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观照——关于晚明党争与文学的研究构想

晚明以降,阳明学与程朱学并立格局,因由时势的变化,引发了政治上的纷争。思想多元,党争频仍,社团林立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表象。这些因素引发了晚明党争与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追根溯源,唯有从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视角切入,方可突破其表象,得其实质。宏观上讲,晚明党争对文学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晚明党争与文学流派,主要指性灵派（包括公安派、竞陵派）;二、晚明党争与文人结社,如复社、几社等政治性社团;三、晚明党争与时事文学,如时事剧、时事小说等。     

晚清民国文人结社的组织类型及其特点

晚清民国文人社团多达二百余个,社团成员身份复杂,结社方式和结社目的不尽相同,很难以某一标准分类而将二百余个文人社团一网打尽.根据社员角色结构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家旋吟咏型、师友传承型、地缘纽带型、报刊纽结型以及官员同僚酬唱型等等.在判断某一文人社团时,不能简单决绝地将之归入某一类型文人社团而排斥另一类型,在重视社团成员之间某一关系时而不能忽略成员之间有可能存在的其他关系.     

晚明东林党人对党争的态度及其命运分析

党争是晚明政治中的重要事件,东林党则深陷其中。虽然东林党的称谓最初来自政敌的指责和打击意图,但作为一个政治群体,东林诸君子确已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党派意识以及党派的形态,这既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现实,也是他们政治理念和道德观念的必然要求。但是虽然东林党人痛恨党争,也无意于党争,但最终却深陷党争的泥潭并为之殉命。他们的命运深刻地反映了传统士人在参政过程中的艰难和无奈。     

中国古代的社、结社与文人结社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研究主要是实证性的和文化学的,学理性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结社的学理性研究是对结社的本体进行研究,诸如什么是结社,结社与群体、集团、政党等概念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结社的形态和类型有哪些,中国古代的结社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什么样的结社可以称为文人结社等等。对这些根本性问题的解答是研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的前提和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它比上述两类研究更为重要。     

论晚明审美观念中的文人情怀

在晚明政治腐朽、经济繁荣、思想解放的特定语境下,晚明文人的审美观念发生重大变异,其审美情感始终逡行于雅与俗之间,大众审美趣味渐成主流,社会审美转向感官享乐,文人们在关注当下社会和世俗生活的同时,亦保留了文人所特有高雅情致和趣味。特定时代语境下文人的审美情怀可概括为富有时代色彩的隐逸超脱之情,彰显时代特色的闲适逸趣之情,标举君子情怀的风雅高洁之情,饱含时代审美趣味的世俗之情等四个方面。与前代相比,晚明文人情怀呈现出世俗化、娱乐化和人性化的特点,而这些特点让晚明文人情怀更具时代性、现实性和现代性,闪耀着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光辉。     

晚明苏州文人意趣与造物理念

晚明苏州文人意趣因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发生了剧烈变化,形成了亦古亦今的闲赏美学风尚,建立起"宜人宜景宜自然"的造物标准,并强调致用为尚的功能主义,从而形成了苏州文人独特的造物观.晚明苏州文人喜好以美的事物来装点悠闲无虑的日常起居生活;他们追求高雅的生活品质,对各类活动环境有许多讲究.对待造物,晚明苏州文人提倡致用的功能,不断推陈出新,在"物妖"和"奇技淫巧"的时代背景下,体现出一种极具勇气的创新精神.     

袁崇焕与明天启朝党争

剧烈而持久的党争是晚明政局的突出特点。党争造成官员集团的分裂和内讧,辽东边臣也被卷入党争之中,其军事行动和个人命运深受党争影响。政治立场取代军事才能成为明朝选拔辽东边臣、评判将帅功罪的主要标准。天启前期袁崇焕守辽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东林党的支持。袁崇焕自视为清流官员,长期坚持同阉党作斗争,天启末年为顾全辽东抗金大局和躲避政治灾祸,又一度转而与阉党合作。明清战争是影响朝廷党争的重要政治因素。袁崇焕的个人命运是朝廷党争和明清战争相互作用关系的最好注脚。     

晚明文人养生的身体再现与口语传承

晚明时期文人编撰了大量养生专书、日用类书和养生手册等,成为传承养生文化的重要力量.晚明养生文本表现出明显的“文人化”特征,文人群体以出版技术的进步和商业化为契机,将前代带有浓厚宗教、方技色彩的养生思维转换至广大下层民众之间,使晚明养生呈现通俗化、简明化的趋势.     

论晚明拟话本创作中商业意识与文人意识的融合

拟话本发展到晚明,在创作上出现了明显的商业意识与文人意识融合的现象。作品常常通过以市井题材表现教化主旨,以市井社会为背景表现封建伦理道德,将市民与文人的理想、道德、趣味相调和,将话本模式与文人个性风格相融合等方法,达到既满足市场需要,又体现文人作者创作心理的目的。     

神宗即位与皇权弱化：晚明政治的开端

“晚明”始于何时,学界认识不一。其中晚明始于张居正去世之后是较为普遍的看法。将首辅张居正的生前与身后分开是否合理,需要重新审视。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之所以能够“专擅”十年,源于其在“主少国疑”之际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首辅权力。因此,他的“专擅”是以侵夺幼主皇权为前提的,并必然导致皇权的弱化。在其去世后,亲政的神宗展开了对张居正的清算,阁权被不断削弱,加之神宗逐渐怠政,使皇权继续弱化。毋庸置疑,隆庆六年六月幼主神宗即位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皇权的弱化是其鲜明的特点,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只有以神宗称帝这一重大而特殊事件为认识晚明政治的起点,才能客观地把握73年间晚明政治的基本走向及其深刻影响,并真正理解“明亡于神宗”的缘由。     

晚明小品折射的文人心态

从某种角度来说,晚明小品是晚明文人心态的一面镜子,轻灵的小品可以折射出变乱纷呈的晚明文人复杂多样的心态。异端倾向、末世情怀、自娱心态、遗民心绪,依次展现了晚明文人丰富而真实的生命状态。     

晚明文人士大夫居士化的多元景观——以刻经、念佛、纵欲为例

晚明僧侣们或以静坐参禅接引学者,或以西方净土化诱士人,形成了居士化的狂飙,且呈现出多元景观,诸如文人结禅社、注疏佛典等。刻经、念佛、纵欲三方面显示了晚明文人居士的多元莆观,别具风味。     

晚明对安南政策述论

明万历二十六年,明朝正式授予黎维潭为安南都统使,承认其在安南的合法统治,同时强迫其安插莫氏后于高平地区,使安南处于黎、莫分治状态。学界认为晚明这一政策是对安南的“双重承认”,其实晚明对安南的政策并没有脱离“一个安南”的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处理对黎、莫关系以及边境骚动。     

晚明旅游活动的经济渗透——关于晚明旅游近代化的商榷

在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晚明时期,以服务获得报酬的观念与方式日趋盛行.金钱对旅游服务环节的渗透,催生了运营旅游活动的新的组织与运作方式,使得原本意义较为单一的旅游活动发生了某些变化,晚明旅游具有了一些近代化的意味.但晚明旅游近代化的相关因素,无论在空间分布还是在产业地位上都有很大的局限,因此只能说晚明旅游出现了一些近代化的因素,但远未达到真正的近代化阶段.     

试论晚明作家对张岱的影响

张岱是明代成就卓著的作家,他受晚明作家徐渭、袁宏道、钟惺、谭元春等人影响最大。从思想观念和生活追求上看,张岱也与晚明作家,特别是徐渭及公安派的袁宏道、袁中道等人多有相承相似之处。张岱的文家成就主要表现在小品文创作方面,他把这种文体推向了完美与纯熟的境界,这跟他继承晚明公安派、竟陵派作家小品文创作传统,学习他们的优长有着直接的关系。     

论泰州王门学派对晚明思潮之影响

在晚明人文思潮的影响下,泰州王门学派的革新者李贽等人对传统儒家的名教偶像给予新的诠释,提出自由开放的思想理念。这虽为传统儒学所不容,但这种追求人格独立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进步合拍,并与批判摹古文风的公安三袁相呼应,担负起了冲击传统儒学和反对拟古文风的历史责任。嘉靖以后的几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中,公安派追求思辨的“内省”和“领悟”,受泰州诸儒影响很大;汤显祖等临川派人士等也推尊李贽。在学术上,泰州学者的传承有“一代高似一代”的豪侠气概,他们以王心斋为鼻祖,但门人多宗龙溪之现成良知说,泰州之学渐至走入疏狂之境。晚明“禅儒相杂”,禅学与王学互激互荡,这与泰州学派的影响也密不可分     

论晚明宋诗风的兴起

万历中期,公安派对苏轼极为推崇,对宋诗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开启了晚明诗坛学宋的先声。天启、崇祯年间,在程嘉燧、钱谦益的推动下,人们主要以陆游为师法对象,晚明诗坛掀起了学宋之风。     

略论晚明的人文主义与社会转型

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专制统治的松动,社会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王阳明的"心学"为这种变化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国早期人文主义萌芽由此而产生。但是长期形成的官僚体制与小农经济的基础,使这种以追求个性化而表现的人文主义思潮转变为社会纵欲思潮。一个本应成为人文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时代,却成为一个人文精神缺失的时代。缺乏人文精神的时代是不可能完成社会转型历史使命的。     

晚明名妓文化的悲剧性探析

晚明时代处于才女文化空间中心的特殊知识女性——名妓,演绎了繁盛的名妓文化,但其最终性质却是悲剧的。晚明名妓文化的悲剧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生活中的际遇遭逢;作为一种妓女文化形态的两面性;凄凉的结局。这种悲剧性是由于名妓游离于家庭伦理之外受人歧视的社会身份决定的。     

论晚明传奇的喜剧品格

晚明传奇,不以丰厚沉雄的思想意蕴著称,而以浓郁的喜剧色彩、强烈的娱乐性取胜。在情节上狠求奇怪,强化净丑脚色,制造新奇有趣甚或神秘玄虚的舞台场面,注意场面间的悲喜交织、冷热相济,使舞台成为活泼的、感性的、让观众获得娱乐情趣的丰富多彩的演出。这与晚明特殊的社会现实、哲学意识与文学思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