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非西方”的社会学建构:从现代性的他者到他者的现代性

社会学是一门起源于欧洲的现代学科,旨在解释现代性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虽然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一直都是社会学阐释的重心,但是“非西方”仍为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科发展过程中,非西方首先作为历史参照,成为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形象,被欧洲社会学家用以反衬西方的现代和进步.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非西方的发展和崛起对西方社会学构成了直接挑战,西方社会学需要应对非西方崛起的问题,即对他者的现代性做出社会学阐释.     

西方启蒙大叙事中的"中国"

西方的中国形象,关涉到西方现代性的本质、西方现代世界秩序想象的基本模式。西方现代的中国形象研究,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与启蒙哲学。西方启蒙大叙事中出现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停滞的帝国、东方专制主义帝国、野蛮或半野蛮帝国,是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的"他者"。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性主导价值——进步、自由与文明的被否定的"他者",既能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提供想象的基础,又能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     

“自我”与“他者”视野下的晚清使西人员心态分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被卷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条约体系中,开始派遣使西人员,以了解西方。这些使西人员由于亲身体验到西方作为“他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与中国的种种不同,“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更是萦绕在他们心里,挥之不去,体现在他们心态中主要表现为四种张力关系,即“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张力关系;“政治自我”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文化他者”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以及“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的张力关系。     

“他者”的想象——解读《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的构想

杜赞奇认为,民族“自我”大多都是相对“他者”而定义的.在晚清文人志士的自我认同和民族想象中,“西方”和“妇女”是他们指称的最多的“潜在的他者”.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所展开的想象,不仅展现了作者书写异域文化的策略,也可让我们从中一窥晚清知识分子在倡导民族革新的过程中,如何通过“他者”来认知“自身”.     

艾芜《南行记》中的英国形象分析

本文从形象学角度对其中的英国形象稍作概括,并分析作家即形象塑造者的自身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以及英国形象作为他者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是异国形象得以塑造的必备条件。     

20世纪以来西方作家建构的中国形象中我-他关系的演变态势

从总体上看，20世纪以来西方作家建构的中国形象中我-他关系呈现出较为鲜明的规律性运动：从自我中心化到尊重他者差异性，从他者中心化到自我与他者的相互补充，从他者的他者化到自我与他者的存异求同。与毛姆等西方作家不一样，于连、詹姆斯·赖斯顿等反对以自我意识去压抑、同化他者，主张以“宽容的理解”的态度尊重他者文化的差异性；与狄更生等他者中心化者将他者视为高于自我的存在不同，罗素、文慕贝、彼得·海斯勒等西方作家主张将自我与他者看成互为补充的关系；与萨克斯·罗默、弗兰克·诺里斯等将他者的差异无穷地放大和强化的西方作家不一样，于连、瑞恰慈、赛珍珠等西方作家主张抱持求同存异的态度，理性地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

中国形象作为令人紧张的"他者",纠缠着日本现代性自我构建的过程,表现出日本现代性身份认同的特有焦虑。离开"中国",日本的现代性既可能迷失自我,又可能迷失世界。在"西方"与"中国"二元对立的"他者"之间,"日本什么都不是",越是意识到这种现代性身份危机,日本就越发强烈地希望从仰慕西方贬抑中国的"文化势利"取向中确认自身。"陷害"日本现代性身份并进而"诬陷"中国形象的致命观念,恰好是西方现代性。跨文化形象学不仅关注特定国家地区中国形象的特征与历史,更重要的,还有表现在个别国家中国形象上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显示的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问题。     

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

跨文化形象学起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揭示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而提出"三组课题"。按三组课题清理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研究思路与体系,可发现第三组课题留下的理论困境:面对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困境不仅在知识与观念上,还在价值与权力上;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中,我们不可能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认,即使是用后现代的话语理论解构西方现代性,质疑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他者,也最终会落入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的陷阱,因为没有他者便没有自我。第三组课题出现的理论困境,将直接质疑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意义。跨文化形象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关系,同时又在解构这套解构理论,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性,更无法由此通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这是跨文化形象学的根本困境,因为它可能否定了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自觉使命。     

西域形象的文学表达与建构

西域或古代新疆的形象建构,从本质上来说是政治霸权下的天朝心态和视角.这也导致了文学想象中关于新疆的形象塑造与实际情况存在着差距.在文学话语中,“西域”时而成为“捕风捉影”者的想象,时而成为自我场域中的他者;在文化调适中,因为固有文化的强势,人们往往用自己的文化作为衡量标准,造成了双重文化主义的焦虑与困惑.无论西域(新疆)是一种什么形象,总体来看都是在“我族中心主义”的视角下的一种形象建构,无论是实际体验还是文学想象,大家最终将西域(新疆)建构成为了一个“他者”.     

跨文化形象学：以中国为方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总序

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     

颠覆与维护--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透视

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通常并不是现实的客观呈现,而是具有乌托邦或意识形态色彩,前者重在颠覆、质疑本国的现实,后者旨在维护、保存本国的秩序.中国既是英国作家颠覆、质疑本国现实的理想国,发泄不满、寄托希望的救赎地,也是他们整合自身、彰显自我的对衬物.自中世纪以来,中国之于英国作家一直作为这样一个他者被想象,被塑造,被赋予颠覆与维护两种功能,被置于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两极间的张力上.     

简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形象

“东方学”明确地指出在西方本位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是西方社会为了自身的文化需要而建构出来的“他者”。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在西方成熟的媒体运作模式和文化工业的覆盖下,许多人担忧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也很可能成为东方人自我的想象,即所谓“东方的他者化”的趋势,并担心这种趋势会对中国的文化和国人的民族认同感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担忧有着确实的现实背景依据,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当东方主义指出“东方”一词是建构而来的时,本身也就否认了“东方”的确定性。“东方”同“西方”一样都是想象中的概念,两者都用彼此来确定自身的聚合。“东方”、“西方”的文化永远都在互动、交流、融合中传播。文化永远是不确定的动态演变,正如“他者”是永远确定的永恒存在,两者并行不悖。     

后殖民语境与侨居者身份意识

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外侨居者的身份意识、价值归属、写 作立场等,都受到质疑。论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在西方颇有影响的周蕾从后殖民角度 阐释中国的话语存在的问题：一、分析侨居者“看与被看”的文化身份,即从“他者”文 化镜像中获得“身份焦虑”的自我审视;二,剖析在文化尴尬──语言问题的多元性和冲 突性中,所遭遇西方的“他者凝视”所表现出来的“他者的他者化”的复杂心态;三、探 讨后殖民文化氛围中的“第三空间”问题,指出怎样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二元对立的误区 中走出来,从而有效地分析“中国问题”,使中国形象在新世纪得到正确阐释。     

异族、“他者”形象:战时中国文学的一种寻求

二次大战是中华民族仅有的一次直接参与的世界性战争，它使我们民族直接置身于跟整个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境遇。战时中国文学中的异族、“他者”形象，作为中国作家战争中生命体验的一个侧面，表明中国文学有可能更开阔地在人类悲悯和人性拯救的高度上去拓展自身存在的时空。张爱玲、无名氏、夏衍、侣伦等人用自己对异族、“他者”形象的塑造，为中国文学如何从自己民族的传统出发去接纳人类普遍性价值，留下了久远的思考。     

主角的转换——试论西方现代派人物形象的“非英雄化”倾向

西方现代派文学,在反传统反理性的旗帜下,把“丑”作为美学的重要范畴。在形象塑造上,出现“非英雄化”的倾向。他们既非英雄,亦非坏蛋。他们因失去自我而感到痛苦,但又缺乏勇气和力量反抗日益异化的现实,因而否定人生的价值,放弃对美好理想的追求。“非英雄化”的倾向,反映了西方文学审美意识和审美视角的深刻变化:从传统文学强调表现崇高、激情的原则转向对猥琐灵魂的揭示;从刻意塑造完美理想人物转向热衷于非英雄化形象的刻划;从注重真善美的追求转向对假、恶、丑的挖掘和揭露。     

跨文化的文本形象研究

文本是一面魔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形象，又可以看到西方文化精神的形象。从柏朗嘉宾所说的契丹到曼德维尔的大汗，文本中“契丹形象”的形成与演变．透露出从自我结构化到非我结构化再回到自我结构化的一个文化编码过程。     

走向“对话教育”范式——加强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思考

如果说传统的哲学教育是一种以“发现自我”为目标、容易导致“自我中心”式的教育,自然科学教育是一种以“科学的经验”为基础、无视人的“活生生的经验”、极易走向“他者”专权的教育,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一种指向“自我”与“他者”的融合、人与世界的和洽的“对话教育”.作为“对话教育”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成为可能,就在于其可以在政治素养方面提升大学生的民主意识、在道德素质方面提升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在人格品质方面塑造大学生的平等人格意识;而作为“对话教育”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下要求,就是在教育主体的设置上以“我你关系”取代“我它关系”、在教育方法上以“交互关系”取代“主从关系”、在教育实施过程中以“直接关系”取代“间接关系”.     

"我们的遥远的近邻"——印度的中国形象

印度的中国形象在历史时段上分为古代与现代,古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神话与信仰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中心与边国的对立等级关系是由佛教信仰确立的.现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性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同样成为边国,西方是中心,其差异与等级的关系是由西方现代性确立的.中国或者是与印度分享所谓"亚洲共同性"、"东方精神"的"东方兄弟",或者是在西方现代性世界秩序中,与印度竞争、对峙、排座次的东方对手,中国形象与西方形象同时作为他者,完成现代印度"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的双重身份认证.现代印度的中国形象包含着三层意义:第一层是知识论的,第二层是意识形态的,第三层是话语理论的.     

建构与颠覆——曼斯菲尔德笔下的"他者"女性形象解读

英国"短篇小说大师"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因处于社会的"他者"地位而受到关注。作者把独特而深刻的自我性别体味与确认、女性思考与现实感受、道德焦虑与生命热情贯注于作品当中,塑造了形形色色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大致可概括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建构男性主体力量的"他者"女性形象,另一类是颠覆男性主体的"他者"女性形象;前者是认同父权文化传统的女性形象,后者则是颠覆父权文化传统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