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中的“散文画”

一“散文画”的提倡二十年代初,当西方近代小说理论传入中国、小说构成“三要素”(人物、情节、背景)理论受到普遍推重的时候,赵景深却依据中国现代小说与抒情传统密切联系的特征,对小说文体形式的构成要素作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短篇小说实是各种文章很巧妙而复杂的组合”,因而提出了这样一个小说的“假定的公式”:“短篇小说=抒情文+叙事文+写景文”①.也许,赵景深的小说“公式”受到过西方小说家理论“三要素”说的启示;但它却集中反映了现代小说家在强大抒情传统的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一“矢”射两“的”

“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是一个如何学好毛主席著作,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的活课堂。看了这个“展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廖初江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要学好毛泽东著作,必须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他说:“带着问题学,归根到底,就是带着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主     

从英雄悲剧到小人物悲剧——论巴金小说的人物塑造

<正> 解放前的巴金是一位悲剧作家。在小说创作上,他以人类之悲为己之悲,将无数人们的受苦、挣扎描绘出来,把普通的百姓和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之被黑暗势力所吞噬的情景表现出来,从而“将人生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鲁迅语)。激励并推动人们起来投身到变革社会的斗争中去。从美学的角度看,他的小说大都是属于悲剧范畴的,故谓之曰“悲剧小说”。对巴金的悲剧小说,我不想袭用传统美学的悲剧分类理论去评判,而拟从主人公形象系列的角度进行考察和分析。由此,我们从他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两类情况:一是取小资产阶级革命英雄人物为主角的悲剧,可以称为英雄悲剧;一是以普通小人物为主     

学习毛主席怎样評价魯迅

毛主席对鲁迅的思想、性格、创作等方面作了科学的分析与论断,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史上和文化史上的伟大贡献,作了科学的结论,指出了鲁迅的崇高地位。这一方面教导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鲁迅、学习鲁迅、发扬鲁迅精种,同时,对如何研究鲁迅的问题也使我们受到许多启发。谨将个人的肤浅体会提请读者指正。一鲁迅是什么人?毛主席说,“是新中国的圣人。”“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个英明的     

“要贴到人物来写”——沈从文“创作偈语”的形成、接受与意义

“要贴到人物来写”被视为沈从文的“创作偈语”,是沈从文与汪曾祺两代作家间的珍贵传承。在沈从文的文学观中,“要贴到人物来写”指要对人物有符合其身份、性别、性情的正确描写,是小说发挥“真善美”感化功能的必由之路;同时“人物”一词也可广义地理解为“人事”,涉及诸多人物描写以外的组织方法。汪曾祺在198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强调这句偈语,有隐在的对话意图,他通过把“人物”推到创作的首要地位,摆脱以主题先行为代表的固有文学观。汪曾祺的长期言说也体现出他对现实主义的肯认,他的选择与其自身的阅历、气质相辅相成。这一“创作偈语”的形成与接受,不仅是写作教学上一个意义非凡的成功范例,同时也反映了现当代小说观念发展中的某些流变。     

论贾平凹小说的体式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在体式上可以分为“性格”小说、“人物命运”类小说、“写意”小说、“散文化”的长篇小说。“性格”小说,“人物命运”小说以对某一人物性格的充分展现为结构重点,小说的各组织部分从不同的方面塑造这一人物性格而形成整体的组织关系,人物作为小说叙事内容的展开中心而存在,“写意小说”对于古诗文传统有着明显的继承,“散文化”的长篇小说则出现了一种“絮语化”的倾向。每一种体式都体现了他创作思想、文学观念的变化。     

企业开展“三讲”教育首先应从讲学习抓起

１９９５年以来,江泽民同志先后在几次会议上提出,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中共中央在１９９８年底下发了《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并对搞好这一教育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目的意义作了明确规定。那么,企业如何结合实际,把“三讲”教育搞得更有实效,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一探讨。一、企业开展“三讲”教育,首先应从讲学习抓起。１．从回顾我党历史上五次大的学习运动看,坚持讲学习,是统一思想,实现党的基本路线的保证。毛泽东…     

“榜”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

以说话为发端的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在结构上始终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此头绪繁多的人物和事件，如何才能恰当地组织起来，秩序井然地总绾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特别是当小说从口头文学的说话演变为案头文学以后，这种结构上的总绾作用就更显得重要和不可或缺。经过几代小说家的共同摸索和努力，一种富于民族特色的结构形式应运而生，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榜”的结构形式。所谓“榜”，就是公布的名单，它意味着某种范围的划定和秩序的排列。通过公榜、张榜或揭榜，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按某一范围和标准作一归类，或在小说开始作一…     

谈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问题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须贯彻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的方针,这是没有人怀疑的。问题是在今天形势下,对这一方针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如何具体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就是有的放矢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论学习等文件中,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针,有非常明确的指示。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态度,     

一个修正主义路线的吹鼓手——从姚文元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说起

“四人帮”中的吹鼓手姚文元,一贯以“理论家”、“文艺批评家”自居,今天发文章,明天出专著,他到底鼓吹些什么?撕去他假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还其本来面目,他是一贯把王明路线奉若神明,把周扬等四条汉子捧为祖师爷,恶毒攻击鲁迅的政治骗子。翻开姚文元一九五九年精心炮制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以下简称《巨人》)一书,就一目了然。在那里,他摆出一副“研究鲁迅权威”的架式,打着“学习鲁迅精神”,“用毛泽东思想研究鲁迅战绩”的幌子,向共产主义者鲁迅大放冷箭,对抗毛主席关于评价鲁迅的指示,卖力地为王明路线招魂,为“国防文学”翻案,     

谈胡适小说考证中的实用主义思想

胡适是实用主义思想的忠实鼓吹者,他在小说考证中的实用主义思想表现有三：一、自觉的以小说考证为契机,意在给文人学者一把治学之门的万能钥匙;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助推发力、摇旗呐喊,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民族觉醒;三、在语言文字的“破旧立新”上以白话代文言,也是胡适实用主义思想的生动体现。     

试论《红楼梦》中贾母的“人欲”观念

贾母是荣国公贾源的嫡子贾代善之妻,金陵世家史侯之女,《红楼梦》中宁、荣两府上下几百口的老太太、老祖宗。王昆仑先生在《红楼梦人物论中》说她是“宗法家庭的宝塔顶”,其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不言而喻,但她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人性,允许某些年轻人个性的自由发展,绝不是所谓的“封建卫道士”。一宝玉不愿读经书、作八股,得到了贾母的同情和庇护。第二十五回,宝玉中了邪,生命垂危,赵姨娘得意乱说。贾母痛斥赵姨娘说:“烂了舌头的混账老婆……素日都不是你们挑唆着逼他写字、念书,把胆子吓破了……这会子逼死了,你们遂了心,我饶那一个?”①…     

小说文化的必然选择:向人类自身挺进——中国古代拟实小说形态发展进程

小说作为文学这一大文化分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反映社会生活之广阔，表现人物行为之生动，揭示人物心态之深刻都是其它文学形式所无法与之比肩的。如果说“文学是人学”，那么小说无疑是“人学”的重头戏。关注人———在认识上把人作为焦点；重视人———在价值上把人作...     

对庄子的相对主义作一点分析

严北溟同志在《应对庄子重新评价》一文中指出:“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庄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如何辩证地、历史地对庄子作正确的评价,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回顾六十年代初关于庄子哲学的讨论,痛斥关锋之流的恶棍作风污染了学术争鸣的民主空气。他说:“目前提出对庄子重新评价,不仅在哲学史方法论上涉及如何准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更有着彻底清除哲学界极左路线流毒的深刻的现实意义。”     

论金圣叹性格论的内在结构

几乎所有研究中国小说史和中国小说美学的论文都把在小说中提出性格范畴的首功归之于金圣叹,这是不够准确的。其实,首先提出人物“性格”这一概念的是《水浒》本身。此语出自武大口中,用来形容武松的,当他中毒垂死之际,警告潘金莲说:“我死自不妨,和你们争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须得知他的性格!”这虽然仅为人物口头语言,但在具体语境中却完全符合小说评论中“性格”这一术语之内涵。     

回忆跟随朱总司令的日子

敬爱的朱德委员长离开我们一年了。你是红司令;是人民的光荣。这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朱委员长的崇高赞誉,是全国全世界人民心中永存的丰碑。林彪、“四人帮”颠倒黑白,篡改历史,千方百计诬陷他,迫害他,可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热爱他,崇敬他,始终把他看作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八亿人民已亲手把毛主席的英名,把敬爱的周总理和敬爱的朱总司令的英名,一起绣在光芒万丈的革命历史的金匾上,永不磨灭。     

班固《汉书》评述

“四人帮”打着“批儒评法”的幌子,狂热吹捧法家,把法家人物吹得神乎其神,甚至比马克思主义者还要高明,实际上是吹捧他们自己,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他们高喊批判儒家,要把儒家人物统统打倒,实际上是妄图打倒一大批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他们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把历史科学变为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     

王跃文的小说观

王跃文是一位有着理论自觉和理论素养、学者气质十足的小说家。他擅长通过随笔、杂谈和演讲发表对小说的真知灼见。在他看来,好小说必须讲好故事,而这也是好小说最起码的要求。但他又认为故事好编,日常难写。他本人更偏爱日常而非宏大、平淡琐碎而非离奇曲折的故事。因此,他所言的“讲好故事”本义是“讲好”故事而非讲“好故事”。在他的观念中,“讲好”故事的关键是写好人物,因此写好人物是小说家最起码的责任。写好人物则依赖于细节刻画。王跃文侧重讨论故事、人物和细节以及三者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这非常符合他“顽固的现实主义文学者”的身份。     

曹操为其法治路线服务的诗歌创作

公元一八四年爆发的黄巾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世家豪族的封建割据势力,粉碎了从西汉末以来二百多年间儒家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局面,迎来了法家路线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获得重大胜利的三国时期。在这时期出现的众多法家人物中,曹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较杰出的文学家。史称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作为诗人的曹操,其诗歌创作和他的法家路线是不能无关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曹操尊法反儒的政治路线,必然要反映到他的诗歌创作中来。     

学习和坚持毛主席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相统一的光辉思想

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取得不断胜利的过程,同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及其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总结了三大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中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和历史唯物论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提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