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化”还是“羌化”?——川西石棺汉墓遗址族属问题再思考

四川岷江、青衣江流域曾陆续出土大量汉代石棺墓,发掘单位或研究学者大多认定,墓葬当为古羌人遗留,甚至将石棺等同羌人文化,并认为此说已成考古学界的定论。从近来族群研究与民族考古学视野而言,这批石棺墓群的族属值得再思考,从墓葬形制的混合多样性,随葬品来源分散广大区域的现象,确实反映出两汉时期川西地区复杂的族群接触,在漫长互动过程中,被泛称为"羌"的当地民族有所谓"汉化"现象。但另一方面,更不能排除被视为主流中原汉族,在当地却为"少数民族"的中原汉人,由于徙民或互市与当地民族长期族群接触,因而"羌化"的可能。     

万州余家河墓地发掘主要收获及其意义

万州余家河墓地发掘东周、两汉等各时代墓葬145座,并发现同时期的房屋基址、灰坑、陶窑、水渠诸类丰富的遗迹.其对研究三峡地区东周墓葬内涵与特点及巴楚文化交流、两汉墓葬结构特征、埋葬习俗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考古学视野下两汉时期民族文化融合

随着汉代大一统政权的稳固,中原汉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交融。在北方草原地区,对汉朝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匈奴,但是在外贝加尔地区的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以及在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墓地、陕西神木县大保当东汉画像石墓葬群,可以看到汉匈文化融合的踪迹。位于内蒙古中南部的和林格尔画像墓展现了一个汉族护乌桓校尉的仕途经历,以及他在民族地区进行管理时,不同民族杂居和文化交融的基本情况。西域大漠中的尼雅遗址和楼兰遗址则反映了两汉时期西域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交融情况,尤其是在大漠古墓中出土的带有吉祥语的锦和各种丝织品,反映了汉朝丝绸之路上文化交融的盛况。当然从乌孙墓出土的情况看,汉文化影响的痕迹较为微弱,说明汉文化对西域各国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南方,南越王墓、罗泊湾汉墓、古滇国遗址的发掘,让我们认识到岭南百越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质,以及不同民族部落与汉文化交融的基本情况,并对两汉时期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结构有了更为具体和深入的认识。     

从娄睿墓看太原在北齐时期的民族融合

太原作为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北方重镇,一直是民族融合的典型城市。在南北朝这个特殊时期,更是成为汉人与鲜卑、拓跋等少数民族相互交融的重要地区。鲜卑人娄睿的墓葬出现在太原这座汉人聚居的城市,而且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壁画与陪葬品都具有鲜卑与汉族、西域胡族等多种民族文化特色相交融的特点,由此可见,太原在这个时期成为了民族大熔炉。     

明代外地汉族迁入宁夏南部的方式研究

明时汉族大规模迁入宁夏南部,并对该地区的经济文化、民族构成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军屯、民屯和商屯三个方面探讨内地汉族迁入宁夏南部的基本状况,可以认为屯田垦殖是汉族迁入宁夏南部最重要的方式。同时,马政、自然灾害、仕宦任职等也是内地汉族迁入宁夏南部的主要方式。     

论汉代西域的人口迁移

两汉时期,西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人口迁移大致可以分成游牧民族间的迁移和农耕与游牧民族间的迁移两大类型。西域地区人口迁移包括了战争对人口的掠夺、汉族将士在西域的戍守农垦以及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全族迁移等。总体看,该时期人口迁移以强制性和被迫性迁移为主。该时期人口迁移对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巴式编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战国到两汉时期,巴族地区窖藏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编钟,其中成组出土的编钟与楚式编钟形制相似,并具有一定的乐器演奏功能;单件出土的编钟则均为形体很扁的甬钟,其音乐功能相对较差,主要用于祭祀。     

三峡地区砖(石)室墓建筑研究

在三峡地区墓葬建筑中,砖(石)室墓是最重要的建筑形制。它虽在两汉时期开始流行,但所蕴含的文化信息相当丰富,是古代厚葬风俗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对研究中国古代风俗史和建筑史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     

川西南明清移民孤岛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

探讨明清时期川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一是孤岛汉族与后迁汉族的关系,二是汉族与周围少数民族的关系,归纳川西南民族关系的特征.孤岛汉族凭借其文化特质,保持着"我族"与"他族"的"双重"边界,显示出汉族和少数民族民族学境界的流动性,为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保护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提供新的案例.     

洛阳东周两汉瓦当概述

洛阳东周两汉时期的瓦当资料多来自于当时的建筑基址、烧窑、灰坑和墓葬中。瓦当种类有半瓦当和圆瓦当,东周时期以半瓦当为主,两汉时期多为圆瓦当。瓦当纹饰主要有饕餮纹、涡纹、卷云纹、动物纹和文字瓦当等。     

环塔里木墓葬文化及对汉唐国家认同的趋势分析

环塔里木地区的古代墓葬遗存直接反映本地区古代居民的日常信仰、经济生活、价值追求,直至对族群、国家的认同。从出土的汉唐墓葬所体现的文化特征分析,汉晋时期对中原物质文化认同性较为明显,唐代时环塔里木墓葬文化不仅体现了对物质文化的认同,社会文化、制度文化、宗教信仰等也莫不如此。这种趋同性是由环塔里木地区绿洲社会的地理环境决定的,从历史的发展看,环塔里木绿洲社会或附属于中亚或附属于中原内地,几乎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化圈。尽管这一认同趋势在环塔里木各地并非一致,部分地区绿洲国家还多有反复,但汉唐时期整体上体现出环塔里木地区对中原文化和国家认同趋势的逐步增强。     

从宁夏回汉民族的迁入和形成过程看两种文化的并存机制

宁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杂居地,现在其两大主体民族分别为回族和汉族。这两个民族的先民在入居宁夏及此后逐渐形成两大民族共居格局的过程中,也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和营造出中国传统汉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混合型的人文环境,且这种混合人文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相互适应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在这种进驻———适应———形成———再适应的历史进程中,逐步确立起两个民族在今天宁夏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共同的主体性地位。     

从北魏王朝核心区域墓葬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

北魏王朝先后以盛乐、平城和洛阳为都,都城及周边王朝核心区域墓葬分布密集,文化特征有显著的区域性和阶段性,其内涵变化反映了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盛乐时代,以和林格尔为中心的盛乐地区墓葬属于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平城时代,大同地区墓葬文化因素表现出汉文化与鲜卑文化相互交融、杂乱相糅的面貌;洛阳时代,洛阳地区墓葬文化反映出拓跋鲜卑完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改造,融入以华夏/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地区社会。     

刑事和解中"官方法"与"习惯法"关系实证分析

在刑事和解改革中,许多刑事案件的处理方式遭遇是否适用"习惯法"的难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传统文化因素较多的汉族乡村地区,一些"习惯法"被纳入到刑事和解方式的多样化探索中.它们在妥善解决刑事纠纷、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独到优势.在刑事和解中实现"官方法"与"习惯法"的互动,有利于促进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在当代中国司法中的融合和发展.     

西汉早期长安城郊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化因素

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西汉初期中小型墓葬文化面貌不清、缺少其演变规律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动因的研究等,本文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出发,借鉴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系统梳理已经发表的长安城郊中小型墓葬材料,结合秦末汉初的历史发展,提出汉初长安地区的文化面貌应是以秦、楚文化为主,其他五国文化为副的格局。在这几种文化因素的碰撞、融合、交流中,最终在文景时期比较大面积地形成了汉文化。所以汉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秦、楚文化的色彩。     

广州出土的汉代黑奴俑

近年来,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員会所发掘清理的两汉墓葬中,每出土一种陶貭人俑,它們的形象有异于汉族人民,亦不同于一般的侍俑,而是黑奴俑。这不禁使人想起两汉的黑奴与东南亚諸国的海上交通貿易的关系,与唐、宋人著述中的“崑崙奴”的关系,并涉及民族奴役、阶級压迫等一系列的問題。     

两汉经略岭南述考

在岭南地方发展史上,两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两汉中央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经略岭南的重要措施,对于当时大一统帝国南疆的开拓和巩固,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控制并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两汉上郡龟兹属国与陕北地区佛教早期传播

佛教于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内地,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龟兹国对于中国内地佛教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两汉时期上郡设有龟兹属国,陕北地区佛教传入是否与之相关?龟兹国内佛教传播早于中国内地传播。龟兹属国内的龟兹国人也对陕北地方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因此,陕北地区早期的佛教传播必然与之有着密切关系。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是指两汉时期分布在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西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厚赂"、武力统一、"故俗治"、徙民实边、打通西南夷通道等民族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西南夷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增进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东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加强边郡统治、廉吏政策、"以夷治夷"等民族政策,是以德化为主,这一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东汉王朝所委任的边吏多比较清廉,善于安抚西南夷,这也是东汉西南民族政策成功的保证.     

小河沿文化墓葬类型研究

小河沿文化是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是辽西地区史前至早期青铜时代的过渡期。随着小河沿文化遗址发现数量的不断增加,对小河沿文化的综合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墓葬是小河沿文化发现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遗迹类型,对于了解小河沿文化的文化面貌、埋葬制度、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意义。小河沿文化墓葬类型多样,且存在地域性差别。本文对小河沿文化墓葬的类型、演变、葬式、墓葬的文化因素分析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重点对小河沿文化墓葬类型进行探讨,以期更好地了解小河沿文化的社会发展状况,形成对小河沿文化墓葬类型的综合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