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的产业化与“伪民俗”

民俗文化产业与“伪民俗”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产业化的民俗文化等同于“伪民俗”，也不能完全否定它们之间的联系。产业化民俗作为宣传、更新传统民俗的当代新民俗与歪曲甚至抽空传统民俗的当代“伪民俗”这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其中后者目前呈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当代文化产业开发程度比较低，产业化的方式和水平比较稚嫩。为了纠正当前我国民俗文化产业化的这些缺点，使其尽量避免走向“伪民俗”，应该确立“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开发方式和原则。     

“三高”人群吃什么

合理膳食位列健康四大基石之首位。对于“三高”人群而言。怎么吃和吃什么，似乎成了日常生活的一大困惑。他们希望能有一种全面、系统、科学地指导他们“吃”出健康的方法，让他们在享受美味佳肴的同时，又能有效地控制好“三高”症状。     

略论中国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工中的“外重内轻”与“内重外轻”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二千多年,其间王朝更迭,兴盛衰落。在历代皇帝的“家天下”统治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工这一问题,曾出现过两种现象:一种是“外重内轻”;一种是“内重外轻。”这两种现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各自有什么特点,与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有什么关系?本文试图对此谈一点看法。中国封建社会里,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工上表现出的“外重内轻”现象是:中央给予地方很大权力,使之能独立统管地方的军、政、财大权,结果形成“尾大不掉”,不再听中央的调遣,乃至形成封建地方割据。其特点:     

鲁迅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的精神挖掘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挖掘最深的作家。在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进行猛烈而全方位的抨击时,他非常注重在批判对象的思想与精神深处进行发掘。其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的精神阐释的深刻性在于:不但惊醒了世人,而且昭示了后人,为后来者的探索指明了道路。     

“民间文学”不是“源”而是“流”

北大同学强调“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慎重分析不够,有些矫枉过正,甚至有些地方根本就错了。把我国文学分为“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类,并分别论述,使人感到有两条线存在,看起来前后有拉扯,有不完整的感觉。在谈到“民间文学”时,则认为它是我国文学的主流,是滋育“作家文学”的土壤。不可否认,“民间文学”的地位必湏提高,但是否就非要提到“主流”的地位上不可呢?我们认为这样作是不符合文学史实的。文学起源于劳动,最先产生了民歌,可是随着社会分工的产生,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也就分了家。马克思说:“由于分工的结果,艺术天才只是集中地表现在个别人身上,而广     

“婚床”苦闷:论中国现代文学两种形态的“妇怨”叙事

“妇怨”叙事是中国现代文学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它往往以已婚女性的“情殇”悲剧为表现题材,去深刻揭示新女性在自由婚恋过程中的灵肉痛感.阅读作品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妇怨”叙事在不同性别的作家笔下,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悖的不同形态:男性作家一般都是从思想启蒙的社会角度,去同情被弃女性的不幸遭遇;而女性作家一般则是从个人情感的生命体验,去抨击男性人格的虚伪本质.因此,两种不同形态的“妇怨”叙事,恰恰反映出了不同性别的作家群体对于五四思想启蒙的不同认识.     

多吃“单腿“食物

营养学家曾形象地告诫人们:吃“四条腿”(猪、牛、羊)的,不如吃“两条腿”(鸡、鸭、鹅)的;吃“两条腿”的,不如吃“一条腿”的(香菇、蘑菇、平菇,金针菇、木耳等)。 这话颇有道理。提倡吃“单腿”食物,其出发点主要是为了改善人们的食物结构,增进身体健康。 在众多的食用菌品种中,香菇是人们喜食的一种。香菇味道鲜美,香气沁人,营养丰富,素有“植物皇后”之誉。     

“卒子”过河意在吃“帅”

“精生白骨”江青,在一次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召开的黑会上,煞有介事地说自已是一个“卒子”,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并为此感到“很光荣”。认真剖析这个“卒子”的奥妙,彻底揭穿其隐藏的杀机,对于我们认识江青一帮的篡党夺权阴谋,颇为有益。众所周知,“过河卒”特点有三:一日可以横行;二日可以吃帅;三日不回头。这些特点江青倒是样样具备。她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确实是到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凡抵制和反对其修正主义路线者,便造谣诬蔑,扣帽子,打棍子,甚至置于死地而后快。怪不     

从“立人”到“尊严”：鲁迅与柏杨的“药方”

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提出了“立人”说,21世纪初台湾作家柏杨提出了“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主张。“立人”与“尊严”,是两位人文大师为复兴中华民族开出的“药方”。这两个“药方”是一脉相承的,与如今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相吻合。     

近代东南亚华侨华人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继承

鸦片战争后,大批东南沿海居民迁往东南亚,并带去了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所谓民俗文化,是指通过民间风俗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形式,是“世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惯的总称”〔1〕,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并代代相习的生活文化事象。”〔2〕这     

略说华夏“社”文化

略说华夏“社”文化□戴存仁在我国的文史典籍、文学作品中，常记载有“社”文化的内容。如今，农村不少地方还可见到社庙，还保留了社祭的风俗。这是华夏“社”文化风俗的产物。一“社”字的本义是掌管土地的神。《说文》对“社”字解释为：“地主也，从示土。”“地主”...     

从麦克卢汉读出“自己的经验”看记者作家现象

记者作家的登场及其作品的大行其道,不但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文学景观之一,而且是一种全球化现象,它是大众文化与媒介要素媾和的产物,但对它的研究、阐释则远为不足.而在媒介话语权力日渐强化的今天,这种研究的价值自不待言.文章从马歇尔·麦克卢汉读出“自己的经验”以及斯图尔特·霍尔的“三种解码立场”的视角出发,对记者作家这一文学现象加以描述和阐释,认为记者作家现象的出现是两种动因的结果:一是记者自身的内在动力,即“逃脱新闻速死命运”的努力;二是纯文学与读者阅读心理的错位为其提供了有力的生长空间.     

“不自觉”和理性活动两形式

创作中有所谓“不自觉”现象的发生。它与作家的理性意识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需要具体分析。 在这个问题上,俄国论者涉及较多的作家似为冈察洛夫。他曾将作家分为“自觉”、“不自觉”两类:前者是“形象没法说,理智给以补足”;后者则“醉心”于形象的创     

文学研究的微观和宏观

微观和宏观、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这样的概念在文学界普遍地使用着。那么,究竟什么是微观,什么是宏观呢?有一种理解是把“一个作家作品,或一种文学现象”看作微观,而把“文学总体”看作宏观。相应地,微观研究就是“孤立地就一个作品、一个作家或一个命题进行思考、分析”,而“所谓宏观研究,就是对我们通常所说的作家作品论的一种超越,或者说,是在作家作品论个体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综合性研究和整体性研究”。然而,需要考虑的是下面的两种情况:     

“荒诞意识”之我见

在20世纪西方文学的荒诞意识讨论中,我觉得有些问题值得商榷。如一种意见认为:荒诞只是一种手段,荒诞作家也追求理性,而且和我们的理性概念是一致的。倘若这一立论成立,那便会产生一个问题,即荒诞作家的理性和传统理性是一致的吗?既然一致,又为什么把他们称作“非理性主义”呢?难道在“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可以划上等号?如果这种意见是想说明:荒诞作家归根到底追求的是一种“荒诞理性”——也算是一种理性的     

试论《诗经》中“鸟兽草木”的价值蕴涵

《诗经》中有大量动植物方面的内容，这些“乌兽草木”是《诗经》中“风、雅、颂”三类诗部分内容的传达载体，反映了先民早期的风俗民情，尤其是突出地表现了对动植物崇拜心理与情爱意识，成为一种情感符号。这类内容的价值还表现在它是《诗经》赋、比、兴形式的传达载体。这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对以后的文学、美学等古代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层影响。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论“媒婆”形象的现代演绎

“媒婆”书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常态现象,作家在否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时,常将无德“媒婆”无情地推向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使其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鞭笞对象.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媒婆”人物的艺术塑造,几乎达到了一种极度泛化的惊人程度,她们唯利是图,毁人幸福,连亲人也不放过,这种非理性情绪,十分值得我们去深思.     

唐代“泼胡乞寒”习俗考探

“泼胡乞寒”是形成于古代中亚的一种风俗 ,在北朝后期随着中亚胡人的入华传入中原。由于统治阶级的好尚 ,在唐代的武后、中宗时期曾经盛极一时。由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之间的巨大差异 ,以及这一风俗传入中原后主要在入华胡人中流行 ,限制了中国文化对它的改造 ,因此这一风俗在玄宗即位后即遭禁断 ,在此后也不再有出现。这一现象充分说明 ,在历史上中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 ,中国传统文化对传入中原的异域文化并不是全盘接受 ,而是采取了扬弃的态度     

“夷俗仁”发微

“夷俗仁”,即东夷人风俗仁厚、纯朴,正说明他仍然保留着许多氏族社会的道风,因此,对西周人来说,在文化上是一种原始和落后的表现。“仁”的基本概念是“亲亲”,“义”的基本概念是“尊尊”,两者有着本质区别,是我国古文献中用以区分两种不同质文化差异的习惯用语,不能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