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态度·心的文化——徐复观论治中国思想史的解释学架构

徐复观的解释学架构是从考据与义理之辩开始的。在他看来,考据对于研治中国思想史是尽其“史”的工作,义理是尽其“思想”的工作,二者各有所本,但相互渗透。在考据义理、汉宋学术之争中,他揭露训诂学演绎法的时代局限性和非科学性,竭力批驳清人对宋学的污蔑,张扬义理之学。但他并没有由此全盘否定考据整理史料的功用,相反以发展与联系的观点建立了归纳法的新考据学;在他的新考据学中,实际上容纳了义理的方法。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考据与义理方法都是解释的方法,解释就是对史料进行爬梳、整理和诠释,从根本上把材料的精神实质从静态、僵直的本文状态中导引出来,使其成为一流动、积极的精神生命。但是在解释和操作方法的过程中,解释主体是厕身其中的,因此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解释者的主观烙印。而如何消解解释者的主观烙印,保证解释的客观性,就成为解释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徐复观走的是追问主体解释结构的路向。 、 徐复观研治中国思想史,既重方法的运用.亦重态度的契合。在反已溯求中,他认为人格又决定着解释的态度,因此整个解释的根基乃在于人性论的“先见”和心的文化系统中。     

戴震的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

在历史发展问题上,戴震着重探讨了人的基本生存要求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尤其重视对人欲、人情的研究。他提出尊重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尊重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自主创造力,并由此生发开去,论述了统治者的为治之道。在史学观上,戴震强调治史要重视经国济世,务求切于民用,同时又极为重视考证,他的史学见解,正是求实而又致用的结合。在治学方法上,戴震始终坚持考证与阐发思想的统一。他在治学中常用的因经求道与即事言理、比较分析与归纳类别、广参互证与“思之贯通”等方法,说明他既能运用考据的手段,又能超越这一手段,不满足于断章零句的解决,而能贯通群经,善于发明义理,构建自身的思想体系。     

论李贽对义理史学的系统批判

李贽研究，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课题，有关论文、论著相当多。本文是从以下三个视角来重新认识李贽的：一是明中后叶的义理史学批判潮，二是历史重构理论，三是市民史学。一、李贽对义理史学方方面面的批判李贽（１５２７-１６０２年）编《藏书》，无疑是一种"旧题新做"活动，即材料是旧的，但转换了视角，对旧材料做出了新的诠释，得出了新的结论。用他的话说，是作史，而不是述史。"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①《藏书》是一部和"旧时公案"风格完全不同的中国历史重构之作。所谓"旧时公案"，不是指…     

略论西方史学中的文化史传统

略论西方史学中的文化史传统郭长刚张有智文化史是相对于政治军事史而言的，它们不仅在内容上相差悬殊，而且在治史目的上也大相径庭，政治军事史强调史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被称为“鉴戒史学”①；文化史则注重历史的认识、审美功能，故可称为是“审美史学”。在古代希腊...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论

王国维在史学上的贡献是两个方面.其一是他在史学各个领域内创造的研究业绩;其二是他考据史学的方法论.郭沫若对王国维遗留下的“知识产品”,给了很高的评价:“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王国维治史的方法,概括起来在于他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论,确实具有治学的科学因素.现作初步探索.     

义理·考据·词章

义理·考据·词章冯天瑜史学是一门实学，是讲究实事、实证的学问，空洞议论和恣意编造都与史学无缘。史学的基本使命之一，是让人们了解过往事实的真相，因而史家必须详尽地、独立自主地占有史料，并且善于对史料作“去伪存真”的辨析，以达到对历史本来面目的“恢复”。...     

自学成才的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

黄云眉先生师宗先祖黄宗羲浙东经世之学,融汇义理、考据、辞章三种学问途径,将文、史、哲结合在一起。以史学为中心,通过考辨突出表现其史学求真与史识创见兼具的治学特点,从而经世致用。二百余万言的巨著《明史考证》,积先生四十年之功,既是超越乾嘉的考据名作,又是一部明史研究的专门论著,更蕴含着先生强烈的民族情怀和经世追求,必将成为永传后世的不朽经典。黄云眉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程千帆、冯其庸、卞孝萱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皆为先生之高足。     

近20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的几种主要趋势

20世纪后半期的前 3 0年间 ,大陆上流行的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泛政治化史学” ;“新时期”以来 ,以西方史学为背景的跨学科史学的勃兴 ,以源远流长的考据传统特别是乾嘉学派和近代实证史学业绩为依托的“国学”的复兴 ,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济学为基本预设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地位的显著下沉 ,这三大治史趋向或三大史学形态的鼎足而立构成当下史坛的总体图景。而眼前的从意识形态话语到学术话语的根本性转换 ,则显示着一场史学文体的革命已经启动。     

继承与发扬考据之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杨润根《对传统解释方法的批判与反思》辨正

清儒认为 ,学问可以归为三类 :义理之学、文章之学和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哲学 ,文章之学即文学 ,考据之学即考证古代历史文化、名物典章制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从古人治学的最高目标说 ,义理之学是一切学问的统帅 ,戴震说过 :“有义理之学 ,有文章之学 ,有考核之学。义理者 ,文章考核之源也 ,熟乎义理 ,而后能考核 ,能文章。”〔1〕从治学的过程和方法说 ,考据之学是义理之学和文章之学的基础、方法 ,戴震的学生段玉裁就说 :“玉裁窃以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2〕二人的意见不但不矛盾 ,而且相互补充。考据之学的位置和重要…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存因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西方各种史学思潮纷纷涌入中国 ,其中实证主义史学在众多昙花一现的史学流派中得以脱颖而出 ,并形成当时一股强大的史学思潮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实证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更接近。表现在史观上 ,实证主义史学所强调的依据经验事实或史料恢复历史真相的主张 ,与乾嘉史学的“无证不信、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谋而合 ;在史学方法上 ,实证主义史学的形式逻辑和归纳演绎的方法与乾嘉史学的考据方法极为相似。因此 ,实证主义史学较其他流派更容易找到与中国文化的切合点 ,更容易被中国史家所接受并加以发扬光大 ,更易于在中国生根发芽     

一部"充实而有光辉"的道教史力作——《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评介

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在其《治史经验谈》一书中,有一节专门谈历史学的“论著标准”。严先生把杨联陞提出的“充实而有光辉”作为史学论著的标准,并进一步发挥了这句话的内涵。严先生认为,“这句话显然可分为两个层次,基本上要工作做得‘充实’,但最高标准则要兼具‘光辉’。”所谓“充实”,“最主要的是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论证要“步步谨严,如做数学,无一步虚浮”。“不过精审充实只是有价值论著的基本条件,……至于欲其论著达到更高境界,则当在‘充实’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显示其有‘光辉’。”所谓“光辉”,可以从两方…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吴晗治史精神论略

吴晗一生长涉文史,覃思著述,曾对我国20世纪史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丰富独到的治史精神也成为了我们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主要表现在：一是坚持唯物主义史观;二是彰显史学致用意识;三是秉承求实考据之学;四是倡导史学普及理念;五是恪守历史教育精神。这些精神对于促进历史科学的赓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亦不无裨益。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之关系新论

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学术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这两大学术传统的渊源关系的认识,大体而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多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或“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的看法;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先是有人尖锐批评上述看法“尤其无根”,认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宋人的长编考异法”,近来又有“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亦可确言也”的论断,强调的重心完全转到宋代史学的影响,而乾嘉朴学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不计了。然而陈寅恪与这两大学术传统的关系的实际情形却非如此简单明快,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陈寅恪著述中既存在着大量可称为“准长编考异法写成”的部分——持“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说者的重要依据,也同样表现出了对于考据的自始至终的重视、擅长和偏爱——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说者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破除那种简单对立的认识框架,对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的关系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浅谈历史家的创新精神

<正> 在中国史学家的行列里,有因循守旧的人,更有改革创新的人。改革创新是我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它带来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研究中国史学史,不应忘记这种创新精神。(一) 我国史家中的创新者,大都抱有明确的治史目的,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也就是说,他们都能够把史学研究、史学著述同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力求做到史学为现实服务。孔子因鲁史而写《春秋》,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春秋》何为而作?孔子自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感到空发议论不行,而借助于“行事”即历史的叙述,道理便“深切著明”了。这是对史学作用的重大发现。尔后,孟子谈论《春秋》,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春秋之义”乃是孔夫子治史之目的、指导思想。“《春秋》以道义”,便把史学同现     

清代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理论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史家对传统史学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和重新诠释,开创出以“实事求是”为治史观念的史学思潮。它不仅表现在考史特征和具体方法层面,更重要的是规范其治史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史家撰史品德、史学求真性质、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评价标准各方面,应当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     

以诗为史与以史为诗──论史学介入诗体的两种不同方式

中国古代诗学与史学均很发达，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又有不同程度的互渗。诗之渗透于史，表现在从《左传》以来的多种史书中，都有意无意地引诗入史，形成中国中书中中有诗的独特风貌。而史之渗透于诗，也十分多见。概而言之，约为两端：一乃说诗者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有所谓“诗史”之说；二乃作诗者以诗咏史，在诗体中有咏史一格。二者构成了中国古代诗体介人史学的两种不同方式，通过透视这两种方式，以及说诗人对这两种方式的不同观念，可以见出中国古代说诗者对涉及到史料、史实、史法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二律背反现象。诗史——说诗者对…