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

1932年8月清华大学入学考试,陈寅恪以对对子作为国文考试题引发争议,他本人也在事后提出完整的"对对子"理论,指出对对子可以测试考生四种能力,尤其其中第四种能力?即思想能力,在陈寅恪看来是能否创造出最高境界的对子的关键所在,他用黑格尔逻辑中的"正反合"之说来说明。对于这一争议的意义,当代学界有诸多分析,但对于陈寅恪的对对子观中代表对对子最高境界的所谓"正反合"之说的涵义,以及具体试题如"孙行者"如何体现这种"正反合"之说,则缺乏讨论。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精确把握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特点,也使我们认识到陈寅恪在清华国文考试前后的学术转型的意义。推动此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胡适的学术研究对陈寅恪的影响,尤其是胡适佛教史方面的研究,催生了陈寅恪的诸多学术篇章,并且在方法论的层次上也刺激陈寅恪更递进一步。陈氏对《西游记》和禅宗的研究与胡适的同类研究有密切关系?可能是促使他在国文对子试题中将"孙行者"与"胡适之"联系起来的内在因缘。"孙行者"和"胡适之"这一对子实际是带有敬意的游戏。相较于胡适着重做禅宗历史的史实层面的证伪工作,陈寅恪更注意禅宗等佛教思想概念演变的内在轨迹及其与中古思想社会的关联。在共同糾正"整理国故"实践以真伪评判价值的偏颇上,陈寅恪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理路颇为推许。陈寅恪对对子说和他的文史之学直接相关。他重视骈俪,主要并不在于其绮丽的语言表现形式,而在于駢偭文字能通过巧妙用典等手段呈现出沟通古今的历史意识,延展人的想象空间,以及特殊的感染力。但要真正能做到这一点,作者需要有独立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对对子是通往那些目标的一个步骤。独立的思想和通过用典等古典语言体现的叙事力和想象力,恰恰也是构筑不朽史学的三种必备条件,可以说它们就是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精髓。     

学术伦理和社会伦理的抵捂——试析陈寅恪“对对子”事件

1932年夏清华国文入学试题“对对子”,引起很大争议。对陈寅恪来说,出题是由于很偶然的原因促成的,但这一偶然却使一个学术人格突然介入到公共生活中,成为决定许多考生升学命运的人。认真分析这个风波,可以发现,所以会引起争议的深层原因,是陈寅恪所坚守的学术伦理与社会大众认同的社会伦理之间发生了冲突所致。从“对对子”所遭到的批评中,可看出陈寅恪所信守的文化保守主义理念在当时的尴尬地位,以及与社会潮流的距离。     

陈寅恪关于家族本位思想之分析简论

陈寅恪关于家族本位思想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之核心.作用的观点,包括四个方面:一、在强调中国文化的家族本位特征时,在个体的小"家"与作为整体的"家族"之间,陈寅恪更重视"家族",认为后者对维系民族文化传统起到更关键的作用;二、家族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不仅因为其独特的维系文化传统、保存传统文化的作用,更是由于其特殊的情感纽带,使中国文人可以从中获取可靠的精神资源和人生动力.为此,陈寅恪才特别强调出身,重视渊源;三、家族本位思想,由于既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又是构成社会制度框架的基础,因此不但适合古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在现代中国也未完全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如何对其实行改造利用,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课题.四、陈寅悟关于家族文化思想之形成不仅与其家族历史有重要关系,而且与其父陈三立的思想有继承发展关系.     

对汉语语篇重言外之意的文化分析

汉语语篇有重言外之意的特点,国内外不少语言学者的论述多归因于中国长期的封建礼教、专制统治这一历史因素的影响。相对于语言文化现象所具有的复杂性,这种解释还很不够。本文试从中西民族语言文化的比较研究这一视角作些初步的探讨,以期说明汉语语篇特点同时也是汉语民族审关文化心理的表现,而这种审关文化心理的形成,除了受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影响之外,也与汉语民族的思维模式、语言特点及诗学传统诸因素分不开。     

论鲁迅、陈寅恪对唐传奇的考评

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提升,唐代小说迎来了新一波的研究关注,在确立唐传奇小说地位之前对前人的研究--鲁迅、陈寅恪,是不可或缺的.鲁迅以历时性的文献整理方式形成对中国小说的价值研究体系,陈寅恪则擅长以共时性的角度在新旧资料中发现唐传奇小说问题,两者的治学风格及文化背景虽不尽相同.但在唐传奇研究上皆无疑给了一务思路让后辈学人开展,同时也给予了后辈仰望的指标.     

中西思维形态差异对汉英语言的影响观察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具有浓厚封闭性的农业经济,而西方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兼具开放性和外向性的商品经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中两个不同的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各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汉英两种语言的不同特点。观察和研究中西文化思维形态上的差异及其对汉英语言的影响,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两国语言的特点,还可以提高运用和处理两国语言的能力。     

文化贵族的光芒——读叶绍荣《陈寅恪家世》

陈寅恪不仅其渊博学识、艰深学术令人望其项背,更重要的是他的独立品格和精神气质在当代中国尤为稀有。陈寅恪的灵魂图景离不开其家世背景。家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传承链条。文化既是一种创造,也是一种基因,前者是文化的生命与活力所在,而后者又是打开精神之门的密码。义宁陈氏因为有了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等著名人物而成为辉煌的文化家族。     

汉语思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注重与西方联系的“现代”,而忽略与传统文化精神联系的“中国”,甚至导致了“中国”的迷失.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不是西方现代文学,就在于它的根在“中国”,在于汉语思维与西语思维的根本差异.鉴于此,从汉语思维角度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就显得极其重要.而从此角度梳理汉语以及汉语思维的独特性,厘清民族记忆的汉语表现、西方意识的汉语阐释,则理应成为一个急不容缓的重大命题.     

陈寅恪文化心态与学术品位的考察

陈寅恪是一位史学家,但是他的成就的意义和影响并不限于历史学界。如果我们要探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思想史,要研究自清末特别自“五四”以后,一部分上层知识界人士怎样企求将传统的治学格局与西方近代文明相结合,以开拓一条新的学术途径,希望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模式,那末,陈寅恪     

整体思维·散点透视·综合知解——中国古代思维之语言表象研究

语言是以特定的民族形式来表达思想的交际工具。人类思维中概念的形成、推理的展开,都需要有语言形式的“包裹”才能巩固下来,人的认识才能推进。各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必然深刻影响与之相应的语言形式。我们常说语法具有民族性,就是因为各民族都有其特有的思维反映现实要素的顺序。在世界各大语言体系中,汉语具有独特的、难以为西方民族所理解的面貌。这同汉民族的思维特征有直接的联系。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比起西方哲学来有独特的与汉语相应的整体协调意识。我国古代研究语言所归纳的范畴、程序,所使用的概念、术语,论证的方式,逻辑思考的角度,也都同我们民族的哲学语言血肉交融。因此,从古代汉语的本身可以直接探讨古代汉民族哲学,思维的特点,从古代汉民族哲学、思维的特点也可以直接观照古代汉语的组织形态。     

论汉语熟语在国际传播中的地位

通过汉语言的传播把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精神传播于全世界是汉语国际传播的最终目的。汉语熟语不仅应确立为汉语国际传播的重点,也应确立为汉语国际传播的难点。汉语熟语确立为汉语国际传播的重点、难点具有重大意义。     

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

虽然近年来学术界、文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陈寅恪其人其学,但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位大史学家的了解还有限得很,对他的学术创获、学术贡献和学术精神尚缺乏深在的研究。陈寅恪之学的精神义谛大致可以归纳为九个方面:第一,陈寅恪是最具独立精神、最有现代感和历史感的历史学者。第二,陈寅恪的基本文化态度,是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第三,陈寅恪的主要文化理念,是文化高于种族。第四,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第五,陈寅恪是一位学术奇迹的创造者,他的后三十余年的著述,都是在目盲体衰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第六,由于陈寅恪对为学的材料资源的特殊重视,在观念上扩大了材料的应用范围。第七,陈寅恪创立了独特的解释学,即"古典"和"今典"双重证法的阐释学,认为阐释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方可达致对古人"了解之同情"。第八,陈寅恪一生的最大著述是《柳如是别传》,其历史书写的旨趣是"借传修史",即通过为一代奇女子立传来撰写明清文化的痛史。第九,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实与百年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以及他的家族的命运遭际有直接关系。     

谈传统思维对汉语修辞的影响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传统思维对汉语修辞的影响，即整体思维与汉语修辞的契合功能、圆融境界和流动生机，辩证思维与汉语修辞的辩证和谐，直觉思维与汉语修辞的含蓄生动，从深层的文化通约层面上把握了传统思维与汉语修辞之间的内在关系，对解释汉语修辞的特点和审美要求提供了帮助。     

理解高语境文化：中国传播观念的超语言逻辑

中国文化通常被视为“高语境文化”,其传播问题不仅依赖于语言编码,而且总在追寻超语言的语境部分。本研究在反思跨文化研究长于“社会事实”描述的基础之上,尝试以“语言”为中心,在宏观的思想史、汉语思维以及身心实践三个维度把握中国传播观念中的超语言“思维方式”,以解答中国文化“为什么”是高语境文化的问题。首先,在思想史中,中国文化展现出对语言的不信任,默认世界是超语言的存在,因而常常以批判的方式避免语言的过度蔓延。其次,从汉语来看,中国语言以字为中心,语法上并没有印欧语系那么精细,而且缺少严格的主谓区分。因而,中国语言总偏向语义而不是语法。再次,为了克服语言的局限,中国文化发展了一整套身心的技艺,通过主体性(实体)的消解以克服主客的疏离,最终实现与他者的圆融无碍。本研究试图追问跨文化传播事实背后的深层文化脉络,以获得中国传播观念的思维取径,拓展人类对传播问题的认知空间。     

试论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本文认为,文化包括一切人造的事物.因此,不能像陈寅恪先生那样,把中国传统文化定义为只是儒学或儒家思想,它的丧失便是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灵魂的丧失.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糟粕部分的丧失,并不足惜.不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估价过高,它有个重大缺点,即其中缺乏促进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两个重要因素"科学"与"民主"的种子,使中国在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废除专制制度、发展公民权利方面步履维艰.     

试论禅宗的思维方式

禅宗是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佛教,它不仅在思想观点上与印度佛教有别,而且在思维方式上也与印度佛教不同,独具一格。本文拟对禅宗的思维方式做一粗浅探讨。     

一部哲学史引出的学术“四重唱”——以围绕冯友兰著作的几篇“审查报告”和书评为核心

20世纪三十年代初,围绕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出版,陈寅恪、金岳霖和张荫麟从各自学术立场出发对该书做出了不同的阐释评价。大致而言,陈寅恪主要取学术史或者说学术思想史角度审视冯著,金岳霖更多以哲学本体论和哲学史视角给予观照,张荫麟则二者兼而有之,同时更注意从思想史角度对冯著具体内容给予批评和质疑。他们三人在对冯著给予肯定性评价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异议,其中陈寅恪较为明确地认为不能简单借用西方哲学发展理念和框架来建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发展史,背后的学术考量是对彼时中国学术发展状况的不满。相对而言,陈寅恪较之金岳霖更注意对本土思想资源的发掘和整理工作,而金岳霖在对冯著和胡适著作进行比较之后提出了“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这一著名的“金岳霖问题”,实际上也意味着他对冯著借用西方哲学理念的研究模式不甚满意。冯友兰随之以自己的方式对三人的意见给予回应,由此他们四人共同完成了一部学术“四重唱”,其所讨论内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中国思想现代转型期对外来词的接受

翻译根源于人类交流文化、传播文明的需要。翻译通过改造语言常可起到改造民族思维方式、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对中国思想现代转型的历史语境的透视,显示了汉民族对外来语词的仰重,而近代中国出现的外来词引入高潮,加速了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化和对传统封闭文化的拒斥。在新时期汉语外来词接受中出现了音译方法的回潮,这不仅挑战了传统的语言观,也挑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在给中华文化输入新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进一步加速了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型。     

陈寅恪与藏学研究

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在继承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近现代著名学者陈寅恪(1890—1969)的学术研究史尤其是藏学(Tibetology)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这篇论文本“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之旨,就陈寅恪先生与藏学研究之关系作一论述。分为三部分内容:⑴陈寅恪研究藏学之脉络;⑵陈寅恪影响下之藏学研究;⑶陈寅恪研究藏学之“经世致用”思想。     

汉民族传统文化对汉语比喻修辞格的影响

比喻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修辞格。汉民族的比喻修辞格有着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都是与汉民族传统文化分不开的。在此从汉民族哲学思想、汉民族传统思维观、汉民族制度文化、汉民族审美观和文学作品与历史典故等五个方面来探讨汉民族传统文化对汉语比喻修辞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