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初的重典治吏

在中国历史上,重典治吏政策作为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一种 手段,曾为不少封建王朝所使用。然就法网之严密、诛戮之广泛 和实行之彻底而言,明初洪武时可称得上是“历朝之冠”。关于 明初的重典之治,一些史学家和律学家曾从不同角度作过探讨, 但其研究范围大多还只是局限在明太祖滥     

重典治吏立国之本--浅析明初"重典治吏"思想的形成与表现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整饬吏治,而其中尤以明初表现突出。明朝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民族危机、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堪称乱世,明初统治者继承中国传统的“刑乱国,用重典”的治世思想,确立了“重典治国”的立法思想,“重典治国”的核心是“重典治吏”。明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实践了重典治吏的思想,写下了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史上重要的一页。     

试析朱元璋重典治官吏与屠戮功臣

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发展到后期,经历了元末的动荡,由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完成了大一统。作为一位封建政治家,他勤政爱民,不辞辛劳,为明王朝的稳定和长治久安耗费了毕生的心血。他重视法制,执行认真,冀图通过国家法律的框架严肃吏治和约束功臣。然而,事与愿违,官吏贪赃枉法,功臣更是骄纵不法,严重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严峻的形势使朱元璋的“忧危”情绪日甚一日,更激起其猜忌多疑的心理。于是,在洪武中后期,朱元璋对官吏和功臣法外加刑,进行了大规模的诛戮,确实对吏治有所匡救。但是,他狂暴杀戮,也为明王朝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就其整顿吏治和屠杀功臣的全过程而言,这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深层次的联系。     

形势严峻 治亦有方——邵阳治乱的启示

近几年,全国不少地方,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刑事案件逐年大幅度上升,治安形势相当严峻。这种情况是否不可逆转呢?湖南省邵阳市重点治乱的实践经验已经作出了否定的回答。邵阳市古称宝庆,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向来为湘西南重镇。全市辖9县3区,总面积2.08万平方公里,人口677万,其中市区人口50多万。近几年,由于对严重刑事犯罪打击不力和综合治理措施不落实等诸多原因,致使刑事犯罪十分突出,社会治安秩序相当混乱,刑事案件连年大幅度上升,1990年的刑事大案比“严打”前的1982年上升12.4倍。尤其是团伙犯罪十分突出。1990年破获犯罪团伙1110个、成员3963人,比1987年的82个、307个分别上升了13.5倍和12.9倍。部分犯罪团伙称霸一方,杀人越货,甚至公然持械同公安干警对抗,成为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1988年以来,这些团伙犯罪分子变本加历,先后制造了25起砍手指、割脚筋的恶性     

明大诰与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思想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中,主张以重典治天下者,历代不乏其人。然而,在他们之中,把重典政策高度理论化、法律化的最突出的人物,却要数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间,一直把“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作为治国宗旨。洪武时所定大明律“宽厚不如宋”;对危害君主专制统治的“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量刑也较唐律为重。他建立了锦衣卫等特务机关,监视和镇压全国官吏以至人民,设置了廷杖之刑,大诛勋臣宿将。在重典治吏方面,朱元璋比起“以刑杀为威”而称著的秦始皇来,实是凶猛得多。特别是朱元璋亲自编纂的《御制大诰》(以下简称《大诰》)、《御     

儒学社会的治乱兴衰:一种精神的限制

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前儒学社会和儒学社会两个发展阶段。儒学社会的主导精神是儒学精神。儒学精神可以表述为：以爱为原则、以君主秩序为目的、以伦理控制为手段等三个社会学式命题。儒学精神的内在规定性是伦理理性。儒学社会是伦理控制型社会。儒学社会的治乱兴衰一定意义上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兴衰。本文试图考察儒学社会的治乱兴衰和这个社会的控制类型即伦理控制之间的相关性,即考察儒学的伦理理性及其限制     

用一座城市当你的礼物

几秒钟时间里,约翰的世界突然变得一片漆黑。那是在一场足球比赛中,12岁的约翰正在带球飞奔。这样的事情在几天以后再一次重演,约翰只听到周同的声音,却什么也看不见。一系列繁琐的检查后,医生告诉约翰的父亲,约翰极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年时间里慢慢地失明。如果坚持治疗的话,也许会有奇迹。     

治乱之龟鉴，政论之典范──论陆贽的骈体奏议

中唐骈文大家陆贽的骈体奏议，在内容上提出了许多有关封建国家治乱兴亡的深刻见解和进步思想，被视为治乱之龟鉴。同时，它作为骈体政论文的典范，在语言运用、论辩技巧、情理结合、融散入骈等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它体现了唐文化兼容博大的精神风貌，是唐代骈文最杰出的代表，对后世影响深远。     

用文化产业带动城市发展——聚焦盘锦市辽河文化产业园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的辽河文化产业园,再次把目光聚焦这里,不禁看到了产业园自身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为产业园在盘锦东部城区快速崛起中所产生的拉动作用而惊奇。     

一本有突破性的法律史著作——读杨一凡著《明初重典考》

杨一凡同志所著《明初重典考》一书,最近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不囿成说,坚持论从史出,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精心考证,澄清了长期以来在研究明初朱元璋的重典之治问题上的许多不实之论,是一部力求恢复历史真相,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特别是在中国法制史研究方面具有突破性的著作。朱元璋作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立国伊始,就高度重视封建王朝的法制建设。他亲自主持了《大明律》的制定工作,同时颁行了大量条例和法令。在“治乱世用重典”的思想指导下,他“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实行了自唐宋以来空前严峻的重典之治。然而,长期以来在对明初法制的探讨方面,学者们大多倾向于朱元璋偏于轻刑或虽用重典而不及于平民的观点。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作者首先就明律、《大诰》峻令、律诰外诸峻令等逐一进行研究。通过对洪武年间的三个基本法典即吴元年律令、洪武七年律和洪武三十年律诰的制定,沿革和量刑情况的考察,认为前两个法典要比洪武三十年所颁《大明律》为     

城市经济学讲座 第二讲 城市发展和城市机能

一、城市发展的规律城市是怎样发展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从城市理应履行的经济机能说起。 (一)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城市里有两个类型的产业,一个是以城市外部的需要为对象(有时也包括全国乃至国际市场的需要)而生产移出品的产业;另一个是适应城市内部自身的需要,即从移出产业的生产活动中派生出来的需要,或城市居民的经常活动派生出来的需要(生活资料和服务)而进行的地方产业。前者称为移出产业,后者称为地方产业。从探讨引起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的角度来看,这种两分法就是分析城市发展规律的方法。移出产业可理解为促进城市发展并使它持续发展的因素,可称为基础性经济活动(城市的经济基础,或是基础性产业),与此对比,地方产业称为非基础     

城市生态系统研究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城市作为人类的聚居地,其形成和发展与环境条件密切相关。城市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实质是人类社会与生物圈之间的联系,是人与自身生存的空间——城市,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是否协调是关系到城市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所在。     

建设城市文化与提升城市竞争力

本文认为 ,城市竞争力既是竞争资产和竞争过程的统一 ,又是经济实力和竞争环境的统一。而城市文化恰恰是城市竞争过程的历史积淀和竞争环境的构建因素 ,在经济文化一体化及知识经济条件下 ,对城市竞争力而言 ,其作用越来越大。为此 ,本文提出要以正确定位、科学规划为前提 ,以文化产业为突破口 ,以树立精品为重点 ,建设城市文化 ,提高城市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