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

明清时期山西洪洞刘氏与当时南方的宗族一样,从明中后期开始组织化.刘氏从默默无闻的家族崛起,成为当地的望族,发展起宗族组织,并从明中叶维持到清末,主要原因在于科举的成功,农商结合的经济以及响应政府的教化活动,此外与大族联姻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洪洞刘氏虽然经历了明清鼎革,但是其宗族建设进程并未断裂,在清朝继续保持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刘氏宗族在清代通过进一步加强宗族建设,使宗族组织化,宗族经济增强,反映了明清华北宗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明清时期豫北地区移民问题探析——以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为中心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在整个北方地区流传甚广,人们普遍将其作为本族祖先的来源.通过对明清其他时期迁至豫北地区的移民进行具体考察,再结合豫北族谱、方志等地方性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的流传,不仅是移民们对其祖先历史集体记忆的反映,更为关键的是将祖先的历史定位于明初奉诏自山西洪洞迁移而来,从而使他们的合法身份得以确立,在居住地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从而反映了移民宗族对保护与维护自己实际利益的诉求.     

教育、宗族与地域社会——清中叶江西万载书院再考

地处江西省西北边陲的万载县,在清中叶的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兴建书院的热潮,地方宗族也参与其中。宗族参与的方式是以创建族学书院为主以及购置学田、奖以花红盘费、创建试馆等助学措施。宗族创建书院的资料在县志和族谱中均有记载,但各有侧重。县志中收录的族学,强调的是作为书院教的一面,同时也是地方宗族实力兴替的一种体现。族谱中收录的族学,突显的是其养的一面,甚至因此纠缠于义学与义田的兼行分理纠纷之中。宗族组织的积极参与地方教育,与同时期活跃的族群、士绅等群体,使得地域社会的凸显成为清中叶的时代特征之一,有助于帮助理解19世纪以后大历史的发展演变。     

晚清民国以来的河北宗族述略——以河北宗族族谱为中心

在河北宗族的建设上,明清与晚清到民初并没有大的断层,而多表现为一脉相承,这一发展特色既有其外在的原因,又有它内在的原因。从清代到民国,农村宗族的变迁是缓慢的,它的迅速衰落不是制度的废除,很大程度上也不是新思想的宣传,而是外在的冲击。     

卫所制度变迁与基层社会的资源配置——以明清蔚州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全国普设卫所,至清初方裁改,这一延续了数百年的历虫演变进程,对地方行政区划和基层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以明清时期蔚州地区在经历蔚州—蔚州卫—蔚县的政区演变过程中,社会资源的分享与重新配置为讨论的重点,生动呈现了卫所制度兴废与基层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     

《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以江南地区为中心》评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汉学界精英、士绅研究潮流的影响下,中国学者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其中,讨论热烈,成果丰富。近来苏力博士出版的新著《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作为李治安先生主编的十卷本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研究丛书之一种,以新颖的考察视角,对元代江南地方精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唐宋社会变革和宋元明历史过渡诸国际性汉学议题有关地方精英的研究链条中,《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以江南地区为中心》一书(下简称苏著)起到了上连赵宋下牵朱明的作用,勾连起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进程中一     

卫所、藩王与明清时期的宗族建构——以韶山毛氏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通过韶山毛氏家族的个案研究,揭示明清时期军户移民及其宗族的建构历程。韶山毛氏本为江西吉州的垛集军户,迁徙湖南之后又因藩王占田而促成家族内部的整合调整,最终形成四大房的发展格局。清代韶山毛氏的宗族组织化建设渐趋活跃,家族控产机构也逐渐由明代的庵宇过渡到清代的家庙与公会,实现了家族产业的扩张与士族身份的转变。     

“以火为政”:明清时期梧州城火政与区域社会的变迁

帝国时期,火政是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且往往与区域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明清时期,在西江流域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广西梧州城经历了从军事重镇到商业枢纽的转变,而这一过程被全息地投射到梧州城火政的演变上。本文以梧州城的火政为中心,通过探讨其演变的过程,重新理解明清时期西江流域社会的地方动乱、人口流动及商业贸易等重大问题。     

清末民初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调适——以南浔绅商群体的政治参与为中心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南浔地方权力格局先后出现绅商第一世代、第二世代反体制群体、地方守土派三类权力主体,引起了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关系的三次调整。清末民初南浔绅商群体的政治参与,展现了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互动的具体模式,揭示了两者之间关系调适的内在逻辑及关联因素。     

绅权结构嬗变及其与地方社会、国家政权的互动——以南浔镇同光社会重建为中心

19世纪中期以降,在传统时代市镇社会官治体系与绅治体系的交相互动中,新兴绅商阶层在太平天国战争后取代传统士绅阶层,成为地方社会绅权结构的主体阶层。在南浔镇同光社会重建中,绅商阶层采取的救济、教化的社会策略及其背后蕴含的道德诉求、社区整合的价值取向,以及围绕丝捐分配主导权与地方官府的冲突与共识,揭示了绅权与地方社会、国家政权合作与冲突的内在逻辑,折射出晚清江南市镇社会权力结构的历史变迁和内在延续。     

空间与秩序：明清以来鄂东南地区的村落、祠堂与家族社会

鄂东南地区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既受当地山区丘陵自然环境的影响,更是自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外来移民不断迁入定居、繁衍的结果。而且移入先后的不同导致村落形成和扩散方式的差异,进而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一姓数村、团状聚居和一娃一村,分散聚居等多种聚居模式。这种家族式聚居的村落形态为宗族的组织化管理提供了有利的生存土壤。来自江西等宗法文化较浓厚地区移民的迁入,以及不同族群为着生存空间的竞争,导致鄂东南地区在清代前期进入普遍的移民家族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进程。以宗祠——支祠——家祠为层级的祠堂建筑格局与家族聚居区——自然村落——单个家庭的聚落形态相对应,体现出建筑格局与家族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其中与自然村落相关联的支祠(鄂东南称之为祖堂、宗屋、公屋)更是构成所在村落的公共空间,并成为族人祭祀、娱乐、教育、生产等公共生活的核心,地理空间与血缘家族空间的重叠、建筑的象征功能与宗法组织的实际运作共同维系着清代以来鄂东南地区以家族为特征的乡村生产、生活秩序。     

明清时期淄川宗族祭祀形式初探

明清时期,淄川毕氏、高氏、王氏等大族声势显赫.他们通过在家庙、祠堂、庭院、基地等不同场所举行祭祀,不仅加强了宗族成员的血缘性认同,而且也对地域社会中小宗族祭祖方式产生一定影响.显然,宗族认同标志的等级性演变,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宗族自身实力和地域社会紧密相联.     

张载《东铭》与明清儒学的转向

与《西铭》相比,张载《东铭》在宋明理学史上曾长期被人忽略,这主要与程朱对《西铭》的高度推崇和《西铭》自身所体现出的价值意蕴有关。然而,自明中期始,学者对《东铭》的价值越来越重视,认为要达到《西铭》的理想境界,就必须从《东铭》所示之工夫入手,下学上达不可偏废。在明清儒者的诠释下,张载《东铭》的意义和与《西铭》的关系才重新被彰显出来。这种关注重心的转移,与中晚明以来思想界对工夫实践的强调是一致的。     

从事元明事文学教学的几点体会

本文总结了多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部分教学有如下一些做法和体会围绕教学搞科研,以科研促教学;在教学活动中有机贯穿人文素质教育内容;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思路与方法,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加强能力培养。     

从国家职能看明清官修史学

明清时期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修史活动频繁,编纂了大量卷帙庞大的历史著作。这种史学现象的出现,与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国家职能完善及统治者对发挥国家职能的自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从发挥国家的社会职能讲,还是从发挥国家的统治职能讲,都对明清两朝的官修史籍的活动有重大的影响。封建国家的职能发挥,对于史学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     

明清道教神仙信仰的民众化

神仙信仰是道教的核心信仰.明清道教神仙信仰的民众化主要是指神仙信仰深入普通民众生活并对民众的生产、生活及心理产生普遍影响的社会现象.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神仙形象的民间化,即从天上神仙到民间异人;神仙功能的社会化,即从个体成仙到救世度人;神仙居所的尘世化与内向化,即从遥不可及的"洞天福地"到遍布乡间市井的官观庙宇,一直深入到人们的心灵居所.这一民众化过程,是明清社会大变动榕局之下的产物,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控制等是民众化最终形成的外部因素.同时,这一民众化过程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特征亦有着密切的关联,凸显了中国文化的一体化与交融性.     

浅析明清法律的抑商色彩

中国在16世纪中叶,从封建社会母体内诞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而明清统治者推行的"抑商"政策及其派生的相关法律制度,却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造成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     

论方术文化对明清小说军师形象的影响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中,军师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而不容忽视的文学形象。需要把军师作为一种类型人物整体进行研究。小说中的军师在权属、级别等方面,已不同于历史上作为官职的军师,其形象最早可溯源到远古社会的巫师,受方术文化的影响又带有明显的术士特征。主题学理论的观照,有助于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军师形象,也有助于对同类型人物的深入研究。     

明清时期的礼生与王朝礼仪

本文以正史、政书、地方志等资料为基础,对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官僚体制中的仪式专家——礼生及其与王朝礼仪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考察。文章认为,在中国古代的王朝礼仪中,礼生扮演着受人忽视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从属于太常寺系统,主要职能是准备祭品、赞相礼仪、唱读祭文,是引导王朝礼仪的导演。他们在以王朝礼仪为核心的儒教仪式中的地位,类似于道士在道教科仪,僧侣在佛教科仪中的地位。本文详细分析了礼生与明清文庙释奠仪式之间的关系,认为礼生为整个礼仪过程,为主祭官与神明的沟通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框架,这个仪式框架是公开性的,并很容易被复制,这为王朝礼仪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