪法?

自2005年7月《物权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并征求意见以来,各方面发表了许多意见,并出现了重大的争论。物权法像任何法律一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反映了一定经济基础的要求,同时又强有力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法律来说,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宪法,一切法律都要严格遵循宪法的规定。物权法当然也不例外。因此,“草案”是否全面地遵循宪法,这是首要问题,原则的问题。在我看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商榷、研究。第一,国有财产所有权由谁行使和怎样行使?宪法第二条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论《宪法》中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

《宪法》第9条规定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既不能解读为私人的所有权,也不能被解读为国家的财产性权利,加之《民法》《物权法》等私法并不能完全揭示其特殊性,因此《宪法》中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有了存在的基础和必要.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是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宣示,重在资格而非权利,在性质上属于公权.“全民所有”突出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公共属性,由此引出国家在自然资源领域的管理和保护职能.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法律制度构建应当区分产权制度和监管制度,区分自然性自然资源和人为性自然资源,在此基础上严格界定公权的存在界限和介入领域,以保证国家自然资源管理和保护义务得以履行.     

虚假诉讼刑法规制及其完善——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视角

针对日益严重的虚假诉讼,《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第三十三条对于虚假诉讼在刑事立法上予以规制。在《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出台之前,欲于此探讨虚假诉讼行为上升为刑事犯罪之立法理由,对虚假诉讼犯罪之条文进行分析,并通过分析虚假诉讼犯罪立法设置在罪状、法定刑方面存在的诸问题,提出虚假诉讼犯罪的立法完善建言。     

携带凶器抢夺定性问题探析

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表现为多种情况,并各自具有不同特征。其中有的应依抢劫罪定罪;有的应定抢夺罪;有的不构成犯罪。为使刑法条文符合客观实际,应对《刑法》第 267条第 2款进行修改。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之正当性与必要性探析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表述在我国刑法条文中仅出现一次,作为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补充规范,其与第96条所述"违反国家规定"并不是相同意义上的概念,两者并不冲突。将部门规章纳入此罪的前置法当中,既具有立法目的和体系地位上的正当性,也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尤其在大数据环境下,能够对相关犯罪给予严厉打击,更好地满足个人信息的保护需求。     

危害公共卫生犯罪的刑法规制———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330条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刑法条文吸收了《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下文简称《规定(一)》)以及《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中的有关内容.修订后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并不排斥修订前危害公共卫生犯罪的其他相关罪名的适用.在社会"非常状态"之下贯彻"宽严相济"但总体上"依法从严"的刑事政策符合价值理性.在依法从严政策的指引下,修订后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并不是用"轻罪"代替"重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仍然存在适度的适用空间.此外,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并非单纯的法条(包容)竞合关系,不宜否定二者构成想象竞合的可能性.     

我国《民法典》的宪法价值

宪法和民法作为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彼此之间的交互影响、相互补充、互相促进日益频繁、密切、强烈。民法的宪法化趋势和宪法的民法化、普通部门法化趋势越来越凸显。在这种双重趋势推动下,基于民法、宪法的本质属性,我国《民法典》和宪法之间必然存在价值的通约性、同构性。《民法典》规定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绿色原则",规定"优良家风""家庭美德""家庭文明建设",必将细化和促进宪法制度和宪法基本国策。《民法典》专设人格权编、增设居住权,必将细化和促进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之后又写进并融入《民法典》,《民法典》不仅全面深度体现了宪法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也对宪法的价值增添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人大组织法》对委员长会议职权的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5条将《宪法》关于委员长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重要日常工作的规定分解为四个方面：决定会期和拟定会议议程草案，这是为会议召开做准备，具有明显的服务性；对议案和质询案的“提交”审议权，这应是一种程序性审查；指导和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即不是领导其工作；处理常务委员会其他重要日常工作，这一兜底性条款不应频繁启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6、35条还规定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的产生程序，其中委员长会议的提名权值得商榷。     

论特殊防卫的性质

当前,社会各界对正当防卫和防卫限度问题正在开展新一轮反思。针对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防卫行为,学界的称谓千差万别,主要有无限防卫(权)、特殊防卫(权)、无过当之防卫、预防性正当防卫等。从语言逻辑关系和刑法条文规范表达的角度看,"特殊防卫"的称谓更符合第3款关于防卫限度的特殊规定。第3款内容在实质侧面受正当防卫认识、防卫限度要件的约制,在形式侧面符合规范用语的体系表达,不是第1、2款内容的拟制性规定,而是提示性规定。防卫的权利性质受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家范式的影响。在我国弱的权威主义和法律家长主义的影响下,特殊防卫带有明显的义务性质,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关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寻衅滋事犯罪规定的争议问题评析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2款关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寻衅滋事犯罪的规定在学理上引起了极大争议。网络空间可以被认定为"公共场所",而将"公共场所秩序"置换为"公共秩序"则是不合理的。在信息网络时代,就网络犯罪的司法解释而言,在遵循立法原意的同时,也应当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顺时而动,对刑法条文进行合理的扩张解释,从而使网络犯罪得到有效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