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不上大夫”考辩

人们常用“刑不上大夫”说明中国古代法律的阶级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由此认为中国古代既无适用于贵族的法律,贵族犯罪也不受刑罚制裁,便曲解了“刑不上大夫”的含义,违背了历史事实。 “刑不上大夫”出自《礼记·曲礼上》,原话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西周王朝为了维护奴隶制社会秩序,确认宗法等级特权制度,镇压奴隶和劳动人民的反抗,建国初期就制定了“礼”与“刑”。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对大夫讲“礼”,以礼“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曲礼》),调整贵族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治理庶人用刑,即所谓“刑以防其奸”,(《礼记·乐记》)用暴力镇压调整贵族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我国古代大夫以上的贵族在法律上所享受的特权,是西周宗法等级制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西周统治者处理内、外部关系的总原则。正因为如此,几千年来它就成了法律面前不平等的代名词。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不平等的法称之为“特权的法”。     

“三礼”中的孝道思想浅析

中国的孝道始盛于西周,周人治理天下也已将孝道作为其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三礼"即<周礼>、<礼记>、<仪礼>三部儒家经典著作,它们的成书年代虽有争论,但其中所富含的孝道思想反映出孝道在西周的盛行,对后代孝道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荀子“制礼明分”的经济思想

荀于在其学说中,突出强调“礼”,认为治国首在“隆礼”,但荀子所隆之礼乃是封建主义性质的,是和封制度相适应的新礼,而不是西周以来的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旧礼。在经济生活中荀子也十分强调礼的作用。“制礼明分”可以说是荀子隆礼的治国方针在经济上的表现。本文试通过分析荀子的经济思想和制礼明分的关系来揭示荀子经济思想的性质和特点。 一“制礼明分”是荀子经济思想的总纲 儒学认为,经济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等级组成的机体。协调这种等级关系,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儒学的基本任务。仁、义、礼是儒学用以完成这个任务的核心范畴。     

从“殷质”到“周文”:商周籍田礼再考察

周公作为元圣,过去学界多认为西周礼乐的制作,始自周公。清华简《系年》明确记载周武王创制籍田礼,创制的目的是以收获物祭祀上帝,抢夺祭祀权,实现天命的转移、政权的更迭,则西周礼乐的制作,在武王时代已经发轫。和"公田"对应的概念是"私田",籍田属于祭祀田,与公田的性质明显不同。《系年》称帝籍为"千亩",《令鼎》称"諆田",名称的差异,说明西周籍田不止一块,而是存在众多块。千亩为天子祭祀上帝之专名,晋国作为诸侯国,不可能享有祭祀上帝之礼,自然也没有千亩之地名。千亩在周武王时期才有其名,所谓千亩在夏朝末年自山西传至镐京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宣王千亩之战与晋穆侯千亩之战当为一次,其结果不同,可能与史官取材的视角、所持的立场有关。从商代设立籍田,商王亲自观耤,到周武王创制籍田礼,天子亲执耒耜,展现的是质文代变,由"殷质"到"周文"不断转进的文明历程。     

老子“无为”“袭常”与西周之“礼”

一为了讨论正题，有两组关系争待梳理。因为正是对于这两组关系的认识模糊，才导致对老子"无为"与西周之"礼"之间关系的长期误解。所以，对它们作新的、准确的厘定，庶几将收绸缪之功。礼与自然对于礼和自然的关系．很多人往往不假思索地认定它们是水火难容：一方面，礼的另一面孔是"矫饰"．其弊之极．竟出现儒者"以诗礼发冢"的笑话．因此与任情直遂的"自然"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一般的认定礼与自然水火不容，往往是基于现代语境所作的判断，并没有把它们放入上古的话语、文化环境中去考察。因此不免有圆枘方凿之嫌。实际上，礼之"矫饰"的…     

西周孝观念的确立及其基本特征

西周孝道观念的确立 ,是与其祭祀祖先的制度和礼仪的发达密切相关的。西周孝观念的内涵 ,有一个从以“追孝”、“享孝”为主到追孝祖先与孝敬父母并重的发展过程。这一变化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根源。从西周孝观念所指涉的对象而言 ,首先是宗教的 ,然后才是伦理的 ;从其内容而言 ,主要体现了礼的原则。孝既是西周道德规范体系以及道德教化的核心和基础 ,也是西周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周时期三类不同性质的射礼及其演变

西周金文所反映的射礼包括三类性质不同的活动 ,即军事性的射术训练、宗教性的射牲仪式和娱乐性的集体游艺活动。这三类射礼各自沿着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 ,其中与饮宴、乐舞相结合的娱乐性射礼为东周时代更加复杂规范的乡射、大射、燕射、宾射诸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以往的研究者对西周射礼的性质差异未作细致分辨 ,有些看法如西周已没有“贯革之射”,《仪礼》所记射礼属于军礼 ,西周存在“射鱼”之礼等等 ,都不尽符合史实 ,应予纠正。     

“大蒐礼”新探

当西周、春秋时代,许多经济、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措施和制度,往往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因此要深入探究当时的社会制度,就非要对各种“礼”作一番探索不可。当时的“大蒐礼”,具有军事检阅、军事演习和军事部署的性质,李亚农同志著有“大蒐解”一文(《学术月刊》1957年1月号),已作详细解说。这种“礼”既然具有这样的军事性质,当然是当时很重要的一种“礼”,可惜《仪礼》中没有这种礼仪的详细记载足供研究。但是,我们把古文献中有关资料搜集起来,也还能对其起源、演变和性质、作用等各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索。这种探索将有助于我们对古代社会的深入了解。     

西周“同姓不婚”探微

西周统治者从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观念出发,十分强调“礼治”的作用,而在礼治的体系中,西周统治者犹为强调婚姻家庭的作用。所谓“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内外”(《礼记·内则》)。这说明,周人对婚姻与家庭的作用,有着比较明确的认识,强调家庭在社会中、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在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传统“礼”与“仁”思想基本特点透视

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礼""仁"可谓其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颇为复杂,究其特点,主要有四:历史发展"礼""仁"递生与时代合离,外在形式"礼""仁"价值损益与地位调适,具体内涵"仁""礼"内外有别与彼此互动,内在实质"礼""仁"具体与目标合理统一。     

石鼓山西周墓所出的“棜”及相关问题探讨

"棜"、"禁"都用于承放酒器,"棜"无足,"禁"有足,石鼓山西周墓所出的"禁"称为"棜"更恰当。西周时期主要是将所有的饮酒行为纳入到礼乐制度中,"棜"等的出现体现了西周以礼规范饮酒,而不是简单地禁酒。"棜"的出现还反映了周的礼乐制度的改革与建设。     

西周人文精神的构建及其影响

在西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人的主体性意识已经觉醒。西周人文精神觉醒的深层表现是周人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源于周人从立国到灭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礼乐作为一种宗教仪典形式,并延伸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行为规范,在西周建立之前的夏商时代就已形成。伴随着社会生活领域人文精神的觉醒,西周的礼乐文化价值重心已由崇尚自然和天命鬼神向礼乐文明演进,并具有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政治道德功能。西周后期,礼逐渐实现了转化,并因此而成为西周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是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基础。西周时期形成的人文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礼和刑的历史意蕴及其现代启示

礼和刑,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国家治理的手段和工具,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都发挥了各自的规范和约束作用。礼和刑同步源起于夏,自夏朝开始经殷直至西周,既有了礼,也有了刑,到西周时期达到顶峰。礼是指导人们该怎样行为的规范,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其功能在于引导说服;刑是对违背礼的行为进行刑罚处罚的规范,是惩恶于已然的制裁手段,其功能重在制裁和禁止。礼是引导性指导性规范,刑是禁止性处罚性规范。礼和刑有不同归宿。春秋战国时期法取代了刑,礼一方面成为生活礼仪;另一方面上,成为舆论导向和社会教化的德,这就是礼和刑的归宿。礼和刑对现代的道德和法治建设具有启示借鉴价值。     

从玉器看先秦礼制的发展

礼制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先秦是中国礼制发展的奠基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史前时期是礼削的产生阶段,夏商时期礼制初步发展,到西周礼削进入成熟阶段。而玉器作为一种独特的礼制物质承载体,与礼制之间关系密切,不同的玉器及其组合可以体现出每个阶段礼制内容的变化、发展。     

春秋时期传统礼治与法治思想的孕育

春秋上继西周、下启战国的过渡性质使其社会思想的表现极为复杂。春秋时期,不仅社会上涌动着以礼外交、以礼治国、以礼修身的传统礼治思潮,人们对传统礼治所表现出来的内部矛盾,即礼之实与礼之仪的相互脱节也发表了批判性意见。为实现“天下国家可得而正”的礼之实的政治目的,一些政治家甚至摒弃了虚而无用的礼之仪。在其政治实践中,已初步具备后世法家的法治萌芽。     

新见伐簋铭文考释

新见伐簋铭文涉及到西周的礼制和宗法等重要问题。铭文中的"遗"当训为"问",指存问、存省,为西周宾礼之一。鲁侯赐予伐的礼器"圭瓒、彝一肆,■尊"均为行祼礼之器,瓒、彝、尊在祼礼中配合使用。铭文中"伐"是鲁国的小宗,而鲁侯称"公子",为鲁国的大宗。因此"伐"虽为父辈,仍旧要向鲁侯行君臣之礼。这说明西周社会的宗法和政治是合一的。     

春秋时期礼、乐的分流倾向与“移风易俗”

对春秋“礼崩乐坏”现象，学界多从诸侯对旧有礼乐制度的僭越与破坏之事实层面切入考述。实际上，与西周礼乐一体的政教制度相比，春秋时期，乐仅保有微弱的意识形态地位，礼之意识形态地住衰落而其法治内涵得到强化。礼与乐遂出现分流倾向。这一变化，促使苟子发掘音乐的审美意识形态优势而首倡“移风易俗”．重新在理论上实现了乐与礼的并举、相济，巩固了礼乐一体在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作为规范系统的礼——从经学的现代意义看《仪礼》《周礼》《礼记》

礼既与政治、伦理的体制相关,也以当然之则为内容。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考察三礼(《仪礼》《周礼》《礼记》),首先应当关注其中的规范性观念。作为规范系统,礼属于当然之则,涉及社会领域的不同方面:从日常生活到政治践行,从个体的饮食起居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几乎所有相关事宜,礼都提出了具体的规定。以规范为内容,礼包含目的意蕴,后者又以肯定人的存在价值为前提,与之相联系,礼(规范)既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也指向合理社会秩序的建构,在这一意义上,“做什么”与“是什么”彼此交融。相应于人的行为(做事)过程,礼同时涉及手段,并以“如何做”为关注之点。从内容看,三礼对“如何做”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其中呈现的首先是行为的方式、程序。作为行为的规范,礼本身并不具有终极的意义,其存在关乎多重根据。从根本上说,礼乃是得之现实而又还治现实,其规范作用(当然之义)无法与实然和必然分离,但同时,礼又蕴含人的价值理想,从而有别于单纯的自然法则。礼的不同根据包含着实质的意义,其变通则体现了对规范形式的扬弃。广而言之,作为当然之则的礼难以回避实质与形式之辨。在礼与乐、礼与情、礼与理等关系中,礼的实质之维与形式方面得到具体的彰...     

青铜礼器与礼乐制度的历史沿革

礼器是西周统治者在举行礼典时的礼仪器具,是礼制的物质形象载体和文化象征.礼乐制度的历史变革外在体现为礼器的变化.礼器体制的沿革蕴含着丰富的礼制内涵.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是礼乐体制从建立成熟到衰退崩溃的整个历史时段."器以藏礼","礼"内涵的变化即礼器的变化.     

礼与赠送酬答诗的起源和本质

西周、春秋时期,诗、礼原本一体,诗歌的演唱是礼的仪式的内容,礼的物质的赠答酬送伴随着"言"与诗歌的演唱,列国君臣的赋诗赠答也在礼仪中进行,言(诗)的赠答酬送与物质的赠答酬送分离,亦是春秋时对于礼的本质--道德的强化的结果.伦理是礼的本质属性.赠答酬送诗由礼的物质的赠答酬送脱胎而来,自然继承了礼的伦理性质,不仅具备了礼的赠答酬送的特定主体之间双方往来的形式,而且也秉承了礼的赠答酬送对对方赞美、崇敬、友好、劝勉、祝贺等内涵和礼以"通上下亲疏远近"的本质和功能,赋予这类诗歌以实用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